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以西方学术标准为自己的标准，认为古代中国没有宪法，这是中国法学界的悲哀。中国古代宪法是什么？就是儒家宪政的宪法制度、宪法文献、宪法思想的表现。中国古代也有国际法。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国际法，都是儒家宪政文化的法律沿革和法律条文的表现。”法学家杜钢建如是说。
5月2日，我在我的微博（枕戈－印象）上引述了杜钢建老师的这个观点，当时引起了很多人转载、评论乃至争议。其中，和杜老师有相似观点的著名学者秋风认为：“以英格兰宪政模式理解宪法（其实更好的说法是Sir Edward Coke所说的Fundamental law），当可较为准确地评估古典中国是否有宪法，从而发现宪法性文件，并刻画古典中国的宪政治理结构。”
当然很多以西方政治为榜样的学者和律师，完全否定中国古代有宪法，仅仅有道德规则，认为上述观点不过是耸人听闻，眩人耳目。另外一部分比较公允的学者如薛涌认为：宪法与宪政有区别，宪政与宪政思想又有区别。主张从中国古代思想和文献中去做进一步的梳理。我个人发表四个观点，仅做抛砖引玉之用。
一、 中国古代有宪法意识，这就是源远流长的“道统观”
现代人认为古代中国是“封建专制”国家，几千年都是漆黑一团的“专制历史”。而崇尚西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高于一切”。但是，真正读过中国古代历史的人就知道，中国古代士人的心目中，道才是至高无上的，韩愈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
古代有从道不从君的说法，士人与君王合作，认为是“得君行道”，甚至是“借君行道”，君王不过是被儒家人士借以行道的工具。虽然古代士人没有选举君王的权利，但却有选择君王的权利。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在道面前人人平等，道是高于一切的。如果说宪法从理念上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评判标准，是真理和正义的呈现，那么，这种道统意识就是一种宪法精神！不管这个“道”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实了，有多少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我们不能否定道是存在的。
为了维护这个道，古代士人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真正反抗专制的，大多是儒家士人，韩愈就因为给皇帝进谏，而被不断贬谪。相对而言，战国时代的士人更有骨气和傲气，“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仇寇”，暴政是可以去推翻的。
这个“道”，由历代圣贤相传，不绝如线。“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原道》）
所以，中国古代历史，一方面固然是君主集权的历史；另外一方面也是君子弘道的历史。如果只看到君主集权，而不看到君子弘道，这是非常片面的。如果说在现实中，君王可以裁定君子；但在道义上，在历史书写中，君子可以裁定君王，让他是否可以得到很高的评价，比如《春秋》的书写。
二、儒道是同源的，都拥有至高无上的“道”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震撼世界的《黄帝四经》，它开篇就讲到：“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古代士人，相对而言更重视“道”，对“法”似乎讲得少一些。但是，这里开宗明义认为“道”是本源，生出了法律。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古代的“道统观”，完全可以和现代的宪政建设对接起来，本源性的道和具体形式的法律能够很好地结合。
汉朝开国初期，汉朝皇帝重视道家，重视“黄老之术”，道家甚至取得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是后来《黄帝四经》却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一方面，是出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方面，天下集权，是不是道家看到皇权对“道”构成了侵害，而隐匿了？
所以，为了维护“道”的纯粹性，道家显得更有生存智慧一些，不直接与皇权构成交锋，但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而是隐匿在历史的背后，隐隐发挥作用（如唐朝留传下来的《推背图》，可能会在今年得到更确切的证实）。而且，道家更加重视对宇宙大道的探索。
老子在《德道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现代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人是地球的产物（人法地），地球围绕太阳运行（地法天），各种天体遵循固有不变的轨道（天法道），而轨道是由自然引力的作用产生的（道法自然）。
所以，太阳恒定，九大行星循着自身的轨道，有规律的运行，相安无事，井然有序。九大行星“自由”地运行，全系于“道”的恒定，所以，我认为“道生自由”。
现代崇拜西方的人，喜欢大谈“自由”，但这种道家的“道生自由”，可能更接近其本质：各大行星在太阳引力的牵引下，遵循一定的轨道，才更加拥有自由。这正符合宪政民主之下的自由之理念。
人必须遵守天道。如果人类自以为可以人定胜天，甚至“越轨”，最后会得到天的惩戒！而这，不也可以给人间治理秩序以启发吗？私欲膨胀，权力得不到限制，越轨道侵人权，只会导致人间秩序的混乱。“道”和“宪法精神”，才是人间秩序的最高统治者。
到了宋朝，湖南人周敦颐糅合儒道两家也包括佛家，开创了理学。在一批理学大儒的推动下，形成了更具宏大使命的“道统观”，希望与代表皇权的治统相抗衡，乃至“正君心”。
而巧合的是，周敦颐在做地方官时，担任主簿、县令、州判官、知州军等，主要是做司法工作，常能主持正义，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他心中有一杆公平正义的秤。可见，周敦颐亦是湖南人中一“法治人物”。
故我认为现在应强调“中华宪政”，把道家也包括进来。因为儒道是同源的，儒家和道家都可以成为支撑中华宪政的思想资源。儒学，有时候也被人称为道学。所谓“道貌岸然”，有时不是说的是儒家理学人士吗？儒家的宪法意识，为何被人称为“道统”呢？儒家和道家，经过湖南人周敦颐的糅合已经合流，你中有我了。
三、中国古代有一定的宪政结构，可以作为现代中华宪政建设的参考
既然中国古代有宪法意识，反映在制度安排上，就有一定的宪政架构。于是当下“儒家宪政”越来越被人挖掘，甚而发展成为“显学”了。
但很多人受不了古代中国君王统治的历史，所以坚决否定中国古代有宪政，有“儒家宪政”。
但是，古代“尊王”是有它特殊的时代背景的。因为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只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天下大一统，君主集权；一种就是天下分裂，军阀混战。反观西方，虽然有历史悠久的民主自由思想，但西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民族战争、宗教战争度过的，一直到最近的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也是在二战后，才开始稳定成熟起来的。
如果说古代有儒家宪政，其前提恰好是儒家和皇权很好地合作，说得高尚一点，就是得君行道甚至借君行道。但在现实中，首先是“尊王”，优先维护君王的统治利益。
根据秋风、许纪霖等学者的研究，儒家宪政的主要表现形式有：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地方士绅自治（皇权不下县）、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而儒家经典（如《洪范九畴》）和其他的典章制度、礼仪风俗，共同构建了不成文宪法类型的儒家宪政。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古代的儒家宪政是不牢固甚至很脆弱的，因为它隐含了一个内在的悖论：儒家期望选择一个好君王实现其“宪政”，以道治国，但是君主是世袭的，也是儒家去维护的，无法保证龙种一定得龙子，有可能是跳蚤。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儒家道统和皇家政统可能会出现对立，王朝大厦就会倾覆。
所以，实现儒家宪政还要靠机缘。现代的权力制衡、政党选举制度，是不是实现其凤凰涅磐的新时机？实际上，在清末宪政改革时，儒家士绅是最积极的倡导者，并很快吸收了西方的宪政理念和制度，而“开国会”、“地方自治”，正是把他们已经行使了两千年的自治性权利予以正规化。
四、宋教仁的宪政实践包含一种殉道精神，他是现代宪政建设的先驱和楷模
在近代，人们都认为湖南人最有革命精神，而宋教仁却让人们看到湖南人其实也是宪政的积极建设者。他是中国现代宪政建设的先驱和楷模。
宋教仁原本与黄兴创办华兴会，是为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革清政府的命。但在革命后，立即着手改造国民党，建立民主宪政，倡导责任内阁。比孙中山都走到前头。
我们应当客观的看到，古代皇帝的权威某种程度上维护了人间的治理秩序，就像九大行星围绕太阳转。而辛亥革命后，皇权坍塌了，权威消灭了，人们各行其是，秩序开始混乱了，直至战争不断。可见，完全没有权威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这个新的权威是什么？就是宪法。宪法就像太阳一样，普照大地，温暖人间，而人们都围绕宪法转，起到整合社会和凝聚人心的作用。而且，宪法必须在制度安排上解决这个问题：选举或者举荐贤人、领导者，去落实宪法的精神，维护宪法的权威，保障社会秩序和人类权利。
宋教仁的意义在于，当其他的革命领袖热衷用武力和革命的手段建立一个国家、树立一个权威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走在前头，用选举的方式、政党轮替的方式，去保障宪法的权威。但天妒英才，因为政见分歧，宋教仁在32岁就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他的事业、中国的宪政事业，就此中断。
近人分析宋教仁的死，认为“他必须死”，似乎有历史必然性，或认为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条件尚未成熟。但是，按照道家的说法，历史也看机缘，一切有定数。机缘尚未到，我们大可不必悲观。
在古代，有皇帝的时候，儒家人士为了弘道，往往被皇帝贬谪、杀戮；而近代没有皇帝了，宋教仁却被一颗小人的子弹所杀，可谓殉“宪法”。这和古代的殉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宪法精神”又是古代“道”在现代的延续和发展。宪政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还需要一批一批执著于求道、证道乃至殉道的人，为中国的宪政事业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