四月份搬家之后，曾经写了一篇短文小记。后来有朋友评论说，搬家本是件苦差事，你竟然也能搬出不少乐趣来，倒也不易。其实哪有那么简单，人活世上，烦心的事情天天有，哪一天少得了？！搬了新家没几个星期，新鲜感还没消失，就收到原来房东的信件，非但没有退还我的押金，反而声称我损坏了室内的地毯，扣除押金，加上清理费等等，分文不退，除了要我再加付美元若干，还威胁说如不按期付款，就要交付讨债公司云云。在美国，很多人听见讨债公司就发怵，那种死缠烂打的讨债方式甚是唬人，往往就是赶紧付钱了事。

我当时看了信很生气，心里清楚这就是房东有意为之，不过就是想讹诈点钱财。我向来很注意房间卫生，对于房屋内部清洁和设施保护都非常在意，临搬家之前，还用了三天时间来清理，根本没有见到任何损毁之处。于是我当下就起草了一封回函，很有礼貌但是也态度很坚决地指出，我在搬家之前已经对室内状况做了录影和照相，如果你要索赔，请出示实物证据，否则就请马上退款，如果不回应，我会采取法律行动。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邮局，用专递把这封信寄给了房东。但是房东一直也没有正面回应。

说句大实话，此时此刻我也并不知道下一步具体如何是好。当时能想到的，就是上网搜索相关信息。简单地搜索了一下，竟然发现在本州的民事纠纷中，房东--房客的各种纠纷竟然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那么这么多的纠纷是如何解决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花了几天的时间作了专题的研究，一时间硕果累累，也算长了不少见识。首先本地有一些专门的民间组织，最大的有比如“房客联合会”和另外一家叫做“大地后盾”的组织，都可以提供房东--房客关系的法律知识咨询。根据统计，仅“房客联合会”去年一年之内就接到了三万多个电话咨询。同时还有一些全国性的民间组织如“美国志愿者”等，可以给市民提供免费律师咨询。而当地的律师协会也有专门的免费咨询服务时间。

于是我就随便打了其中一个联络电话，预约了与一位律师见面商谈。三天以后，我如约前往会见律师。寒暄几句之后，律师一边看我带去的材料，一边在上边勾勾画画。几分钟下来，果然是专业水准，直接就找出了几个破绽，然后告诉我，“这样的房东太贪心，没什么好客气的，上法院去告他”。我当时一听哈哈大笑，事实上这些规定我都已经查到了，来这里主要就是想跟律师核对一下。然后我告诉律师，除了上法庭，我还打算向市政府报告房东的若干违规问题，每项投诉都会罚款，而且罚款都会奖励给报告人，就是我自己。简而言之，不能仅仅跟房东争论有没有损失，还要抓他的小辫子，倒过来让他出点血，这是他们唯一能听懂的语言。律师听罢也哈哈大笑，表示严重赞赏这种策略。

虽然这个时候我已经很清楚，按照法律规定，如果上法庭打官司，由于直接违反本地的法律，房东已经没有赢的可能性，拿回押金不是什么问题，但我突然心中转念一想，想要看一看美国这种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如何运作。带着这个念头，我接着又预约了本地的律师协会和一家法律援助中心，试图看一看他们会如何援助一名想要从房东手里拿回押金的房客。首先见到的是律师协会的一位律师，高高大大的，就像那种美剧里常见的形象，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他先看了一下我带去的材料，然后就在上边做了一些注记，然后给我逐行解释。不出我的意料之外，他的建议也是上庭控告，拿回押金不成问题。我去过法庭，但还没有自己做过原告，于是顺便问了些上庭的问题。一看差不多谈了近一个小时，问了一下律师，是不是时间到了。律师回话说，没有时间限制，直到你没有问题为止。

最后是一家法律援助中心，专门处理这类房东—房客之间的纠纷。与前面不同之处，就是这种法律援助不仅仅提供律师咨询，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提供免费法律代理服务。也就是说，对于不熟悉法律的人士，可以交由这家中心来处理相关事务。进入会议室之后，我倒是被那场面吓了一跳。会议室里共计五个人在等我，一名律师，两名法学院的学生，两名法律助理。律师在问问题的同时，把我带去的材料分发给两名学生，让他们审查有无问题。言谈间，一名学生报告说房东方面有如下问题。律师一听，就在记录上花了个圈，直接告诉我，没什么好研究了，房东必须还钱。然后就告知等候在一旁的法律助理，“马上起草一份文件，根据州法，通知房东两周内全款还钱，否则就起诉”。两周之后，我收到那位法律助理的电话，得知她已经把房东退还的押金支票转寄到我的住处了。

可能有人此时会表示疑惑，这也就是私人的一点小事，何以能够和民主制度挂起钩来呢？然而在我看来，这样一件看似平平淡淡的小事里，反映出的却是美国社会关系里一些最基本的细节，而正是通过这些纷繁复杂的小节，才更能了解民主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及其对于社会中每一个人的重要意义。对很多人而言，民主的高论似乎已经听的太多了，以至于大家都能说上几大套理论，但究竟如何在现实中实施民主，基本上还都只是听说别人的家的故事了，没几个人知道到底应该如何是好。虽然各种“顶层设计”“下层推动”的口号满天飞，“一人一票”的呼吁也已经很多年，但也实际上基本沦为纸上空谈，导致网路舆论中怀疑、反对民主的人也非常之多，从而使“民主”成为了一个非常令人混淆的概念。

前一段时间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提出，美式现行民主制度的最核心之处，不是选举，而是在于提供了一个利益冲突双方（或者多方）可以进行博弈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之内，每一方的人身都是安全的，人格都是受到尊重的。但既然是博弈，就必然有输有赢，不可能皆大欢喜。因而民主制度并不能被用来做道德上的判断。在很多情况下，民主制度下的博弈结果也会是出人意料和违反很多人意愿的。比如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在很多人眼中似乎就是正义的化身，专门替天行道似的。但这其实是对美国民主模式的完全误解。更确切的说，这种理解其实就是中国“青天文化”的一种移植而已。举个例子，两年前，美国最高法院就曾经判定，公司团体可以合法资助政治选举。当时美国舆论也是非常震惊，很多人哀叹民主已死。再早一些，一位养老院的看护妇长期没有加班工资，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索要赔偿，最后竟然被九位大法官全票否决。这一决定也震动了美国社会。

毫无疑问，民主制度绝不是完美的，也永远不可能完美，选票也只是博弈的方式，并不能代表天堂的降临。但这绝不构成否定民主制度具有历史性进步意义的理由。真实民主最重要的现实价值，是在于提供了一个令弱势者可以与强者博弈的平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对地实现社会正义，使得弱势者不再那么的弱势，强势者不再恒强，从而不至于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后酿出大麻烦。目前而言，还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制度能够提供类似的功能。经济学有两条基本原理，其一是资源有限，其二是人性自利。这两点谁也无法回避。人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同时由于社会中个人的资源分配不均，因而绝对的公平根本是不可能的，有人总是处于优势地位，有人总是处于劣势，这是社会现实。 而民主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在承认现实不平等的条件下，提供了一个“次优”的选择。

在我所经历的这件小事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式民主制度的很多细节和优势所在。先从一个国内的例子说起。昨天在网上看到国内一位知名媒体人作家关于香港的一篇评论文章，其中这么一句话特别令我有所感触。作者说，“所谓正常社会就是“事情有人做、事情有人管”，也就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在我看来，这仍然是一种古老的“青天政治”情节，与现代法治观念格格不入，甚至是在为极权主义者手里递“刀把子”。可以这么说，“管”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思维方式：有问题，就要有一个官去管。而正是这种“官”和“管”的思维模式，导致了国内政府机构不断的膨胀。但是我的疑问是，“管”的边界在哪里？为什么就不能尝试一种别样的思维方式呢？即放弃自上而下垂直“管”的理思维方式，而采用水平方式的民间自治？这样既可以把矛盾消解于最底层，政府也可以专心致力于必要的公民服务。

根据我在网路上的观察，目前国内类似的房客、业主与房东、物业管理之间的矛盾也是层出不穷。大家也习惯于呼吁所谓有关部门加强管理等等，但实际上问题往往很难妥善解决，因为并没有人在“管”，不少最后都演化成冲突事件。而在美国，这类问题是完全的民间协调行为，虽然也数量极大，但很少构成社会问题。关键之处，首先在于民主制度之下，当事人无需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所谓“有人管”上，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作为与房东法律地位平等的一方，资源上处于劣势的房客有着清晰的法律渠道和法律援助去解决纠纷。很多城市里都会设置民间的“调解中心”，有问题的双方可以前往寻求第三方仲裁。如果问题仍然不能解决，进一步可以寻求法律意见，最后才是通过法院来解决。其次，很重要的一点，即在民主制度大背景下，承认矛盾是社会常态，没有人会追求所谓表面上的“和谐社会”。

如果从理论上稍微拔高总结一下，上面的论述在实质上，是关于不同社会所奉行的政治哲学的一点思考，如何解决利益主体之间冲突的不同方式，反映出的是水平型社会关系与垂直型社会关系的重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垄断，社会普罗大众无法发出声音，而一旦管理者不作为或者有所偏颇，则整个社会就可能会陷入混乱，矛盾四起却无法解决。一般而言，社会本身就具有矛盾的调节能力，这一点在前者的社会关系类型之下，就特别明显，比如我所经历的那些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在美国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但中国社会则很不幸，正如秦晖教授的描述，在1949年之后，民间社会基本被消灭殆尽，权与利空前集中，因而社会力量自我调节矛盾的能力就特别的微弱，弱势阶层往往在利益冲突中受害最深，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

谈及民主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到“自由”，因为在我看来，民主的终极目的，就是个人的“自由”。最近香港中文大学的周保松教授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论及如何理解“自由”及其社会意义。周教授的文章浅显易懂，没有长篇大论引用名人名言，没有拗口的专业名词，令我这样的外行读者受益匪浅，也有所思考。他在文章中认为，“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一个人能免于束缚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状态。自由的反面，是通过暴力、奴役、屈从、恐惧，以及种种有形无形和内在外在的手段限制人的意志和行动。争取自由，就是争取从种种不合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很显然这一定义深受西方左派的观念影响，基本上是从单方向“抵抗”的角度出发。对此定义我认为尚有欠缺之处。如果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显然不会有“自由”两个字。因而如何界定“自由”，思考的框架就可能必须置于社会关系的交互之下，否则就无意义。药家鑫案时，有人和我辩论死刑的意义，他认为制定法律就是要惩罚、震慑犯罪。而我认为法律的终极意义在于使好人得到保护。回到“自由”的概念上，我的理解是类同的，即自由既是一种过程，也是终极的目的，而其最高境界是“所有人的行为免于恐惧”。

通过在美国社会中处理这样一件小小的纠纷，可以清楚地放大到民主制度下，如何通过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来实现矛盾的低成本化解，从而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和谐，达到一种人与人之间“免于恐惧”的状态，也就是初步具有了“自由”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说，和谐的前提，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与永恒的存在。作为一种陈旧的政治哲学思维方式，中央集权体制的弊端是很明显的，一切都要有官来“管“的思维模式，只能带来更多的问题，在社会关系已经高度复杂的今天，坚持这种自上而下垂直的治理模式，已经完全无力与水平模式的民主制度继续竞争下去，更不可能产生出代表社会进步的“自由”。当今中国社会冲突不断，比如今天的四川什邡事件，就是一起典型的例子。市场经济正在催生一个要求基于水平社会关系的权利结构，而集权制的得利者仍在试图维护金字塔式的利益分配机制，因而二者之间的冲突将是无可避免的。可以预见，这种新旧政治哲学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及其带来的街头骚乱，极有可能将是未来中国社会最大的特色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