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网络言论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从数年前的张金柱案、刘涌案、邓玉娇案、胡斌案，到不久前的药家鑫案，这个问题不断地被提到法律人和传媒人面前。
论及法律与传媒的关系，有一种传统的、同时也是正统的观点认为：司法不应该受到传媒的不当影响，包括不应该屈从于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传媒相对于司法案件，应该保持审慎的态度，尤其是对于那些待决的案件，不得预先作出不客观的报道以及有偏向的评判，否则就有可能在脱离严格的法律程序的情形下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并容易形成舆论压力，干扰司法公正，造成“媒体审判”。
其实，对于中国传媒而言，这种约束本来是比较容易形成的，因为在中国，传媒也属于某种特别的公共机关，早已习惯了各种的约束，不怕多出一种这样的规制。只是在当今，网络放大了传媒，超越了传统传媒的功能，甚至变成一种难以约束的力量，似乎也对司法构成了冲击。而当下的网络世界里，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论坛上，潜伏着“五毛党”、“水军”，有“愤青”横行，“砖头”横飞，在那里，理性的公共论坛远未能得以形成，道德评判却充斥其间，而且道德评判往往采用“撕咬”的方式，使得部分网络世界似乎处于霍布斯所言的那种“人对人是豺狼”式的自然状态之中。为此，许多人更为“司法独立”而忧心忡忡。
网络与人的关系这么紧密，让人感觉要绝对隔绝网络言论对司法判决的影响，除了要求法官自身对网络言论闭目塞听、充耳不闻，几乎别无他途了。
问题在于，让法官做“E时代”的鸵鸟，成为网络世界的绝缘体，可能吗？如果司法真的就那么脆弱，那么容易迷失在网络舆论的导向之中，法官真的就那么敏感，那么容易被滔滔人言所裹挟，那么，我们本来就已经很难期待法官还能有自己的所谓“自由心证”，也很难期待司法部门还有什么“审判权独立”了。
这便意味着，在互联网时代，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司法与舆论之间的关系，这虽然也涉及到社会问题，但主要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司法自身的问题。相反，如果司法具有足够健全的机制，法官具有足够理性的定力，那大可不必自绝于网络世界，反之，同样可以出入于网络这所大学堂，有效利用其学习功能，并不妨时常通过它去了解一下国情民意。
而且，网络世界也是值得司法机关去正视的。在当今中国，网络也具有某种权利救济的功能，许多根据法律被排除在法院受理案范围之外的案件，甚至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期待得到公正的司法救济的案件，却正是通过网络而成为公共事件，并得益于网络舆论的压力，而得到有效解决。
另一方面，即使某一个问题引起了舆论风波，那这种网络言论也并非什么洪水猛兽，它恰好应验了不久前流行的那句网络用语，即：“神马都是浮云！”因为各种观点的分歧，其实都在相互碰撞、相互交锋；而各种观点的影响力，也在相互折冲、相互抵消；倘若最终果真还有某种观点能够在网络论坛上胜出，并居于主流的话，那么还真的值得人们予以认真对待。
尤其是如果言论自由的健全环境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即使一时因某个问题网络上人言滔滔，但只要假以时日，让时间去沉淀一下，那么，“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乱象与乱局也便会自行得以消解，真相和真理也会逐渐得到澄清。这说到底还是因为：网络本身就是一所最大的学堂。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当今的这种“一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媒体”（如微博、推特）的网络信息时代，网络这所“大学堂”终究要教会我们中国人懂得一个更大的道理：只要条件成熟，即使我们彻底开放言路，充分保障言论自由，我们国家的社会秩序也未必会因此失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