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粗略地介绍了项怀诚的人生轨迹，也就是他的成长道路，如果说是写真，算不上素描，只能算是一帧速写像，读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辉煌的业绩，高贵的地位，完全是他以德才为基础加上个人的奋斗的结果。但他个人从来不这样认为，他说，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提出了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专业化”，他很幸运，赶上了三中全会后好的政治环境。他认为一个人的成长和他的环境是分不开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试想，如果在“左”倾思潮的笼罩下，以出身如何来判定人才，项怀诚再行也不可能被重用。时代变了，用人的政策变了，他才得以出人头地。这就叫“时势造英雄”。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长期的知识和能力的蓄积和储备，机遇再好，也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所以人们说，责任总须交付能够承担的肩膀，机遇常常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但项怀诚从来不强调个人奋斗，他有一颗感恩的心，他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领导的培养。他说：“如果没有劲夫、吴波、丙乾等老部长们培养，我不可能成长起来。”提起过去的领导，他总是赞口不绝。他说张劲夫部长“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人，有真知灼见”。他说吴波部长和王丙乾部长，“为人非常亲切，也很随和，他们在财政部都有很高的威望”。他常常满怀深情地回忆，“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小青年，慢慢地入了党、提了干，一茬一茬的老同志手把手地教我。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我什么事也做不成。”这就是一颗感恩的心，这正是中华民族优秀品德在项怀诚身上的体现。有了感恩思想，一旦自己通达之后，就要设法回报他人，回报社会。人人都有感恩的思想，就能组成一张“爱”的大网，覆盖我们整个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一片和谐的氛围。项怀诚的敬业精神、高度的责任心，正是在这个基点上产生的。他常感到，如果不把工作做好，就有愧于党的培养，有愧于领导的重用，有愧于人民的重托。因此他办事十分谨慎，总有一种“临薄”之感，光怕出问题，事必躬亲，不假他人，因此他个人常常加班加点，挑灯夜战，甚至通宵达旦。他辉煌的业绩绝不是轻易得来的。我也常常思考现在一些官员，他们一旦爬上高位，总感觉自己有天赋有才能。工作有点成绩，强调自己“能干”，自我膨胀，总感到社会对自己回报的不够多，于是就要伸手，贪污腐败随之而来。究其原因，就是缺乏一颗感恩的心。
有了感恩的心，随之而来的是谦逊。财政部有了成绩，常常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表扬，他总是说，那是财政部全体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个人不能贪天之功。当人们赞扬这次财政体制改革的伟大成功时，他总是说，那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朱镕基同志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者，他的领导、他的能力对我教育很深，我能有这个机会追随他的左右，一起来完成财政税收的改革，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项怀诚同时强调指出，不能把中国财政改革完全归功于后三十年，其实前三十年（1949---1979）对财政改革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没有前三十年的经验积累，就没有1994年改革的成功，就没有后三十年的成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看得远些。他身为财政部长，却称自己是一名财税从业人员。他胜利地完成了这一轮改革，并取得世人瞩目的成绩，客观地说，他应是决策者之一，但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决策者。这些反反复复的发自肺腑的语言，表现了他的谦逊。中国有句古话：“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见《国语》）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是在项怀诚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吗？
正是由于他谦逊的本质，所以他当了高官从来不摆官架子，不搞特权，生活非常简朴，所以被世人誉为“平民高官”。试举一些小例子。
财政部规定上午8点半上班，他7点半准时到办公室，自己打扫房间，打开水，然后按部就班开始处理政务，闲暇之时就读书学习。1998年提升为财政部正部长、党组书记，可以说是大权独揽，但他从来不独断专行，有事就主动找大家商议。他提升得快，四年间由一个副科长升到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很多同志原来都是他的领导，现在却成了他的部下，成了被领导者，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项怀诚很会处理这个问题，有事要商量，他从来不把别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而是主动到他们的办公室去，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礼贤下士”。虽是小事，一般人做不到。如今有的人一旦升官，就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神气得不得了。实际上这是一种浅薄的表现，成不了大事。
项怀诚从来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他当副部长的时候，他的爱人郭沔（他俩中学大学都是同学），正在北京一所回民中学当语文老师，这是一项非常紧张而辛劳的职业。项怀诚如果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安排她到一般财经学院教个公共课也只是一句话的事，但他不这样做，老伴也没有这个要求，她说：“我在这儿挺好，还不愿沾你的光呢！”再举一个例子。项怀诚调到国家税务总局当局长时，大女儿这时在税务总局当一名副处长，他对女儿说：“老爸在这里当局长，你干得再好，也不好提拔你，瓜田李下，咱不能不避嫌。你要觉得委屈，就自己另找出路。但不要去经商。”女儿也争气，凭本事考进了安达信会计事务所。这件事项怀诚亲口对我讲过，我心中暗暗升起一种敬佩之情。
他生活上不搞特殊化，勤俭朴素，保持平民本色。1986年升任副部长时还住着两室一厅的普通楼房，并且还和别人合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家中还没有安电话。有一次姚依林副总理的秘书晚上有急事找他，查了半天居然找不到他家的电话号码，从此之后，才紧急给他家装上电话。他衣着朴素，从不讲究，平常只穿一件价值50元的蓝布休闲服，冬天外加一坎肩，夏天经常穿一件白衬衣，内穿一件圆口和尚汗衫，上面还有不少星星点点的窟窿。他对人说，穿长了，有了感情，就舍不得仍。当然，一些公共场合，如接见外宾、出国访问、记者录像，必须是西装革履，衬衣领带，形象俨然矣。但即便这时，他也不穿名牌。2002年7月项怀诚赴丹麦参加亚欧财长会，去首都机场的路上，随行人员看到他穿着一条崭新的裤子，目光都聚焦在他的裤子上，项怀诚顺势问道：“大家猜猜，我这条裤子值多少钱？”部长的裤子谁敢贸然开价。大家面面相觑，项说：“十几块钱！不像吧？三里河市场大棚拆迁，商场忙着处理存货，我顺便买了一件。”谁能想到，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气度不凡的一位大国财长，居然穿着十几块钱买来的裤子。
项怀诚在吃饭方面也同样不讲究，他最喜欢吃的是面条，并对面条颇有研究，为“面条”写过好几篇文章。他说，我从小爱吃面，几十年吃过不少的面，山西的刀削面、兰州的牛肉拉面、陕西的臊子面、广东的伊面、上海的烂糊面、北京的炸酱面……各具特色，都很好吃。但他最爱吃的是家乡的阳春面。当了部长后工作更忙了，有时顾不上吃中午饭，他就冲一包方便面，算是一顿午餐。部长，当然配有专车，如赶上节假日有事用车，他很少用自己的司机，让司机充分享受自己的休息日，打电话叫值班司机（他们轮休），有什么车就用什么车，从不挑剔，偶尔还会打的。一次他在首都宾馆参加一个会议，司机有点私事，项怀诚叫他开车走了，会议结束，他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坐上走了。身后的邓楠（邓小平之女）开玩笑：“项部长这是去哪儿幽会？”到国务院开会，有时蹭坐随行的副部长楼继伟的车去，他说，省一点是一点，又能少麻烦一位司机，岂不一举两得？
以上介绍了项怀诚衣食住行方面的几件小事，事小旨大，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小事能反映出一个人的高贵品质。
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的钱多了，人人都看准了这块肥肉，不断有人到财政部来要钱，而且越来越多，来的规格（官员的等级）也越来越高。项怀诚坚持一个原则：你来我也给你这么多，你不来我也给你这么多。他谢绝一切人的请客送礼，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有人背后说他：项部长脖子后边的那根筋有点毛病——只会摇头不会点头。项怀诚听了也不恼，反而笑着说：“我们有些同志很厉害呀，骂人都是不带脏字的。”
其实项怀诚并非没有人情味，他是位非常重视友谊和感情的人。但是他当的是国家财政部的部长，是为全国人民理财当家，绝不能随意把钱送给某些人，必须坚守原则，那就是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了制度，一切按制度办事，力避随意性较大的财政支出。这样就能杜绝因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导致出现的寻租行为（即腐败现象）。
项怀诚的清廉是出了名的，不但对因公办事而给的馈赠一概拒收，就是同学朋友送给的礼物，他也予以谢绝。笔者对此有实感。我们是同学，1998年有点私事请他帮了忙，为表示感谢，年关时寄去二斤阿胶，他夫人郭沔原封退了回来。当时感到很不是个滋味，后来想想心里明白了：防微杜渐。“临财廉，取与义”是他的做人原则。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一个人活一辈子无非三件事：求知、做事、为人。最重要的是为人。做官是暂时的，做人是一辈子的事。他的座右铭是这样几句话：“事繁勿慌，事闲勿荒，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黄炎培语）
细细琢磨这些话，每一句都含义深远。中国有句古语：“非上上智，无了了心。”“上上智”指最高智慧，是大智慧；“了了心”是通达明白之心，是对人生的彻悟。项怀诚所谈上述对人生的认识和为人处世的原则，应该属于“上上智”，再看看他一生的行状，他是一位有“了了心”的人，他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手握重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拒绝一切诱惑，日子过得轻松而自在，这难道不是一位有“了了心”的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