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给人感觉，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或文化偏见，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搞“种族歧视”。
呵呵，不是这样的。我跟文人，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之所以拿他们开刀，还刀刀见血，不留情面，原因有三：第一，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情。第二，表情不佳，是因为内心错乱。第三，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则稍有文化者，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
就说我自己。
严格说来，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为不够资格。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就是“文人”了？没那么便宜。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归幼稚，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
比如希望“见用”，这心思是有的，还很重。那时，如果有“梁效”之类的写作组召唤，屁颠屁颠就去了。也不会喊阿Q“同去同去”，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惜那些写作组，门槛太高，够不着。因此，没变成“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是没机遇和资格。
但，组织上没进“写作组”，思想上是进了的。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进去。颂圣、唱红、批黑、整风，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腔调，也是“朗诵体”或“播音腔”。至于“四人帮”嫡系部队的作品，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
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目的。一要政治上受信任，二要生活上得改善，三要走出去有面子。因此，一旦被用，就洋洋得意；遭到冷遇，就垂头丧气。如果还“情场失意”，就更是“怀才不遇”：我这样的“才子”，咋没“佳人”来眷顾呢？现在看，真是酸极了！
因此，我曾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会不会也盼望着“淡扫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为，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我狠批文人，其实也是警告自己。
家丑不可外扬。自曝“前丑”，正是为了“绝后”。事实上，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却像阿Q一样，是不会“断子绝孙”的。诗人和学人，甚至士人，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就能含糊过去的，必须来算一个总账。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
表面上看，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其实未必。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中国的政治传统，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秦汉以后的博士，唐宋以后的学士，都是官。翰林院，也很难说是政研室、社科院，还是文联作协。而且，一个读书人，学问越好，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词臣”，甚至“弄臣”。他们多才艺，通古今，承问对，草诏书，往往同时是官人、学人和文人，既能注经考古（有的成就还不低），又能舞文弄墨（有的文笔还不差），还能出将入相（有的官职还不小）。即便是在野的学者，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何况“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谓“文人习气”，便难免“如影相随”。这是古代。
今之学者，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充当“笔杆子”的，却不少。改革开放前，要“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要“为政府服务”。服务原本也可以。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回答咨询、参与决策、进行论证等等。这并无可厚非。
但这事要有原则。第一，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有不服务的，也有服务不了的。第二，有需要，得聘请。官民双方，相互平等，是契约关系。第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实话实说。有问题如实相告，有分歧充分讨论，有看法据理力争。学者的意见，官方可以不听；官方的想法，学者也可以不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实），只唯理（逻辑），方为真学者，方为真学人。
总之，原则有三：不能全部，没有义务，可以说不。再明确一点，就是不媚权，不拜官，不趋炎，不附势，可以做“参谋”，不能当“喉舌”。如能这样，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为企业、为个人服务，也没错。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更没错。
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非常之难。不少学者，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便帮着说、照着说、顺着说。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
这种现象，在社科人文领域，尤为突出。只不过，社科界帮腔多，人文界帮闲多。所谓“智囊”，其实“酒囊”；所谓“泰斗”，其实“阿斗”。这样的学者，就不能叫“学人”；或名为“学人”，实为“文人”，甚至“花瓶”。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
在前面的文章中，士人和文人，一直是作为“对立面”来表述的。但，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理解的简易。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士人如果是没病的，怎么会变成文人？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战国已不同于春秋，秦汉更迥异于先秦。春秋的士，多有风骨。比如子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孔子虽然周游列国，四处求职，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故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视官位如敝屣，甚至宁肯“乘桴浮于海”。这风骨，到墨子、孟子、庄子那里，也还有。
战国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期。商鞅去见秦孝公，是带了三套方案的。哪套吃得开，就用哪一套。至于张仪、苏秦辈，更是唯利是图，完全没有什么底线，也没什么坚守。苏秦说得很明白：一个士人，拼命读书，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请参看《史记苏秦列传》）？
秦皇汉武以后，更是大变。先秦的士，是“游士”；秦汉以后，是“绅士”。游士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做，也是“聘任制”。老板可以解聘，自己也可以跳槽。所谓“楚材晋用”，所谓“朝秦暮楚”，就是这个意思。
绅士则必须做官。不做官，岂能叫“士大夫”？实际上，绅士之所以又叫“缙绅”，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是要插笏的。腰带，就叫“绅”；插笏，就叫“缙”。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因此即便“乡绅”，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或者虽无官职，却有官威，却有官谱。见了地方官，是可以礼尚往来的。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绅士”。以前，只要是士，就有绅（腰带）。比如子张，就曾“书诸绅”（《论语欠畓汰》）。秦汉以后，士人系绅，心里想的都是插笏；他们读书，也都是为了做官。做不了，就得候着。做胥吏、师爷，是“屈就”；做教书匠、孩子王，是“失意”。这些都不能叫“绅士”。士人之主流，其实是“官人”。至于做官以后，是去帮忙，还是帮闲和帮腔，甚至帮凶，就由不得自己了。士人变成文人，岂非分分钟的事？
事实上，士人与文人，常常混淆不清，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比如韩愈，写《论佛骨表》时，是士人；写《幽拘操》时，是文人。什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那个人。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那么，学人和诗人，就更没什么不可能。要知道，古代的学术，原本就有两种：官学和私学；诗，也有两种：雅颂和国风。谁，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楚河汉界”？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得有别人认可。那么，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当然是权力。而且最权威的，就是最高权力。古人说得很坦白：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重横行，就是希望实现自我；赐颜色，就是价值得到体现。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并不只是文人啊！
更何况，文人也好，士人也罢，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又有几人不想从政，不想做官？当然，动机或有不同。有的是要平治天下，有的是要光宗耀祖，有的是要以权谋私，但都要依附皇权。因为秦汉以后，做官的制度，变成了“任命制”。皇帝不赏识，朝廷不委任，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能如何？
因此，真正的士大夫，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古士遗风”。但从秦汉到明清，每下愈况。到“文革”期间，更是斯文扫地。风骨、气节、担当、肝胆，所剩无几。相反，跟皇家、官府、公权力，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跟政治，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关系有种种，或紧密，或松散。原因也有种种，或以天下为己任，是一种责任担当；或以政治为运动，不搞他心里痒痒。想着“背靠大树好乘凉”，或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也有。最松散的，也若即若离、藕断丝连，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人，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政治正确。这并不错。西方也讲“政治正确”，比如不能侵犯人权，不能种族歧视，不能恐怖主义。但人家，只把这当底线。底线之上，是广阔自由的空间。咱们，却是当高标。高标之下，处处禁忌，遍地雷区。
更有甚者，咱们还要比赛，看谁更加“政治正确”。这就有了两大习惯，一是表态，二是站队。表态要见风使舵，站队要以人划线，也就顾不上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结果，跟文人一样，也是“只有姿态，没有立场”。
所以我说，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人都会是文人。士人、学人、诗人身上会有“文人气”，就更不奇怪。实际上，本系列文章之所谓“士人”，也包括学人和诗人，都是理想状态的，或本来意义的。也就是说，凡士人，就该如此。并不等于说，当真如此。有真士人，也有半真半假、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士人一旦堕落，则与文人无异，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士人风骨”者。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