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需要经历哪些发展阶段？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对于过去的改革“怎么看”？也涉及到下一步的改革“怎么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和讨论。郑永年先生已经为这个讨论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他提出：“当下中国，理想的改革步骤可分解为三步：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郑永年：《中国政治改革的理想路径》，爱思想网2012-06-07 00:26:14）笔者赞赏郑永年先生的一些深刻见解，如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中国应当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等鹤立鸡群的见解，但是却不同意他这个观点。笔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只能分解为两步：“过去的”改革和“面临的”改革。“过去的”改革是试探性改革，是在保持原有权力结构不做根本性改变的条件下、选择阻力比较小的方向和道路、为推动经济发展而进行的渐进性的改良(“搞活”)，这种“改良”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下一步“面临的”改革是攻坚性改革，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真正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就是要总结过去改革的经验教训，形成科学理论和一套完整的改革方案，改革权力结构，建立起适应现代化的新体制。

“面临的”改革是配套改革，不仅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科技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过去的”改革因为没有改变权力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只有改变权力结构，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完善了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即现在的国有企业和资产）经济的经营管理体制，完善了法治，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建立起来。可见，“过去的”改革并没有完成经济改革，只是推动了经济发展。从“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的角度去看“过去的”改革，就会形成经济改革已经完成的错觉。另一方面，如果把政治改革推到最后，现在接着搞社会改革，不改变权力结构，那么，不仅经济体制中存在的扭曲（它是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的根本原因）得不到纠正，而且教育、科技、医疗、文化等事业单位“行政化”、“官本位”化的扭曲将进一步加强，社会改革也会按现有权力结构扭曲变形。这些不仅制约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制约着科教兴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实现，而且也为政治改革设置了障碍。政治改革最根本的是改变权力结构。当经济体制和教育科技文化体制都按旧的权力结构经过“改革”以后，政治体制还能改得动吗？前苏联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以失败而告终，就是因为其权力结构已经渗透到经济体制、教育科技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方方面面，根本改不动了，最后只能以原有体制的“休克”死亡而告终。中国如果在现有权力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科技教育发展方式的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出来的情况下，不改革权力结构、使权力结构与现代经济发展规律和科技教育文化发展规律相适应，而是继续按原有权力结构去管理国企，去“改革”事业单位和社会，最终只会形成比权力计划社会的“苏联模式”“活”一点（也更容易产生腐败）的权力市场社会的“中国模式”，仍然实现不了现代化。实际上，中国近代化从“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到君主立宪的戊戌变法、到“三民主义”的共和革命，再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经过一个轮回，经历多次内战和内乱，仍然没有改变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所以，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再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革。这次改革仍然以新的“中体西用”开始。如果不能抓住机遇攻坚，适时完成既适应现代化又切中旧体制“总病根”的权力结构改革，中国还有可能发生内乱甚至内战。

改变权力结构，不是要改变公有制为主体、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改变行政权力控制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社会甚至包括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的不正常的结构，改变拿权的不干事、权可滥用、权可谋私，干事的不拿权、委曲求权、难干事、干不成事的不合理的权力配置。这种不正常、不合理的结构和配置经过“过去的”改革实践证明，是无法适应现代化的：保持这样的权力结构，经济资源难以合理配置，会形成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发展不可持续，并造成分配不公，使贫富分化加剧、腐败愈演愈烈；保持这样的权力配置，会使教育、科技、文化的发展“行政化”扭曲，资源和人力资本严重浪费，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人才，创新不能自主完成；保持这样的权力结构和配置，政治权力过大、又缺乏有效的监督，会形成不同类型和等级的特权，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很容易发生蜕变，形成以权谋私，背离社会公正和正常的法治秩序。改革的“攻坚”，就是要改变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实现权力的合理配置。只有合理配置权力，才能合理配置资源；只有权力和资源实现了合理配置，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可自主完成的创新、矛盾可和平化解的社会稳定。

改变不合理的权力结构，是党政领导机关的自我革命。1985年3月，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都知道，革命有领导者、参加者，也有对象。那么，“第二次革命”的对象又是谁呢？大家可能会说，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体制。这样说也对，但是还不完全。弄清革命的对象，既要弄清客体性对象，又要弄清主体性对象。例如，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客体性对象是资本主义制度，主体性对象是资产阶级。又例如，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客体性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主体性对象是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也就是改革，它的对象，客体性对象是什么？主体性对象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实际上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已经讲清楚了。客体性对象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主体性对象就是“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的“党政领导机关”。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明确了改革的主体性对象，进一步，我们还会发现，改革的领导者与改革的主体性对象实际上是重合的，也就是说，党政领导机关既是改革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是改革的主体性对象。由此我们又会得出第三个结论：改革对党政领导机关来说，是一种自我革命。如果党政领导机关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能够、不愿意革自己的命，那么改革就无法推进；如果自我革命不到位，改革也就不到位，就会出现体制扭曲、分配不公、腐败丛生等现象。以前的改革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根本原因，就是党政领导机关的自我革命意识和自我革命行动不到位。

党政领导机关之所以有可能“自我革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全心全意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传统，有一套比较严密的选拔和使用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使“人民政府为人民”。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问题愈来愈严重，但是，这些基本的方面还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还有可能进行自我革命，进行权力结构的改革。如果错过这个时机，腐败继续蔓延，“劣币”逐渐驱逐“良币”，党发生变质，那时候，就不能靠改革来解决问题了，就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甚至会重演“周期律”——那将是中国的大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