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祚五千多年的封建中国其实有两个涵义，一个是二十五史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王朝中国，乃治乱兴衰的中国；一个是贯穿了所有封建王朝的中国，叫文化中国。所有的王朝都在兴亡交替中，短则数十年，长则数百年，难逃一亡。唯有文化中国，绵延越千年，还在发展，凝然而成文化江山。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顾炎武看来，改朝换代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而汉族文化的沦丧，具有更为严重的历史后果。因为，汉文化的兴亡，才是每个人休戚相关的大事。
儒家的“忠义”史观，是中国数千年传统道德的最高原则。“忠义”，乃“忠为报国”。孔孟之后，封建统治者则将其异化为“忠君报国”。顾炎武这痛心汉族文化衰亡之感慨，显然仍未从根本上捅破君权专制下的“忠义”观念这层薄纸。
专制王朝的君王是国家的主宰，也是国家的象征。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概括。还有所谓“朕（皇帝的自称）即国家”，“朕即天下”的说法，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君王和国家的关系，所以把忠君和爱国联在一起，忠君必然爱国，爱国一定忠君，要杀身成仁保全名节。但我以为，在民族危亡之时，这“忠义”还有一种值得思考的内涵。它不仅是争得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也是生命价值之所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儒家忠义史观局限性显而易见。
要在举国“君君臣臣”的观念思维根深蒂固，每临大事献忠耿表忠心的专制氛围里谈爱国，其实最不容易。中国历朝历代，都在灌输忠君教育，传承讲说忠君故事。正如《正气歌》中所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奖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从比干到伍子胥、吴起、蒙恬、陈平、李广、李靖、苏武、诸葛亮、萧何、魏征、寇准、杨业、包拯、史可法、文天祥、海瑞、郑成功、夏完淳，左忠棠、林则徐……他们中既有学富五车的文官，也有能征善战的武将，既有冒死进谏的耿耿忠臣，也有宁折不屈的愚忠臣子。在近现代中国，更有包括谭嗣同、秋瑾、李大钊、瞿秋白、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顾准等英烈们，多少英才在权力专制的残酷，独裁者独断专行中灰飞烟灭、含冤蒙垢。
爱国本是一种高尚人格的体现，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怀，是一种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尊严感，是一种大气磅礴与生俱来的澎湃气势！可是综观历代王朝所有的爱国超越自己生命的先辈们，悲剧的一生几乎成了宿命的归宿。
爱国者悲惨结局，最早可能就是殷商时代的太师比干了。他一生忠君爱国，倡导“民本清议，士志于道。”商纣王暴虐荒淫，横征暴敛，比干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剖视其心，其悲惨结局至今读来仍触目惊心。
屈原满腔爱国热情，却备受冷落、猜疑、排挤，他谱写《橘颂》、《离骚》、《天问》、《九章》、《九歌》，写不尽的爱国赤诚，表不尽的雄心壮志，诉不完的铁血丹心，道不出的彻骨悲凉，“路漫漫其远修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问天地无语，报国却终无门，被奸佞所害，在无出头之日的悲愤绝望中，终于毅然决然地抱石沉江，汨罗江的水声里，至今仍在汩汩悲鸣，其哀大莫于心死的决绝想来潸然泪下。
贾谊一腔赤诚爱国，先是被王公权贵们嘲笑奚落，后是被贬去湖湘蛮夷，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有在巫山云雨潮湿的南国踽踽独行。面对滔滔湘水，他满腔悲怆地写下《吊屈原赋》，阴阳两界竟容不得俩颗伟大爱国的灵魂。“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耳闻目睹内忧外患、隐患重重，他虽极力喊出盛世表象下“可为痛哭者”、“可为流涕者”、“可为长太息者”但终是在忧愁愤懑、涕泪交加中黯然离世。连把专制独裁玩得炉火纯青的毛泽东也为他鸣不平：“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七律•咏贾谊》）
岳飞不惜用脊背刺字“精忠报国”来申明爱国矢志，半生都在准备“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但“莫须有”三个字，千古奇怨，风波亭的惨案，痛彻历史。曾有诗人悲愤喊出——这是历史的悲哀，是时代的不幸，是正义的屈辱，是良知的死亡。苍天，哭泣吧。大地，怒吼吧。太阳，坠落吧。宇宙，毁灭吧。”
辛稼轩爱国，半生都立志要金戈铁马收复河山，“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但他年年“遥岑远目，献愁供恨”却只能在“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揾英雄泪”。 从一个沙场英雄对军营的渴望，到一个忧国游子对苍天的发问，从“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的心病，到“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 “可怜白发生！”的内痛，这既是终身遗憾的叹息，更是一生悲壮的呼喊。
陆放翁爱国的“一片丹心”始终得不到展示的机会，不能不常常感到压抑和愤慨，“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气如山”的雄心壮志与“空自许”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郁结在心的郁闷、失意、悲怆化做了诉着作者心头对“和戎”国策的谴责和报国无门的憾恨。六十八岁，尽管年老体衰，闲居乡下，却仍然盼望着为国尽力。“僵卧荒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最后只能寄希望于《示儿》“死后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此情此景，读来怎不令人仰天痛惜！
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连一向在闺阁中吟咏“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崇尚在“绿肥红瘦“中卿卿我我的女词人李清照也一改缠绵悱恻的词曲，下笔情辞慷慨，激昂雄健，与她的词风迥异。政治抒怀诗中“凝旒望南云，垂衣思北狩”，“凶奴畏王商，吐蕃尊子仪”，“夷狄已破胆，将命公所宜”；“或取犬马血，与结天日盟”等词语。真不敢想象，这是出自一个弱不禁风、郁悒伤秋、手无缚鸡之力的佳人之手!存在决定意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把这位婉约词人赤心表白的爱国情操推向顶峰。
秋瑾爱国，面对国土沦陷，民不聊生，“外侮侵陵，内容腐败，没个英雄作主。天乎太瞽！ 看如此江山，忍归胡虏。”面对民众“秋风秋雨愁煞人”的一贯麻木劣根性，这位鉴湖女侠立志“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她大声疾呼“堂堂中国，岂能为奴？柔弱的肩，怎能挑中华重担 ？苟且的心 ，怎能使中华振奋？秋瑾 !秋瑾 ! 渴望“几番回首京华望 一身肝胆男儿心”、“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含笑饮恨饮弹。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四句诗，以半生孤苦伶仃、悲惨悲愤的遭遇，泣绝命词把爱国的绝命归宿诠释到极致。
谭嗣同爱国，矢志不渝于“戊戌变法”，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慨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他被绑缚于菜市口行刑途中，麻木不仁如行尸走肉的老百姓却拿乱菜帮子往他脸上扔……
爱国者多是以修齐治平为已任的文人，而且大都被肝脑涂地、身诛祸族，而名符其实的卖国奸贼大都笑到最后。“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王朝爱国者的周期律至今仍循环往复。
如果没有爱国的袁崇焕，明朝可能至少提前十年被清朝灭亡，如果袁崇焕没死，至少在他有生之年，皇太极的八旗铁骑无法越过长城。但同样爱自己天下的崇祯帝，在凌迟酷刑袁崇焕的同时，把国家也套进了绞索。爱国即忠君的王朝本质，掩盖了始终专制的根源。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扬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再回顾文天祥和林则徐壮烈而又悲情的一生，刚正不阿胸怀大志，为国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为民心系众生政绩斐然，却一样难逃当权者的冷眼相待，始终被奸佞者的诽谤诬陷、排挤、打压、流放，如果说这样的爱国情怀都要注定是悲情的一生，那么，爱国岂不成了一道打不破的魔咒？这样的结局令人怎不浸透骨髓的心寒？历史的悲喜剧总是一直惊人相似地在上演，历史是由忠臣和奸臣一起来抒写的，忠臣和奸臣爱国的最大区别是，一个以国为重一个以家为重。国是众生的利益，集体的荣誉，家是自己的算盘，个人的前途。由此想到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正爱国者们，他们的境况一样令人唏嘘无语。有多少黄钟假汝之名被毁弃，又有多少瓦釜假汝之名在消蚀！还有多少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爱国思想和思想者，仍然被囚禁、压制、掩盖！
历史一再印证，在极权专制的国家，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是极权者最后赌注的骰子，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金正日、卡扎菲……
正如南非的图图大主教曾提醒那些主张“团结一致往前看”的人说：“不经审视的过去、不被承认的过去，将具有强大力量回到现在，继续如鬼魂般纠缠我们。”
历史，最艰难的是人类的“认识你自己”。在历史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无知，而不能动辄就以“伟大、正确，英明决策、运筹帷幄”的王者自居，王权国家的本质其实就埋伏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