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怀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八任财政部长，提起他的名字，如果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确有点夸张，但说他名扬四海，为一般士人所熟悉，并不过分。财政部前三位部长都是开国元勋：薄一波（任期3年）、邓小平（任期1年）、李先念（任期21年）。项怀诚无法和他们相比，可与嗣后的四位财长张劲夫、吴波、王丙乾、刘仲藜等人相比，名气就大多了。这样说，笔者并非有意在贬低后者，其实这四位财长都是才华出众、卓尔不凡的人物，但他们都不如项怀诚的机遇好。项怀诚赶上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他以弄潮儿的身姿在这个波澜起伏的大海里乘风破浪，胜利地到达了彼岸，创造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业绩。
由于年龄的关系，项怀诚于2003年3月从财政部长的位置退下来，又当了一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理事长（2003—2008年），此后他在电视上很少出镜，他的名字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我们回过头来翻一翻他的成长历史，探讨一下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原因，研读一下他的品德和才华，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而又有趣的事，将会给青年人的成长带来一些启迪。
项怀诚出生于上海，他的祖籍是江苏吴江县庙港镇。但他的童年却是在庙港镇附近的震泽镇度过的。《史记》上记载“三江即入，震泽底定”，说明震泽这个水乡小镇已有三千年的历史。1939年2月24日（公历）项怀诚出生之时，上海除租界外，全部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为了避难，也为了便于子女上学，他母亲和姑姑商量，决定离开上海，回震泽居住，租赁了北藕河坊表亲杨家的房子。此时他的父亲（纺织方面的高级工程师）正押运一批丝厂设备，取道海上，由东南运往四川。这是一些有气节的民族资本家发动的工厂内迁誓不资敌的爱国行动。
项怀诚的父亲叫项志生，母亲李文蘅，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曾祖母出身于名门望族，是位大家闺秀，有很深厚的文字素养，四岁开始，项怀诚就跟着曾祖母念经、识字、背唐诗，五岁进了学堂----当时颇有名气的池塘桥小学。他性情聪慧，学习成绩很好，凡是考试成绩进入班级前三名，祖母就给他买一碗小混沌算是奖励。五年后，即1950年春季，只有11岁的项怀诚考进了震泽的育英中学。这虽是一所地处乡镇的中学，但却是江苏省重点中学，任课老师大都博学多才，还有几位留洋生。给项怀诚印象最深的有两位，一位是教语文的徐甸南先生，他经常穿一袭丝绸长衫，风度儒雅，古文功底很好，讲《古文观止》不用带本，只拿一支粉笔在黑板上边写边讲，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另一位是教英语的朱竞年老师。朱老师毕业于复旦大学外语系，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英两国语言。他的英语十分流利，应对自如，语法讲得特别好。从此可知，项怀诚是经过名师传授和教育的，加之他个人的勤奋好学，中学时代各科知识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为他今后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上海解放后，他转到上海的怀恩中学，不久又转入市北中学，1956年顺利考进了山东大学中文系。这年笔者也考进了山东大学，有幸与他搭上了同学关系。
高考前，关于报考什么专业问题，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怀诚的父亲对他的思维类型做了一个测验：父亲拿出电话号码本，随口念出了十个电话号码，叫儿子复述，当时上海的电话号码是五位数，十个号码他只背准了两个；父亲又从《新民晚报》上选了一篇小小说念给儿子听，然后让儿子复述情节，恰巧那篇小小说怀诚看过，对故事情节记忆犹新，自然复述得详尽而流利。据此父亲认定儿子的形象思维优于逻辑思维，于是对儿子报考中文系大开绿灯。
那时山东大学的中文系在全国是十分著名的，有许多大师级的名师，如冯沅君、陆侃如、高亨、高兰、萧涤非、尹孟伦、尹涣先、蒋维崧等，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都是卓有建树的专家，能聆听他们“传道、授业、解惑”，真是一生莫大的幸福。但不幸的是，从1957年开始，政治风暴一场接一场地刮起来，席卷神州大地，高等学府首当其冲。首先是“反右”，继而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再后就是“反右倾机会主义”，“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开会学习讨论，下乡参加劳动，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在这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中，也冒出了一些积极分子，以整治别人来显示自己的进步，但是大多数同学是随大流的，而项怀诚的表现如何呢？据我的观察，在“随大流”这个人群里，他应是比较靠后的一位。人人都知道他的一个小故事，也是他如今经常向人讲的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小组又开学习讨论会，他借故打水，提着两个暖水瓶溜了出来，把暖水瓶放水房里，就去街上影院看电影去了。一场电影加上路上往返时间共有两个多小时，回来自然少不了接受“盘查”，他没有隐瞒，照实说了。这是犯大忌的，严重的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对抗政治学习。班里同学为此专门开会对他进行“帮助”。“帮助”是客气话，实质就是批评教育。这个小故事就可以充分说明项怀诚在当时的“政治队列”中的位置了。当项怀诚回忆这件往事时，对记者说：“你想想，这种境界的孩子能干些什么呢？”言外之意是说，这种思想境界的青年是没有多大出息的。笔者理解项怀诚的这句话是一种谦词，这正是他“大有出息”之处，他认识到学生的责任就是学习知识，储备“能源”，以便将来为社会、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正途，跟着“运动”瞎闹腾不会有好的结果。看看项怀诚大学四年的表现即可证明笔者的判断。项怀诚是个珍惜时间的学生，除了必须参加的劳动、政治学习外，他分秒必争，利用一切自己可以掌握的时间，学习专业知识，晚自修时间一般没有干扰，他时常加班加点，四年间，他不仅精修了中文系的全部课程，他还有剩余的精力到历史系听课，并且还选修了数学系的某些课程，这就使他有了完备的知识结构，文学使他的头脑具有充分的想象力，数学使他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史学使他睿智，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现实。
这就是笔者所了解的并乐意向广大读者介绍的项怀诚的深厚的学养，这些“学养”对他今后有什么好处呢？请看项怀诚自己是怎么说的：“我搞财政工作，天天跟数字打交道，悄悄学了的数学是歪打正着。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时候，都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从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到汉武帝时代的桑弘羊改制；从北宋时代的王安石变法，到明朝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制……这其中既有政治问题，又有经济问题；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人文素养才能加以批判地继承。文科给我们的熏陶更多的不是某些具体的知识和技能，而是一种无形的素养。就拿我学的中文来说吧，看上去没用，可实际上每天工作中的讲话报告、开会学习、调查研究、分析判断都离不开它。”（项怀诚在山大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
项怀诚先生从他的实际感受出发，用朴实的语言，谈了“知识结构全面，学养深厚”的重要性，当他走上财政部长的宝座从而取得辉煌的成就，就不难理解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