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读过一些翻译的文学作品，但总感觉索然无味，无法达到我的期望，翻译之作难以具备汉语的神韵。而我向来对一本书——不管是今人的创作还是翻译的作品——十分挑剔，甚至有一种“汉语的洁癖”，如果不能体现汉语之美，我一般都会把它束之高阁，或是扔进垃圾桶里。
从初入大学开始直到研究生毕业，受诗人穆旦尤其是海子的影响，我专门思考过汉语诗歌的节奏、“四言句”的独特性，乃至深入汉语内部的语法规则，力图从汉语的源初发生，探索汉语之美的规律，并写成文章《汉语的美之法则》，希望在二十世纪的精神动乱导致的语言迷乱中，找到汉语自身的“道”。
去年，与我同龄且志同道合的青年作家陶林兄，准备主持翻译一套西方经典丛书，邀请我参与，虽然我十分热爱汉语的语言韵味，但真正要做翻译，对我不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如此，我还是想以我个人的研究和悟道，小试牛刀，再加上本人对贝多芬的无比热爱和崇敬，我把这本《名人传》的翻译工作承担了下来。
翻译当然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游戏。当我全身心深入进去，走进了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的世界中去，就像我无数次被贝多芬的交响乐所激动，我被深深震撼了，竟数次眼睛湿润了，我沉浸在这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精神对话和共鸣中。
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分别从德国、意大利和俄国选取的艺术巨匠，而他们从来不仅仅是艺术家，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尤其是贝多芬，可以说是整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心魂”，反映了法国大革命（亦是世界的大革命）爆发时惊心动魄、狂飙突进的现代历史进程，而他悲剧性的人生历程和英勇无畏的抗争，恰恰又是人类命运的昭示，亦是人类的高贵所在。这种意义上，贝多芬也是整个人类的“心魂”，不啻是全世界人民学习的榜样。
“他这样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痛苦，上天不曾眷顾他，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奉献给世界！”贝多芬身上集中了人类几种最典型的缺陷——物质贫穷，身体疾病（残废），处境孤独（缺乏爱），心灵痛苦——据说现代高科技正在高歌猛进，工商业文明已经让整个地球物质繁荣，可是，两百多年过去了，人类这几个严重的病症几乎一个也没有得到完满解决。资本主义发达的表象下是贫富的悬殊，现代高科技无法治疗生存在雾霾下的人类的种种身体疾病，无所不在的互联网也无法解脱人类心灵的孤独，无法让人深入内心相爱，而现代虚无主义更是加深了人类精神的痛苦。
总而言之，人类的处境较贝多芬时代几乎没有多大进步，反而有变本加厉地恶化之趋势，——我强调的是，人类虚假的物质繁荣的确有目共睹，但人类的精神空虚却无法消除，更遑论我们的周围到处充斥着堕落的变异的灵魂。——人类已经不再像贝多芬那样，追求精神的深度和高度了。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始于十八世纪中叶，物质财富在急剧增加，它不断开疆拓土，大有取代精神财富之势（现代商业社会不是以金钱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吗？）。但是，被当作“欧罗巴的光荣”和精神英雄的贝多芬，并没有享受到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成果，他一生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一直到战斗至死的时候，几乎快到了一名不文的境地，他的那些震撼欧洲的鸿篇巨著竟不能给他些许的物质收入，而只能靠少数的资助维持他的音乐创作。悲天悯人的贝多芬，在信中还自嘲“我是个糟糕的商人和计算者”、“要以创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事”。可见，彼时的欧洲人也是一群势利眼、吝啬鬼，竟无一人对创造了《英雄交响曲》、《欢乐交响曲》这样伟大艺术的贝多芬施以援手，帮助其更好发挥他的艺术天才。这是我深感疑惑、遗憾而无比痛心的地方。罗曼·罗兰说，“贝多芬的忧郁是整个人类的过失”。是的，人类的过失又何止体现在贝多芬身上呢？
数千年来，人类热衷于对声色犬马的追逐，贪恋感官享受，却忽略了内心精神的修炼和提升，以至于无法团结起来而达致精神的和谐共振，这是人类（不管是彼时的欧洲人，还是当下的中国人）的共性和通病，一直未曾有改变。如今，发源于西欧的现代物欲享受也席卷了中华大地，迅速攫取了中国人的心。而在精神领域高歌猛进，成为一名艺术的王者，这注定是少数人的事业，何况限于当世人的智力，那些深邃的艺术无法为人理解，这是贝多芬的悲剧最大的根源之一。
“我的王国是在天空。”贝多芬说。既然在污浊的大地上只能承受各种苦难，那么只有在精神的天空建立自己的艺术王国。贝多芬的处境，象征了人类在不能获得丰裕物质享受的情况下，而深入开掘精神之深度的可能性，——克制欲望，以艺术为食粮，以精神快乐为满足。贝多芬是如此，几千年前中国的孔子、老子以及印度佛陀也历来是这么教导人的。
“这场胜利多么壮阔！拿破仑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无法和它相比，奥斯特利茨（拿破仑1805年12月大获胜利之地）的荣光如何及得上这种超人般的力量？比得上这样撼动人心的胜利，这样一个孤独而坚定的灵魂所创造的凯旋？！”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我们时而听到历史战场上千军万马的冲锋陷阵声，更多听到的是贝多芬在自己的心灵战场上，与命运搏斗的呐喊声，并创造出许多无可比拟的欢乐——那是一种精神的凯旋。
贝多芬虽身处窘境，却在不断为人类创造快乐；虽不断被现实折磨，为世界所嘲笑，乃至成为上帝的弃儿、“可怜的造物”，他却“扼住命运的喉咙”，战胜了命运的挑战，创造了精神战斗的凯旋。他用《欢乐颂》总结了人类这种共同的追求——千万年来，人类费劲心机，不管使用何种手段——宗教的也好，哲学的也好，艺术的也好，政治的也好，形而上的抑或形而下的，最终所追求的都不过是“欢乐”。可是，谁又能说他获得的是真正的欢乐？欢乐是否可以永恒？是否我的欢乐能为其他所有人共享，不是独乐乐，而是众乐乐？我们今天还能从逝去近两百年的贝多芬的音乐中，分享到他的欢乐，这正是贝多芬的伟大和不朽之处。
在拥有五千年以上古典礼乐文明的中国，尤其在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巨变、中国遭罹新的礼崩乐坏的当下的中国，我也在寻找贝多芬式的中国的“心魂”。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体，古典中国素来是东方民族向往的中心，也是整个古代世界的一个典范，甚至在近代西方的启蒙时代，中国还作为理性王国被西方启蒙哲学家所歆羡，成为西方人学习的榜样。在富于青春幻梦的唐朝，天纵其才、被誉为“谪仙人”，狂傲不羁而蔑视礼俗的李白，当然可以说是为唐朝人的“心魂”，——他已成为盛唐幻梦中的永恒明珠，中国诗歌艺术的不朽象征。
在天翻地覆、“道术为天下裂”的当下的中国呢？
当下的中国，是古老文明伴随古老帝国崩溃而解体、新的文明来临却仅仅看到一点曙光的时代。这解体给人以巨大的痛苦，这曙光给人以微茫的希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个叫海子的诗人，敏锐地承受了这文明衰亡带给他的深刻痛苦，“我年刚十八，胸怀憧憬／背着一个受伤的陌生人／去寻找天堂，去寻找生命／却来到了这里，来到这个夜晚／1988年11月21日诗神降临”。
在这个短暂的文艺复兴的春天，他又写下如下的诗歌：
青春迎面走来
成为我和大地
开天辟地
世界必然破碎
青春迎面走来
世界必然破碎
……
一轮巨斧劈开
世界碎成千万
手中突然获得
曙光是谁的天才
海子《弥塞亚·大合唱·献给曙光女神献给青春的诗》
这个“悲伤的海子”，似乎承受了整整一个世纪动荡不安的巨大创伤，阅读他的诗歌就如阅读最近一两个世纪的苦难中国——我们受伤的祖国。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还歌唱“青春”，呼唤“天才”，想给这个破碎的世界带来新的希望？在一种精神的分裂中，海子罕见地用汉语诗歌中的六言节奏，推动出一种危险的刀劈斧砍的力量。在他青春的燃烧和天才的爆发中，夹杂着一种暴力：这暴力是他灵魂与肉身分离的征兆，是世界裂碎时的咯咯作响。
海子，苦难的海子，是不是这个世纪末中国的不安“心魂”呢？和贝多芬一样，他“贫穷，残废（病痛），孤独，痛苦”，这是所有艺术天才的处境，是命运锤炼诗人的方式。而他最后卧轨自杀，是否是以这种剧烈的形式，来抗拒现代工业文明的世俗化进程？也象征着诗歌这种高贵而稀有的艺术形式的无情陨落？
他留下了数百万字的作品，处处显示出这个诗人的天才闪光；但是，他毕竟年纪尚轻，似乎缺乏现实世俗生活的经验（海子自谓“最优秀最高贵最有才华的王子最先身亡”），他的诗歌的幻象，个体才华的光芒四射，让人感觉他的诗歌漂浮在虚无飘渺的高空中，与唐朝的诗歌相比，似乎还缺乏了一个民族的生存经验。
现在来做一些判断还为时过早。但我相信，在东西文明的交融过程中，在时间的催化和文明的渐进成熟后，就像贝多芬一样，中国一定会诞生自己的真正的“心魂”，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而能照亮后来者的道路。
之所以要讲到海子这个天才诗人，是因为是海子真正发现了汉语之美、创造了汉语之美，并确立了现代汉语的范型。不是五四诸贤的胡适、鲁迅——他们带来了一种异质的激进的精神，只是旧文化、旧语言的破坏者，而不是新文化、新汉语的创建者——而是海子这个短命天才诗人，在这方面做出了最突出的创造性贡献，历史会给出最后的证明的。
比如，他的流传广泛的那句诗歌：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除了这首诗歌的意境甚美之外，还在于这首诗歌的节奏形式，尤其是这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四言句，是这首诗歌的点睛之笔，而这是学习古典汉语的结果，是四言句这种古老语言形式推陈出新了一种新的意境。他还有一首关于“村庄”的诗歌：村庄母亲昙花一现／村庄母亲美丽绝伦。
五四以来，散文化的白话文还鲜有这种工整对称的语言形式，有如此清新而美丽的诗句，让人实在惊讶。这是一种继承，亦是一种创新：这是海子这个诡谲天才的突发奇想呢，还是古典汉语之精华在他身上的血液流淌呢？
汉语固有的语言节奏、语法结构有别于西方字母语言，其包含的丰富内涵实在太多，并且还在不断演进，四言句只是其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语言形式，——《诗经》作为四言句的总集出现在汉语诗歌的开端绝不是偶然的。汉语外部之形式美、内部之变化无穷，已然包含在这种短小精悍的四言句了。这些思考我放在了《汉语的美之法则》中了。
依照这种思路，我把《贝多芬传》的第一段翻译成这样：
他矮小胖墩，肩膀宽阔，腰围壮实，生来一副运动家的体格。一张宽阔的脸，面色红润，到晚年面色才变得病态而略显蜡黄，尤其是冬天，当他独处室内而远离田野的时候。他额头宽阔，棱角分明，乌黑的头发异常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酷似“美杜莎头上的乱蛇”。（《贝多芬传》第一章）
这一小段，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四言句，有偏正结构、并列结构、主谓结构等等，删繁就简，砍掉虚词，力图使汉语简短而清晰，克服翻译式汉语的散文化倾向。
在《名人传·托尔斯泰传》的第十章《危机》中，一段英文原文是这样：“In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he says，withSt.John；“the Word，Logos，thatis，Reason.”我翻译成：“太初有道。”他和圣约翰一样说道，“道，逻各斯，即理智。”
the Word（法文Verbe）即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言辞，道。此处翻译成“太初有道”最合适。而“太初有道”这一词，是多么富于汉语的简洁与神韵呀，当然这是前人的成果，非我创造。
傅雷先生对于《名人传》的译介，在中国有开创之功，本人也深受启发，在此对逝去半个世纪的傅雷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但他翻译的版本毕竟诞生在他那个特定的年代，新生的现代汉语稍嫌粗糙，在我看来，那是一种“民国体汉语”，杂糅着白话文和文言文，但并不纯熟，且他的翻译多有生涩僻奥之处。但愿，我们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告慰傅雷先生的在天之灵。
什么样的“心魂”，对应着什么样的艺术法则、语言法则。一百年来，中国人经历了丢魂落魄的处境，这也是汉语破碎化的过程。值此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之际，中国人必将找到自己的“心魂”，也必将重建伟大的汉语的法则，成就一个文化艺术繁荣的时代！
最后，我的湖南大学的师妹龙红梅为此书的翻译做了很多工作，在此表示感谢。再次感谢陶林先生，让我有这个机会“小试牛刀”，并不断督促我完成了《名人传》的翻译工作。
2014年5月4日于长沙矿山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