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从远处放眼岳麓山，看不到岳麓书院，只看到一片苍茫翠绿。你走近岳麓书院，看不到书院内纵横交错的建筑，只看到大树掩映下的一扇大门和一堵高高的墙。
这就是“纳于大麓，藏之名山”的岳麓书院，在这麓山下，在这围墙里，做了一千年的文化梦。
常在书院旁边走过，我对这片围墙有着近乎迷恋的感觉。虽然不能直接看到书院里面辉煌庄严的建筑，但是，这种庭院深深而被遮蔽的样子，更有一种磁场般的力量吸引着我。
惟当这座书院被围墙庇护时，它的古朴和高贵，才更加彰显出来。书院是隐藏的，就像中国的文化有着含蓄的性格。
我想，我所见过的墙，大概再也没有比书院的围墙更有意思的了。它既不像现代高楼的墙体粉饰得华丽工整，也远非乡下以树干扎成的栅栏篱笆可比。
它重叠如鱼鳞的瓦片，它形状各异、小巧透视的窗口，它墙上雕刻细腻的花纹，它随着山势起伏的优美曲线，它靠近文庙的黄红相间的颜色，或者一座古老庄严的“道冠古今”、“德配天地”的牌坊立于其中，亦或“桐荫别径”的椭圆形洞口穿墙而过直达书院后山。
一座围墙包含了如此浓厚的中国艺术气息，拒绝方方正正，拒绝一切古板平整，我愈发觉得这围墙可爱。
我经过书院时，总喜欢沿着它的墙体蜿蜒而上。我小心翼翼地，生怕惊动了安栖于此的圣贤的灵魂。尤其在幽静的晚上，一弯月亮熠熠生辉，光辉投向墙上的灰暗的瓦片，一种怀古之情便幽然升起。
二
一座书院，经无数劫难而不断新生，历千年沧桑而屹立不倒，藏之名山而愈发神圣。
我站在书院面前，环顾四周，惊讶在鳞次栉比的现代城市边缘，静静躺卧着一座千年幽幽的庭院。但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千百年来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了，再也感受不到这片土地激发出来的“云兴雷奋”。我似乎只有静静地聆听，猛力地叩击这座墙，才能从墙的另一边听到历史的回音。
如果回到90年前，青年毛泽东刚从河对岸的湖南一师毕业，与蔡和森等一干青年寓居于此，探讨救国真理，领悟匾额“实事求是”的真谛。有时干脆大呼“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顶着狂风暴雨奔向山顶。早年求学于此且又执教于此的杨昌济先生，慧眼识英才，致信好友章士钊，赞扬毛蔡：“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从此，一股改造世界的革命之风在此兴起。
如果回到112年前，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舆论大噪，维新领袖梁启超来到长沙，与谭嗣同等主持时务学堂，而保守派的王先谦等主持岳麓书院，维新与守旧两派顿起唇枪舌战，造就了“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的局面，一时湖南成为最富朝气的省。后两校合并为湖南高等大学堂，书院内建有时务轩，以作纪念。那时，中国面临着新与旧的抉择，岳麓书院处于风口浪尖上。
如果回到178年前，湖南巡抚吴荣光在书院内创建湘水校经堂，力图打破经学的繁琐教条，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疏之谈。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相继入学，之后奋起卫道而东征太平天国，继而发动亘古未有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艰难起步。 一时“楚材蔚起、奋志安壤”，“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一座书院的兴盛，创造了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湖南人写就的辉煌，更是开启了湖南人才雨后春笋般崛起的序幕。
往回退196年，一介书生魏源来到书院求学，讲求经世致用之学，适逢中英鸦片战争，他力主抗英，但眼见时局衰败，愤而辞归。后受好友林则徐所托，发愤著述，潜心编撰《海国图志》，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竟成“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较量中，岳麓书院倡导通经致用的学风初见成效。
往回退270年，20岁的王夫之就读于此，创立“行社”，反对空谈，结立“匡社”，立志匡扶社稷。而时局飘摇，大好河山在满族铁骑的蹂躏下破碎不已。他多次组织抗清终归失败，最后隐匿于衡阳湘西草堂，誓与满清不共戴天。“六经责我开生面”，青灯下他发愤著述，成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也是湖南学术史上“经世致用”的首倡者。
往回退502年，心学创始人王阳明被贬贵州，途经湖南。对于岳麓书院，他是“隔江岳麓悬情久”。然而其时朱张遗迹湮没已久，湖湘学派被人淡忘。“缅怀两夫子，此地相徘徊”，阳明先生的到来，带来了新鲜的学术风气，湖南又兴起了许多有志之士。这里，成了湖湘理学与阳明心学激荡的场所。
往回退843年，一代理学开创者朱熹从福建崇安启程，行程近一个月抵达长沙，与主持岳麓书院的张栻就“中和”、“太极”、“仁”等理学命题进行探讨。并在书院讲堂公开会讲，激烈辩论，引来无数学生聆听，“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岳麓书院迎来了第一次剧烈的心跳。朱张会讲开启了书院自由会讲的先河，一道思辩之风流行于南国的儒林。
往回上溯到公元976年，距今整整千年有余，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于是湖南的蛮荒之地开始有了朗朗书声，进而发展成理学之邦，有了“潇湘洙泗”的美誉，儒家礼乐在湖南徐徐兴起。这几乎就回到了中国礼仪教化的原初场所。
从千年前的礼乐文明，到近世“打倒礼教”的革命潮流，再到今天回归中国固有的精神，可以说，发生在这座围墙内的风云激荡，完整地见证了唐宋后中国学术尤其是儒学内部的转型，由习俗礼仪的儒学而到思辨超越的儒学，由理学而到心学，再延伸到实践的领域，湖南人以特有的经世致用、通变求新的精神，推动着中国文明的演进，进而迎接西方文明的挑战。
我很欣慰在这一千年的历史动荡中，乃至在晚清以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二十世纪愈演愈烈的改造世界的革命中，岳麓书院隐藏在这座名山下，它的基本格局没有动摇，它的建筑大体保留了儒家礼仪的秩序格局，让我们仍得以窥见中国礼乐文明的精神，触摸到中国文化的根。
这围墙内过去发生的一切，让我怅望不已，常起复古之幽情。但是我知道，纵使我翻过这有形的墙，也难以追寻到先贤的足迹。这墙外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书院的世界完全格格不入；在围墙里，也不过是隐藏着那些圣贤的英灵而已。如果我们不能用心志切身去感受它，我们还如何能够唤起这些英灵呢？这座庭院，究竟又有着怎样的力量吸纳有志之士前来朝拜呢？
三
书院建筑的根本形式是庭院，是用围墙建立一个公共的读书空间。
中国建筑如此大规模地运用围墙，可以说是世所罕见的，而且再也没有比围墙更遭世人误读的了。在世人眼中，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就是因为封闭所致，而围墙就是封闭的象征。这最大的封闭的象征又是中国的长城。所以，最后西方的炮火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轰倒一切万里长城，把落后的中国卷入到世界历史的现代进程中。
万里长城固然是为了防御北方蛮族入侵，但书院的围墙不是为了防御，也不是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实际上，书院一直是开放自由的学术交流场所。围墙诚然能够把现实空间围起来的，但如何能闭塞人的思想呢？否则人的思想又如何能够“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作为一种建筑，书院本就是围墙构筑的庭院，就在于它为读书人构建了一个独立自由的空间。书院作为一种教学共通体的公共场所，采用庭院形式，就譬如西方大学起源于宗教机构，用封闭的教堂构筑了一个研究的机构。
今人只看到书院用围墙圈占一方土地，而没有看到围墙对天空却是开放的；就像今天的高楼虽然四周不筑围墙，但它的内部房屋却是严严实实封闭的。
从建筑的民族性而言，中国的建筑本质上是向大地发展的，而西方的建筑更多是向天空发展。不可否认的是，围墙的本性是要圈占土地的，一座规模较大的书院都是通过连绵不断的建筑群，形成一种恢弘而深邃的纵深空间感。而西方的教堂往往高耸入云，给人肃穆惊悚的感觉，实际上是向上占有天空。
这里体现了东方儒家礼仪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差异。因为中国的儒家文明根本上还是一种大地文明，圣人“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是一种肉身感性即大地性的文明。中国建筑也更多体现人性，展示礼仪。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教堂高筑，据说是为了更大程度地接近上帝，因而是一种“神性”的文明。当下的高楼大厦则完全是世俗商业化的结果，是对空间利润的疯狂攫取，形成对神性文明的颠倒。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大地文明的国家固然是占有土地，万里长城就是对这个国家的几千年的守护，并上升为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象征。（就像西方古代一座城堡也能代表一个国家）。虽然长城不能抵挡现代飞弹的攻击，但毕竟从战术上有效地防御了古代蛮族的入侵。书院则以围墙构筑了一个礼仪教化的读书空间，是对这个教化空间的守护，也是大地文明的一种落实。
而且，书院的围墙并非在高楼建筑之外额外修筑一道墙，其本身就是书院的有机部分，与其它建筑融为一体，共同营造出一种秩序井然而幽静深邃的整体氛围。所以，围墙之于书院，既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更不是纯粹多余的围栏，给自己画地为牢。
实际上，围墙只是造成庭院内与庭院外的“隔”，庭院内部却通过天井，对大自然完全敞开，整个庭院气息畅通，可谓“隔而不闭”。我们甚至认为，书院就是用围墙把一片大自然的生机围起来，既是用建筑庇护着读书人，又用自然灵性来滋养着读书人。我想，再也没有比庭院更好的建筑，建立人的日常生活起居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
古人有“打开天窗说亮话”的说法，因为中国古代的建筑常常在屋顶开辟窗口，形成“天窗”或者“天井”。房屋要么横向开窗，要么直向天空开窗，总之是与大自然保持气息畅通、阳光通透。而书院的庭院则不啻是一种最大的天井，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对大自然的敞开。
如此观之，中国的庭院乃是世界建筑的一项伟大发明，也是最具中国精神的建筑形式。当我置身于岳麓书院时，我才有一种家的感觉，一种被浓厚的文化氛围庇护的感觉，同时，我也能在家里时刻感受到季候的变化，体验那种春日草长、秋风叶落的轮回感觉。
四
书院是有门槛的。
在书院前面，踏过数级台阶，才走上书院第一道正门，上有匾额“千年学府”。以“千年”而标榜，中国只有一家。在庭院的中轴线上，穿过一个浓荫匝地的院子，（院子里有座赫曦台），达到了第二道门，上面书有“岳麓书院”。再踏过此门，又是一座恬静闲适的院子，抬头一望，大门上悬一匾额，上书“名山坛席”。
然后再进入一个花木葳蕤的院子，踏着中间石板路，到达书院的讲堂，上有匾额“实事求是”、“学达性天”、“道南正脉”等。绕到讲堂后面，还是一个院子，亭台倒影在池水中，向上可仰望到书院最高最核心的建筑之一——御书楼。
每经过一道大门，台阶稍微抬升，这说明文化是有门槛的，这些台阶是为古代读书人准备的；每一道院子，又增加了书院的纵深感、神圣感乃至神秘感，这说明人的道德修为是有层次区分和境界之高深的。
书院的这种布局，充分体现了中国思想中“间隔”与“感通”的思想。书院围墙的“隔而不闭”，已经是一层最大的“隔”，围墙内与围墙外有区别，教化的作用也是为了区分、区隔。书院中轴线上的三道门，是三层“间隔”，且有门槛。而书院的四大院子气息流通，是能够感通的空间。打开院子的门，则是打开一条通道。沿着这个中轴线的通道，人最终会聚到讲堂这个书院最核心的学术空间。
书院内部的庭院布局，具体而言更明显地体现了儒家的礼仪秩序。儒家认为，人与人是有差异性的，必须通过一种差异化秩序使人各安其位，而差异化必然又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间隔，所以必须通过感通来消除差异性带来的隔离，这样才能创造和谐统一有序的局面。
书院通过中轴线的层次序列，以别尊卑、上下、主次、内外，“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这是一种差异化的秩序；同时通过庭院天井的空间组合，以走廊、隔窗、敞厅、花窗、洞门，相与沟通联系，这是儒家感通亲和的思想。中轴四进建筑形成四进庭院，两厢侧房，各成院子，连环往复，既相迎合，又各自独立，有一种戏剧化的映照。所有的空间，都异而复同，同而复异，不拘格式，既体现了差异性又有着整体的统一感。
我曾经走遍了这座庞大建筑群里所有的角落，发现几乎所有的房子都连通着旁边的院子。只要我从房子的窗口向外瞅去，都能看到一个或大或小的空旷院子或者走廊，这个院子里必有几株绿树，焕发着大自然的生机。我羡慕古代的读书人太有福气了，也叹服古代的建筑师的巧妙构思。其实，这种构筑院落的思想并不复杂，只是我们今人似乎忘记了这种优越性。
书院所有的建筑都不是很高，低则一层，高也不过三层，顶上加飞檐翘角，犹如飞鸟展翅，显得生气勃勃。它坐落在长沙城最高的地方岳麓山下，完全可以说是“藏之名山”。相比周围郁郁葱葱四五十米的参天大树，整个书院在高度上有点相形见绌，甚至是完全掩藏在树木下。
几乎所有建筑都依树而建，人在屋中，屋在树下，这让我有一种古代伏羲氏架木筑巢而居的感觉。这是有渊源的。我想，这种树巢一定比对岸的钢筋水泥之巢要舒服些。
五
中国文化的发展，唐宋之际是一个分野。中国文化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唐朝，一种悠久的习俗的力量，加上个人的天才创造力，使唐朝之前的文化呈现一种原生的创始性，质朴浑厚的感觉。
到了宋朝，中国文化的整体呈现一种别样的风貌，更多是综合前人的成就，表现为一种知识的注疏、考证和综合的形态。礼仪习俗的儒学成为思辩考证的儒学，给人太多的经院气息，就像西方原初的信仰神学变为考证的经院神学。甚至宋代之后的诗词创造也给人一种拼凑、模仿的风格，缺乏一种原始的冲击力。
文化从一种习俗和个人创造力而来，转变为通过系统规范的教育而获得，这在隋唐时代有了显著表现，那就是科举考试的发明和普及。科举考试固然为国家迅速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提供了便利，但这种功利性的培养必然是扼杀文化的原创力。所谓教育愈多，愈加扼杀灵性，远离一个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性。这从来是个悖论。唐朝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就没有走考试这条捷径，而是依靠自己的“天才”成就了他的千古英名。
同时是学校的兴起。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类似于学校乃至大学的机构，但似乎没有听说过哪个历史人物毕业于哪所学校，顶多就是师从某某老师或者受谁的影响。服从国家意志且直接服务国家的学术机构倒是有，但是直到宋初也还没有听过类似于今天大学的响当当的名字。大学还没有作为一种悠久的传统，作为独立的实体机构流传下来。
一方面是失去原始创造力的经院哲学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更新发展，另一方面是服从国家意志的官学直接导致了读书人独立人格的丧失，使他们身上仅存的一点学术创造力都被扼杀。我一度认为宋朝之后的中国文化不足为观。
书院的出现改观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格局，让我发现了中国文化新的兴奋点，也让我对宋朝这个孱弱的王朝另眼相看。宋朝的皇帝固然大多显得文弱而没有男人的血性气概，但对待文化教育却有相当的开明。正是在他们的开明的文化政策下，中国的私学（亦或半官半私学）即书院教育开始兴盛起来。从此，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几乎是以书院为中心铺展开来。历史上几大著名的文化事件几乎都和书院有关。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北宋开宝九年即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书院幽栖于岳麓山下，又得湘江之灵性，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形下，可以说处于深山老林，从书院到长沙城必须划船渡过湘江。书院远离城市喧嚣，而与官场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作为学术场所的独立位置。
今人解释为什么宋朝皇帝允许士人办书院私学，是因为宋朝开国之初国力不盛，又忙于开拓疆土，无暇振兴官学，再加宋朝皇帝的开明文化政策，书院这种传播学术的私学就在中华大地上兴盛起来，乃至绵延千年。其实，我以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亦或半私半官，它们能够并存于世，根本上还是源于它们的知识谱系的同构性。
就譬如儒学内部分化出理学，心学，或者是汉学，不管如何衍生分枝，终究脱离不了儒学（道学）这个中国本土知识信仰的大框架。不像今人援西方的主义以为中国人的信仰，或者食洋不化，盲目信仰，最后导致主义纷争，有你无我。
一个王朝在开国之初往往还能够天下为公，到了结尾不免沦为一个家族或官僚集团的利益保护者，官学也沦为它的附庸。而书院的出现，就在于它承担了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与官学的价值取向相反。
官学与私学的知识谱系并无很大区别，只是它们不同的目的导致了它们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结果截然不同。就譬如有些人从四书五经里读出了“封建专制”、“礼教吃人”，有些人却从四书五经读出了古代士人的精神信仰。
作为一种半官半私的学校，书院的主持人是社会上德行和学问极为高深的人，在社会上拥有道义上的话语权。书院主持人名曰“山长”，听上去野趣十足，不像今天的大学校长争做厅级、副部级乃至部级干部，他们往往是一个学派的创始人，或者一个地方最有学问的人，甚至有的还是从权力颠峰退休下来的顶尖级人才，自然能够名震四海，也具有与权力周旋的能力。
因为书院的突出贡献，统治天下的皇帝偶尔也会嘉奖书院，赐书赐匾额。比如御书楼乃是因为皇帝赐书而得名，岳麓书院至今保留了几代皇帝所赐匾额。但是，书院要保持它对学术真理的独立追求，乃至批判朝廷的道德腐朽，为社会匡扶正义，这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中国的私学在与官学的搏弈过程中，体现出古代教育家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潭州湘阴人周式执掌岳麓书院，使之名闻天下而成为四大书院之一。宋真宗亲自召见周式，赠“岳麓书院”匾额。同时准备留他在朝廷效命，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但周式坚决请辞，希望回书院掌教。一个不为权力所动的人，可以称得上一个真正而彻底的教育家，也注定了岳麓书院能够兴盛千年。
理学大师朱熹终生以振兴书院为己任。在岳麓书院讲学的时候，他的学说却被朝廷宣判为“伪学”，自己被免职，学生遭逮捕。有一个叫余嘉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处死朱熹：“枭首朝市，号令开下，庶伪学可绝，伪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一直到他死，朝廷都没放松对他的警惕。一位大师的一生与书院紧密联系在一起，一种创始的学说因为不合统治者的胃口而命运多舛。
元代以降，书院虽有发展，但官方刻意控制其学术精神。明初，朝廷提倡官学，直到明中叶王、湛的心学兴起，书院也随之再次兴盛，成为新兴学术思潮的大本营。无锡的东林书院倡导“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议论朝政得失，指摘朝臣长短，最终触怒阉党，遭到迫害。魏忠贤下令“刊党籍，尽毁天下书院”。书院学子要关心国事天下事，其代价是连同书院都要摧毁。
清代书院的规模和数量达到全盛，但清廷的控制导致了书院的官学化后果。可见，虽然书院私学想竭力传播新潮的学说，守护真理和正义，但从来都面临官学这个掌控国家权力的机构的吞噬。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的利益出发点，使他们要把魔爪伸向任何他们能及的地方，那么私学的地位就岌岌可危。
六
岳麓书院在一千年传承和发展学术的过程中，取得了让世人震惊的成果。也许是湖南人自屈原以来，就特别禀有一种“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浩然独往”、“独立而无复依傍”的精神，所以办起书院这种私学来，也有一种特别的气魄。湖南在唐宋之前，几乎没有出什么人才，被称为蛮荒之地，直到岳麓书院的朗朗书声响起，湖南开始后发赶超，直至近代湖南人才如雨后春笋拔起，引领中国前进的时尚风潮。
岳麓书院的大门有幅对联：“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气魄宏大，响彻大地，真正地从历史的角度概括了岳麓书院的功绩。宋朝以来，湖南人才几乎离不开这座书院的滋养。而近千年来湖南人的潜心学问，终于在民族存亡最艰难的时刻，使湖湘文化厚积薄发大放光彩。
湖南人才群体的迅速崛起，左右了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固然与曾左奋起卫道镇压太平军起义这一历史机遇有关。但更不可忽视的是，经过一千年的苦心经营，岳麓书院这座非官方的大学（虽然某个历史时期官方也想控制它），为这片土地铺垫了深厚的人文底蕴，赋予了湖南士子以宗教般坚定的精神信仰，以及通经致用的学风带给他们的现实方法。
如果囿于官学的考上科举求取浮名，岳麓书院的学生就不会如此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从“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夫之首倡“经世致用”，到“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到吴荣光创建湘水校经堂反对空疏之谈改革近代教育，到左宗棠苦心钻研山川形势和攻守之策取得收复新疆的千秋功业，一直到毛泽东的改造世界的强烈革命冲动。
如果囿于官学服务于特定的利益集团，岳麓书院的学生不会如此心忧天下，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慨然承担起天下兴亡的使命。从宋末蒙古大军挥师南下围攻长沙城，岳麓书院几百弟子毅然放下书本登上城墙，奋勇杀敌与城池同亡；到王夫之眼看山河破碎，以一书生之力组织义军抗击清军铁骑，最后归隐山间不与满清共戴天；到近代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湖南士子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几乎以一省之精英写成了中国的半部近代史；一直到毛泽东率领共产党经过坚苦卓绝的奋斗，建立新中国。
如果囿于官学的唯唯诺诺，服从统治集团的意志，岳麓书院的学生也不会表现得如此慷慨激昂，个性张扬，乃至怪异踔厉。王夫之即使屡次兵败，也不屈服于满清统治，以残剩之生命发奋著书，头撑青伞脚踏木屐，不与满清共戴天，终成中国最后一代大儒；曾国藩征讨太平天国屡败屡战，发扬湖南人特有的“霸蛮精神”，直至“打落牙齿和血吞”；谭嗣同维新失败，本可流亡海外避难他国，却欲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唤醒国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面对日本政府限制留日学生的活动，陈天华不满中国学生的不团结，羞愤于国人被列强任意宰割欺压，最后投海自杀，做国人的“警世钟”；青年毛泽东倡导强身健体而救国，反对文明对生命的戕害，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竟顶住烈风雷雨而狂奔于岳麓山巅。
如果教育的最终使命是为了更好地激发人的本能，壮大充实人的生命，而非戕害人的本性，那么，岳麓书院的教育不仅在过去是彪炳千秋的，在未来也有着永恒的价值。这是一种横跨千年的教育，也将启示着下一个千年的教育。
千年书院，青春不老；书院虽旧，其命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