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约我把八十多万字大部头的《四世同堂》缩减成一个精华本，为的是便于普及。这是件积德修好的事，我没怎么犹豫就应承了下来。这个决定也有我个人的偏爱在起着作用。我的童年就是在沦陷的北平度过的，走入《四世同堂》将又一次让我重温这段历史，回味和思索当年的日子。而且，我以为《四世同堂》是作为独立作家、自由主义作家的老舍的最后一部大作品，在这部书里能看到老舍最本真的思想、理念和追求，它应该是最老舍的东西，对认识老舍来说特别有价值。
这件工作促使我把《四世同堂》细读了好几遍。我一次次被沦陷于日寇的老北京人的道德精神感动，同时又痛感今天道德大滑坡的可怕，却又觉得无可奈何。
于是，想在这里谈谈感受和想法。
一、《四世同堂》中评价人物的标准
我们先来看看书中两位虽不重要但很奇特的形象:小文夫妇。这可能是除了老舍谁也写不出来的人物，是老舍独家的精彩。小文是位前清的准侯爷，辛亥革命把他从“金子里的生活”扔到小羊圈胡同的大院里。奇怪的是这夫妇俩对失去的权位、财富完全不留恋不惋惜，他们整天醉在京剧艺术里头，过着超然、坦然、泰然、怡然的日子。他们对邻居、戏友没一点架子，邻居有了难他们能把最后一毛钱捐出来。他们并不关心国事，却可以用壮烈的死回答日寇的暴行，在生死关头爆发出中国人的勇气。可他们实实在在是没落的清朝贵族。
这让我们联想起另一个清朝贵族，在《正红旗下》里叫定大爷，在现实中就是刘寿绵，宗月大师。他虽出身豪门贵胄，却是最无私的大善人。老舍说，“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老舍把他当做恩人和精神的导师。
至于那个最终命运和老舍极其相似的祁天佑，他是个掌柜的，要是按革命的阶级划分标准必是资产阶级的人物。可是他一生诚实，守规矩，爱体面。他以投水自尽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清白。这算什么阶级的精神呢?
最让人敬重的钱诗人，是地道的传统的旧知识分子。他“老是那么谦恭和气，教人觉得舒服”，然而面对日本的暴行他比谁都坚硬，是真正的英雄。他又是哪个阶级的英雄呢?
近几十年，在大陆上的我们评价生活里的人还是文艺作品里的人物，无论谁都必须遵照政治标准做阶级分析。《四世同堂》是老舍20世纪40年代（1944—1946）在大后方和美国写的，那时候政治标准管不着他，他也不管政治标准。超阶级，超党派，重道德是此前的他一贯的为人的准则，所以他到处都有朋友，不管他们头上贴着什么标签。他对人非常宽厚、宽容，这既是他的观念，也是他的性格。所以他比任何人都适合当文协主席这个最难当的角色。
在他的作品里也一样。老舍是穷人出身，可是评断人的好与不好，他完全不管阶级。
老舍的超阶级，重道德，有道理。
二、《四世同堂》中道德的内涵
祁家在北郊有块坟地，看坟的老农民常二爷在一次进西直门时，让日本兵抓住，罚他跪在城门洞。受罚后的常二爷痛苦万分，觉得受此奇耻大辱简直无颜活在人世。老舍说:“他是个中国人，北方的中国人，北平郊外的中国人。他不认识多少字，他可是晓得由孔夫子传下来的礼义廉耻。他吃的是糠，而道出来的是仁义。他一共有几亩地，而他的人格是顶得起天来的。他是个最讲理的，最知耻的，全人类里最拿得出去的，人!”这段话给了我们一个直接的提示。它表达的是《四世同堂》的也是老舍的核心观念。
《四世同堂》第五十九章:表面上，他还维持着镇定，心里可像有一群野蜂用毒刺蛰着他。
老舍是较早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派作家，外表是西服、手杖，在观念上有着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内心深处却还是固守着中国的传统道德。老舍是北京人，生在北京，熟悉北京，但从1924年他就离开了北京，到写《四世同堂》时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在北京生活过。抗战期间他更没有沦陷中北平生活的经历。所以，《四世同堂》里的人物都是在老舍心里按他的积累、理念和想象构思出来的。在他的心目中，老北京人并没有什么先进的主义引领，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只有潜移默化浸润他们心灵的传统道德。尤其应该一提的是，这八年里并没有一个精神领袖式的人物出现在书里用来改造民众。钱诗人、瑞宣对周围的人有些影响还远远够不上精神领袖，思想也没有超出礼义廉耻的范畴。这反倒体现出老舍对传统道德的信心。他的理念是有中国固有道德支撑的老北京人，穿越八年沦陷的熬炼，经受血与火的考验，一定会得到提升，甚至是升华。
抗战期间，老舍曾经为了抗日大局搁置了带给他巨大成功的自由主义，他不仅写小说，还学着写剧本、写快板，把文艺当做宣传，因为“国家至上”。到了开始写《四世同堂》的1944年，老舍已经回归了自由主义，回归了小说。他不再是为了形势的需要而生产文字，他开始追逐“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的“梦想”。（参见孙洁:《世纪彷徨:老舍论》）这时候的《四世同堂》虽然写的是抗战，应该说很少掺进什么外加的东西，而是他本性的表达。也许有人从贯穿全书的爱国情怀里还要想起“国家至上”的影子，我倒是从那刚烈和忧愤的浩然正气想到我们民族文化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想起五德和四维的传统。
三、这里的老百姓没有完人，却都可敬可爱
我说的不是所有的北京人，是老百姓，是普通民众。
《四世同堂》也写了一批人渣，那是为了在对比中反衬善良的老百姓而设计的，是用“渣”来衬托“钢”的。它表现的是民族道德背弃者的丑恶，从否定的角度完成着主题。当下有的话剧改编，为了噱头，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为了“舞台效果”，让大赤包、冠晓荷们大出风头，换取票房和廉价的掌声，而老实的百姓却不大“出彩儿”。这是本末倒置，违反了老舍的本意，当然不可取。
其实，把这贫富悬殊的几家人都放在小羊圈胡同，多少有些勉强。从“小羊圈”这个胡同的名字和通到大街那窄得出奇的葫芦嘴子看，这里该是属于贫民区。显然是为了情节开展的需要和对比效果的需要，硬把冠晓荷、大赤包、牛教授他们搬到这个小胡同里来。这么一来，虽然有点不合生活常理，可是写着便当多了，在艺术上是容许的。
现在，我们把这些人渣放在一边，专一谈谈那些普通百姓。我在小标题里说这里的老百姓没有完人，却都可敬可爱，这从艺术上固然与老舍对人物塑造立体化、个性化的追求有关系，更主要的是来自他对中国国民性格的理解。
血脉相连的亲情使老舍对北京的老百姓怀着太深的爱，正因为此，他在赞美他们的时候决不放过他们的种种毛病。他像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举起手术刀，又稳又准，把传统文化的弊病切割出来。诸如:愚昧麻木自欺欺人，家庭观念高于国家观念，礼教的陋习，苟且偷生能忍自安的奴隶哲学，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学等等。而作为老舍的特点是在解剖这些陈腐的心理积淀时，他的刀锋总是带着温情，常常把尖锐的讽刺化作幽默的调侃或善意的夸张。这也是因了他的感情。
小说的主要意图，老舍关注的重心是把种种尘垢遮盖下的真正闪光的灵魂发掘出来。在这个炼狱中他们都在变，变得更可敬可爱。
那位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只想着用破缸顶住自家大门的祁老太爷，面对手枪挺起了瘦而硬的胸膛。
那个在家事上贤妻良母恪守孝道而在国事上懵懵懂懂的韵梅，在败类的面前抬起了头，自傲地觉出自己的硬正。她甚至能以“那几千年文化培养出的一点一视同仁之感”可怜那同样不幸的日本老太婆的遭遇。
瑞宣从忠孝不能两全的惶惑中走了出来，参加了地下工作。超然世外独善其身的钱诗人，经过酷刑的考验，成了铁骨铮铮又神出鬼没的斗士。
热心助人的李四爷为邻居做了数不清的好事，终于，面对日寇的暴行与侮辱，甩掉了自己谨小慎微的处世哲学，向敌人举起拳头，而后壮烈牺牲。
靠拉人力车养家糊口，习惯打老婆的小崔，也能激于义愤把冠晓荷赶下车来。
剃头匠孙七终日只知做活养家，在被日寇活埋的时候，不再胆小，不再怕死，他先亲手活埋了卖国求荣的冠晓荷。
《四世同堂》第九十八章:“日本投降了。”话一出口，眼泪就沿着腮帮子滚了下来。
那个为了饭碗继续当差的白巡长，暗地里千方百计护着百姓，最终参与了抗日工作。
就连冠家大小姐高第也由起码的善恶观出发，从看不惯父母的汉奸行为逐渐觉醒，逃出北平，参加抗日队伍。
……
这些人，经过老舍的发现，一个个，都有了自己的闪光点。同仇敌忾的大义，淳朴的爱心，使邻里们成为一个无论多大危险也相互关怀救助的整体。这一切显示了老舍对老百姓特别是底层民众的本质方面的认识和信任。他坚信世代传承在百姓心底扎了根的礼义廉耻有这个生命力。
应该注意到，老舍在《四世同堂》里表现和肯定的五德四维已经与早先的传统意义有了很大的不同。在这里“忠”已经不是对某个统治者的忠，而是忠于中华民族，忠于祖国。“义”，是民族大义。“孝”，已不是“无违”和“父为子纲”，瑞宣、瑞全走的路跟老爷子完全不是一回事。在《四世同堂》老百姓群体所表现的气节、尊严已经超出了个人，具有民族、祖国的更高层次的意义。
再来看看小说结尾部分吧。胜利到来之时，瑞宣及时阻止街坊们揍日本老太婆这一段常常被大家赞赏，认为体现了老舍高远的精神境界和政治眼光。这段描写中，瑞宣的开导固然重要，然而街坊们在群情激愤的时候为什么能这么快地冷静下来，听从了瑞宣，就更耐人寻味。这里最大的亮点是中国民众的善良。瑞宣其实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打算先揍这个老太婆一顿吗?”恐怕就是“老太婆”这三个字让他们忽然记起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这些古训。也许谁都没想，只是触动了他们的仁爱之心。此时，这仁这爱已经超越了国界。我在东京的讲座上给日本朋友讲老舍时，就发现他们对这段描写特有感触。
虽然如上所述，此四维已有别于彼四维，传统的四维，但是，由于小说所反映的特定的时代，有它特定的题材和主题，也由于老舍那时对如何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自己也没想得很明白，所以，总的来说，这部小说的人物都没有表现出明确、彻底的现代意识，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等政治诉求离他们自然是很远的。
四、改造国民性，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
进入了现代，中国不少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在关注国民性改造问题。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林语堂、张元济等一个个大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了不少主意，写了不少文章、文艺作品。可是把老舍摆在这个背景下考察，就会发现他有很大的异样。以鲁迅为代表的很多先贤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大都以批判为主，他们作品里的老百姓多是可悲的可怜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主调。老舍也对国民性的弱点进行尖锐的批判，《二马》《猫城记》《离婚》都是其中的重炮。但他又以同样的努力和激情发掘着中国普通百姓精神中的优质，从《老张的哲学》开始，一直没有断。在发掘民族性优质方面，老舍是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个。《四世同堂》则是他最集中的一次努力。
1935年老舍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里回忆1929年在南洋的感受，说那时就立志要“写中国人的伟大”。他说:“中国人能忍受最大的苦处，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疾痛:毒蟒猛虎所盘踞的荒林被中国人铲平，不毛之地被中国人种满了菜蔬。中国人不怕死，因为他晓得怎样应付环境，怎样活着。中国人不悲观，因为他懂得忍耐而不惜力气。他坐着多么破的船也敢冲风破浪往海外去，赤着脚，空着拳，只凭那口气与那点天赋的聪明。”在《四世同堂》里老舍确实写出了经过炼狱的中国人的伟大和中国人灵魂中道德的力量。他不无自豪地嘲讽日本人对中国民众认识的浅薄和偏见:“他们为了施行诡诈与愚弄，他们所接触的中国人多数的是中华民族的渣滓。这些渣滓不幸，给了他们一些便利，他们便以为认识了这些人就是认识了全体中国人，因而断定了中国文化里没有礼义廉耻，而只有男盗女娼。”《四世同堂》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颂歌，中华美德的颂歌，也是礼义廉耻的颂歌。
道德观念的历史是个很复杂的文化现象。礼义廉耻这些观念从初起时就杂糅着优劣并存的因素。千百年来历代统治者是在不停地往这里塞进许多陈腐的东西，可是中国人民和他们的优秀代表又像灌溉着祖国大地的长江大河一样，用汗水，用鲜血，用身躯，用坚守，用牺牲，用无数感天动地的事迹又给它们注入了极其丰富的内涵，从而造就了它们真正的价值，成为中国人灵魂的土壤。中国人的道德，要更新，要复壮，绝不能从这个基地上把根拔出来。其实，世界文化中那些好东西都是相通的，改造中国文化，实现中国人的道德重建时，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是很不明智的，是背离中国实际的。
这里，我要插说一句:也许有人担心，“礼义廉耻”，蒋介石、国民党用过，我们不好再用。这就可笑了。“礼义廉耻”并不是他们的发明，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大家熟知的那句名言: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是春秋时期管仲老爷子告诫中华子孙的话，怎么国民党一用就成他们的专利了?话说回来，如果两岸都尊奉共同的道德圭臬，不是更能证明同种同宗而有利于祖国统一吗。
在礼义廉耻的基础上经过鉴别、筛选、改造、更新，建设中国的民族精神，这是否可以说是老舍多年思考、探索后用《四世同堂》作出的形象的述说。
五、老舍的启示，行得通吗?
记得20世纪50年代冯友兰先生曾经大力提倡过“抽象继承法”。他认为某些古代哲学命题可以区分为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其抽象意义往往可以为一切阶级服务，因而可以继承。后来遭到严厉的批判。从此抽象继承法几十年销声匿迹。但现在想起来此说还是很有道理的，它不仅是个理论主张，它也真实地反映了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过程。《四世同堂》中老舍给我们的启示与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是很契合的。他在书中所肯定的四维五德，与孔子、孟子、《礼记》、荀子那时提倡的这些道德观念在具体意义上就有十分明显的不同。
老舍的这个启示，在当年对改造国民性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途径。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道德建设的成功已经是世所公认的范例。然而，在我们今天它是否还能行得通，我不免犹豫起来。
老舍在抗日战争时期仍然坚信，中国民众在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中华民族道德的好的传统，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中国现代历史上曾经有过“打倒孔家店”等思潮。在“五四”大潮中反孔反传统有它的合理性，而同时我们的一些先辈却也有对民族传统的劣质和优质缺乏分析的简单化的偏颇，但是毕竟这些思潮影响的范围有限，深度有限，时间有限。不久，由于民族矛盾的上升，救亡和抗战上升为中国人共同面对的主要课题，因此，反传统思潮并没有动摇了民族道德传统的根基。尤其在民间，好的坏的，大体依旧。
然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历史造成的道德的滑坡和缺失。一次次和意识形态绑在一起的政治运动，家喻户晓的大批判，城市到农村人人“灵魂深处闹革命”和“彻底决裂”，是非颠倒，正义蒙冤，扭曲了人们的灵魂。道德传统中的劣质特别是忠君思想、奴才哲学、等级观念、自私自利等都发挥到了极致。在这种情况下迎来市场经济和腐败泛滥的严重考验，民众的传统美德面临严峻的局面。
叶永烈在《我的精神家园》里曾发表过他的一个看法:“国民根性具有高度的稳定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都不容易改变。对于古老的传统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我以为，这种稳定性也不是绝对的。中国近几十年有两代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出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过较多传统教育或影响的一代人，活下来的也都垂垂老矣，道德传续有一个难以跨越的大裂谷。就是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也未必都能坚守。看来，精神废墟的重建比物质废墟的重建要艰难百倍。
属于意识形态的道德永远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的重建也就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它只能随着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而逐步取得成效。道理是明摆着的:当官员们肆意挥霍公款的时候，要求百姓们“非礼勿取”是不容易的;在百姓们感觉不到国家是自己的时候，很难要求他们“克己奉公”。在当今社会的道德环境中，有教人学好和教人学坏两种力量，如果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教人学好的力量永远处于弱势。因此，道德重建所必需的前提条件是否具备，还有待时间来验证。
老舍《四世同堂》的颂歌是现实主义的，也有理想主义的性质。1949年老舍回国后结束了独立作家的身份，此后没有也不可能重提他的道德建设理想的主张。今天的形势下，学者们不再避讳这个问题，公开发表着各自的主张，做着一些探讨。同时，在官方的允许甚至鼓励下，各种形式的尊孔活动又起，人们穿起自己设计的古代服装祭孔，还派人到韩国去学习了祭孔的礼乐。有些小学开学时也要向孔子行礼，开笔破蒙，朱砂开智，诵读《论语》。不久前深圳世界大运会的宣传标语也在围绕“仁义礼智信”做文章。这似乎都在做着继承发扬优良传统的努力。但如果孤立地停留在形式层面上，单纯就道德论道德，甚或不分好坏原封照搬，效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这就是我对老舍的启示是否行得通感到疑惑和忧虑的原因。
但我仍然期盼着。我坚信，老舍先生的愿望最终不会落空。来源: 《随笔》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