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美国爆发大规模次贷危机,由此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波及实体经济、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演变为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强都说明,这是战后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对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国际秩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解读此次危机,很有必要。
一、当前经济危机的实质及其原因
当前经济危机从表面上看是由于美国借贷性消费、金融创新过度、监管缺失等人为因素造成的,但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它的发生具有必然性。
1.从制度层面来看,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
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它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这两个矛盾,又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和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的两极分化,从而产生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逐渐缩小之间的矛盾。这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即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6页)当前经济危机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脚。一方面,当前的经济危机是多年来积累的产能过剩导致的。有专家认为,当前生产能力过剩和需求不足造成的销售与生产能力之间的差额,可能处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大值。另一方面,由于多年来工资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造成了劳动者实际购买力的下降。国际劳工组织2008年11月发表的《2008/2009年全球工资报告》指出,1995年至2007年间,普遍来看,每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人均工资仅增长0.75%,全世界3/4的国家都出现了工资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下降的情况。这一点在美国也不例外。美国经济在2000年至2005年间增长了12%,生产力提高了17%,而同一时期,美国中等收入者的工资只增加了3%。正是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工资增长放缓,有效需求不足,很多实体行业利润下降,导致了大量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展开对高利润的角逐,最终导致虚拟经济的崩盘。
2.从理论政策层面来看,是新自由主义与美国金融霸权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的恶果
1989年由约翰·威廉姆森提出并得到世界银行总裁斯坦利·费舍尔支持的“华盛顿共识”,集中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其中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政府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是其重点内容。此后,西方国家在全世界不遗余力地推进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大大促进了资本在全世界的自由流动。新自由主义体现了资本的强势,大幅度削减福利、工资,削弱了劳动者的自我保护能力,刺激了投机行为,甚至使金融资本脱离了实体经济自行运转。
从美国国内来看,这场经济危机的爆发从美国投资银行的演变过程中可见一斑。美国银行业经历了混业—分业—混业经营的演化过程,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1999年出台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分别为银行提供了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法律依据。《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打破了此前法案中要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限制,促进了金融自由化,放松了有效监管,为资本的金融创新以寻求更丰厚的利润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从国际上看,新自由主义通过信贷和金融投机活动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全球金融霸权。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债务数倍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情况下继续在全球融资,做到美国消费、全球买单,是因为美国通过一系列手段维持了强大的金融霸权:“美国的经济利益在于维护一个允许它更大量地举债而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约束的世界货币秩序;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第三世界、俄罗斯和东亚的债务作为一种杠杆,迫使债务国执行华盛顿共识推动的路线;美国外交的一个强大武器是世界贸易转向双边有序的市场分享协议,据此,外国经济体都力保在美国进口市场中占有固定份额或不断增多份额,而不管其自己国内的生产能力提高。”(赫德森:《超级帝国主义》序言)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这样概括新自由主义与美国金融霸权的关系:“美国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权在全球以金融手段摧毁第三世界国家自主发展的能力,并以金融手段接管这些国家,从而在全球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食利者经济”。(《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7期)由此可知,美国这一行为的实质就是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军事扩张为依托,通过控制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来剥削这些国家。正是由于美国利用全球金融霸权长期维持虚假的繁荣、过度的消费,从而造成了巨大的金融泡沫,而同时又由于美国是全球金融中心,所以美国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把全世界都拖入这场金融、经济危机之中。
3.从实践层面来看,是虚拟经济长期脱离实体经济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揭示资本的投机性和贪婪性:“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资本论》第2卷第67、68页)“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资本论》第3卷第533页)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衍生品的无限膨胀,2007年末,全球衍生品名义本金存量为630万亿美元,为同年全球GDP总量的11.81倍,而这一比值在1998年还仅为2.94倍。有学者把这种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积累制度称为“金融占统治地位的全球化积累制度”。当前的金融危机非常清楚地再现了这一积累制度的特点:从处于等级中核心地位的美国开始,然后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金融资本家仿佛成了不需要实体经济作支撑而能点石成金的世外高人。
具体到美国而言,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比已从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特别是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制造业,其GDP占比从1950年的27%下降到2007年的11.7%;而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比则从11.37%上升到20.67%。美国虚拟经济部门利润大大超过了制造业部门利润的这一巨大变化,不仅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变化,更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积累方式的改变。虚拟资本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但是,虚拟资本是以实体经济为依托并为其服务的,如果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必然会产生巨大的金融泡沫,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
二、当前经济危机引发的理论思考
1.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分析当前经济危机最有效的理论武器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新兴手段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运用,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传统生产部门的地位下降,新兴服务行业崛起,并巩固了国际金融资本的地位。由此,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后资本主义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并宣称劳资矛盾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已经不起作用了。哈贝马斯就认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使得科学技术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要素,“同这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相比较,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即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愈来愈不重要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第62页)这种把科学技术看作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从而否定劳动力重要性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虽然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仍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痼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各种条件依然没有改变,经济危机产生的土壤也不可能根除。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为全面解读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2.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仍然没有改变
恩格斯曾这样界定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4页)二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生产越来越自动化,阶级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劳资关系出现了很多新变化,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也对传统无产阶级的地位造成了冲击。很多西方学者借此认为无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更谈不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了。这些言论在当前经济危机的现实中再次不攻自破。在现有条件下,工人阶级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了前者,后者也将不能生存下去。如果没有工人阶级从事生产的实体经济的支撑,必然造成资本主义危机。
虽然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构成复杂化,知识层次有所提高,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并且全球产业转移也使国际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是,从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看,众多的劳动者都属于无产阶级。正如列宁所说:“从收入来源中去寻找社会不同阶级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把分配关系放在首位,而分配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结果。……区别各阶级的基本标志,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占有某一部分社会生产资料,将其用于私人经济,用于目的在出售产品的经济,——这就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同失去生产资料、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的基本区别。”(《列宁全集》第7卷第30页)此次经济危机造成了大量失业,并使很多中间阶层的人掉入了社会底层,甚至成为无家可归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09年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受美国经济衰退影响,2008年美国家庭净资产总额降幅达到17.4%,即蒸发掉10.9万亿美元。美国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大幅上升,据《华尔街日报》2009年6月26日报道,截至6月20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1.5万人,至62.7万人。危机中移民工人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妇女的就业环境也更为恶劣,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全球约有8000万妇女失业,并有更多女性正在从事报酬微薄的工作。这场危机将使工人阶级的构成更为多层次化和复杂化,工人的就业条件恶化,临时工和非全日工将会增多,造成了工人新的贫困化现象,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罢工示威等活动,这也说明了工人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未变,他们依然是没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依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可依靠的力量。
3.国家仍然是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推动力的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进行全球生产、分配和销售。随着跨部门、跨行业的巨型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兼并、组合,使跨国公司的国籍仿佛变得“模糊”。很多西方学者和政界人士借此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国家主权消亡论”。从这次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的表现可知,国家依然是无可替代的主要国际行为主体,这些跨国公司的国籍也并不模糊。危机伊始,美国政府就拿出7000亿美元救市,前后向花旗银行提供了450亿美元注资,并为其30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提供担保,在花旗集团的持股比例将上升至36%。通用汽车公司宣布破产,“新通用”将获得美国政府301亿美元破产融资,美政府将持有60%的“新通用”股权。英国政府为其第三大银行莱斯银行高达2600亿英镑“有毒”资产提供担保,英国政府持股比例将从现阶段43.5%至少升至65%,莱斯也成为第4家收归国有的银行。这些行为充分说明,无论跨国公司的生产能力有多强,也必然依附于母国的公司,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必然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主权消亡论”只不过是发达国家推行霸权的一种手段而已,发展中国家对此更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4.当前经济危机更加印证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论断的科学性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论调甚嚣尘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非常有代表性。福山认为,“如果现在的政治社会组织形态已完全合乎人类最本质性的存在,历史即已走向终结”。(《历史的终结》第162页)当前的经济危机再次戳穿了“历史终结论”的神话。生产的社会化迫使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所允许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生产关系也进一步社会化。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阶段国际垄断资本的力量更为强大。仅以汽车行业为例,世界最大的22家汽车制造公司已经垄断了世界汽车生产的97%,其中10家最大的公司垄断了75%的产量。另一方面,国际垄断的一个很重要的新特点是,以更少量的份额就可以控制一个大跨国公司。战后,美、日等国一般持有一家公司5%以上的股票,就能对该公司施加重大影响或进行控制。
现在,这个比例显著减少了。比如,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长期以来曾由大通曼哈顿银行单独控股,但战后随着众多法人股东纷纷打入该公司,至80年代中期大通曼哈顿银行仅占有该公司1.3%的股份。这也表明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消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发作。当前的经济危机不仅说明历史没有终结,反而更证明了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使得“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简称“两个必然”)这一原理的科学性。
当前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有可能动摇美元霸权地位,并催生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但并不能说美国已经彻底陨落、资本主义行将灭亡了。美国和英国等国家一些银行和企业的国有化也并非标志着这些国家即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次经济危机下,很多国家纷纷推出经济振兴计划,并作出了相应的政策调整,比如美国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强化集中监管、扩大监管范围和内容等等,意在防范新的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些举措再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释放出空间,同时也证明了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综上所述,当前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绝不是靠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注入大量资金就可以彻底挽救的。所有这一切再次表明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危机后的复苏只不过是酝酿着资本主义更深层次的矛盾,只会换来危机更猛烈的爆发,同时也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暂时性以及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