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副高悬于岳麓书院文庙的对联，道出了湖湘文脉的渊源有自，高扬了舍我其谁的气魄，也深刻地折射出岳麓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精神高地的历史底蕴。
一
在战火纷飞、割据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僧人智璿在岳麓山下、湘水之滨购置了一些土地和书籍，搭建起几间屋舍，供往来士人读书治学之用。伴随着北宋王朝的建立、崇文风气的兴起，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唐末五代僧侣建屋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建了岳麓书院。草创之初，筚路蓝缕，此时的岳麓书院尚未被纳入官学体系，时废时兴。直到二十三年后，潭州太守李允则在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扩建书楼、礼殿，确立了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大规制，邀请硕儒名师以传习，储纳图书以广智，祭祀圣贤以崇道，购置学田以保障书院运行。李允则的作为很快引起了学界瞩目，北宋著名文学家王禹偁在《潭州岳麓山书院记》中称道：“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岳麓书院的创设与发展，使潇湘大地不再是文化落后的边荒之所，而是可以与孔孟故里相提并论的人文渊薮。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尊孔崇儒的宋真宗召见了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彼时的岳麓书院办学规模大为扩展，已有生徒数百人，这些办学成果得到宋真宗的青睐。但周式婉拒了国子监主簿的任命，回到岳麓山下。真宗为其精神所感动，亲题“岳麓书院”匾额并御赐书籍。从此，岳麓书院声名大噪，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
两宋之际的战火曾让岳麓书院化为一片废墟，而随着士人的南渡、湖南的开化，岳麓书院在艰难困顿之中迎来了复兴的生机。南宋绍兴年间，原籍福建的理学家胡宏在衡山之麓撰作《知言》，被后世誉为“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作为胡宏的高足，张栻在乾道、淳熙年间，主教岳麓书院，他传承了周敦颐、张载、二程等学者开创的理学传统，将理学的核心精神与书院的办学宗旨融贯为一。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特别强调：“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在张栻看来，岳麓书院既不是供学子闲谈废时的环境清幽之所，也不是服务科举考试、培养奔竞之徒的名利场，而应造就一大批体认道统、精研学术、造福民生的有志之士。在此背景下，一批向学之士慕名前来岳麓求教问难，甚至有学者“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南宋事功学派的代表学者陈傅良也在《重修岳麓书院记》中称赞“张先生（栻）所为记，及于治心修身之要，湖湘之后亦既知所指归”。这些史料都生动反映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时期的巨大影响。
尤值一提的是，在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期间，朱熹于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从福建武夷山出发，不远千里来到长沙与张栻交游讨论，两人围绕理学概念的阐发、儒家经典的诠释、身心功夫的践履等问题展开学术论辩，时间长达两个月，远近学子纷纷前来。这次活动史称“朱张会讲”。会讲促进了不同学派之间的自由交流对话、相互质疑论辩，对朱熹思想理论体系的完善与成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南宋以降的学术思想演进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命题，打破了明初以来理学教条化的禁锢。明代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王阳明在贬谪贵州的途中路过长沙，于岳麓书院拜谒朱张祠，并写下了“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的诗句以表达对朱熹、张栻两位学术大师的崇敬之情。尽管明代后期禁止自由讲学、禁毁书院事件时有发生，岳麓书院的师生却能在困顿中求索圣贤之道，在艰苦中承续古人之思。明末山长吴道行延请东南名儒高世泰讲学，书院学子王夫之怀抱孤忠，著述不倦，揭示“天下唯器”“知行统一”之旨，彼时的书院穷且益坚，逆流而上，媲美东林，声光益显。
岳麓书院在清初被纳入官学体系，列为省会书院，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为表彰岳麓书院传道济民、作育英才的成效，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康熙皇帝御赐“学达性天”匾额，勉励士人通过对天理与人道的学习体悟，达到恢复天性、天人合一的境界。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乾隆皇帝御赐“道南正脉”匾额，表彰岳麓书院在理学南传中的正统地位。理学与书院的一体化，在这一时期的书院学规中得到了充分显现。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著名学者旷敏本任岳麓书院山长，他将儒家的道统、儒学的文脉、儒士的境界和使命融贯书写在一副长联中。上联是：“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下联是：“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这是岳麓书院史上字数最多的对联，至今仍高悬于书院的核心——讲堂，成为激励后世岳麓学子奋发兴起的座右铭。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欧阳正焕手书“整齐严肃”四字作为院训。七十年后，山长欧阳厚均将“整齐严肃”四字刻石立碑于书院最核心的讲堂。从岳麓书院走出的曾国藩对于程朱理学主张的“整齐严肃”深为服膺，他说：“敬之一字，孔孟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整齐严肃”正是理学主敬工夫的外显与落实，从检束身心到整顿时局，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概莫能外。强烈的自省精神与忧患意识，既是宋明理学的内核，也是联结近代湖湘人才群体的精神纽带。
近代，在岳麓书院求学问道、格物致知的湖湘英杰恢宏修己安人的儒学传统，为中国的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既有以理学经世的湘军集团、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思想先导，也有推动变法改制的维新志士群体、推翻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如果说书院大门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公元1812年书院山长袁名曜、生徒张中阶合撰）在此前只是湖湘士人的自我激励与冀望，那么近代湖湘人才辈出的历史事实，让这副名联成为湖湘文化大放异彩的真实写照。
与近代社会发展相适应，古老的岳麓书院也走上了革新求变的征程。公元1903年，岳麓书院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14年后，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前身）迁入岳麓书院旧址，时任校长宾步程将“实事求是”制匾悬挂于讲堂。今天的湖南大学，仍将“实事求是，敢为人先”作为校训。这一校训，与清代书院山长王文清所定《岳麓书院学规》中的“通晓时务物理”不谋而合。因为无论是传统书院，还是现代高等学府，所培养的人才绝不是埋首故纸堆、不闻窗外事的书虫，而是心怀家国、洞察世局、通权达变、不懈求索的栋梁之材。
二
人才因教育而兴，书院因制度而盛。岳麓书院史上人才群体蜂拥而起，既有时风际会的显因，更藏寓着书院制度这一潜因。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萌芽、肇始于唐，定型、兴盛于宋，普及于明清。在一千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书院的组织管理、学术教学、书籍典藏、四时祭祀、经费保障等日常活动逐步体系化和制度化，形成了完备的书院制度体系。以岳麓书院为例，制度的创设、因革、发展无不体现着与时俱进、其命维新的特质。
具体而言，岳麓书院在历史上有自主聘任名师宿儒担任山长和教师的选聘制度，既可以保证书院师资的学术水准，又能使书院在学术风格上体现自己的特色；有学生择师而从、自由流动的生徒管理制度，体现了在教学中对学生主体性、自主性的尊重，这是官学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岳麓书院有“疑误定要力争”的学规，有鼓励师生切磋砥砺、质疑问难的教学制度，区别于死记硬背、强制灌输的俗流，蕴含着催生学术创见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书院有邀请不同学派、不同思想观点的学者同堂讲学、互相论辩以及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会讲制度，克服了官学教育的僵化与封闭，使书院以一种兼容开放的崭新姿态崛起于当时社会，承担起创新学术、教化民众的社会责任。
可以说，这一系列的书院制度是儒家士人秉承儒家的教育理想，基于对当时教育弊病的反思而探索出的一条教育发展新路径。这一创新使书院具备了超越当时其他办学形式的独特魅力，在不同历史时期焕发出强大生命力。
作为教育制度创新的产物，书院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传统、教育理念、办学风格，逐渐积淀、凝练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精神传统。总体而言，岳麓书院的精神传统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崇道尚德、修身为本。对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念的阐发与践行，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内圣外王事业的求索，构成了岳麓书院精神传统的儒学底色。收载于《岳麓书院志》的历代学规、学约、书院记等文献，将“成人之道”作为一以贯之的育人宗旨，指出书院培养的生徒不仅致力于学问的研究与传播，更要重视德性养成，通过不断反省和自我约束提升道德境界。只有具备高尚品德的人，才能承担起传承与发扬儒家文化的重任。
——穷本探源、实事求是。书院是研究儒家高深学问的文化教育组织，研经读史是书院师生的生活重心。书院的经史教育不同于填鸭式、应付式的教学模式，正如王夫之所说“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要求学者在思接千载的脉络中体察儒家穷理尽性之道，关注对大本大原问题的探究。同时在治学精神、学术方法上，书院师生秉持实事求是的宗旨，不满足于表面的知识与现象，重视实证、实修、实行，反对空谈与玄想，挖掘儒家经史之学的思想理路与现实关怀，追根溯源地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有教无类、兼容并包。书院在招生上往往打破传统官学的种种限制，如门第、地域、年龄等，为更多士子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书院不仅接纳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学子，还常常跨越地域界限，吸引各地学生前来求学。同时邀请不同学派学者讲学论辩，包容、接纳不同的学术观点。在日常的教学与研究中，师生之间既讲求师道尊严，又鼓励师生之间平等交流、质疑问难，充分保障学生的自主性。
——明体达用、经世济民。“明体”指对儒家之道这一本体的认识与洞察，“达用”指在道德感召、人格教育的基础上，将儒家之道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实践领域之中。张栻曾说：“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讲哉！”凸显了关切国计民生在书院教育中的突出地位。因此，书院教育强调内圣与外王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思想与行动相结合，旨在培养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具备致君泽民能力的明体达用、经世济民之才。
这些精神底蕴不仅为古代书院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也成为我国现代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借鉴，更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肖永明，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四书’学史”首席专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增强国有经济核心功能
作者：李政《光明日报》（ 2024年08月06日 11版）
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增强各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这表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目标是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核心功能与核心竞争力。只有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核心功能，才能更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引领带动作用和战略支撑作用，为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空间和更好条件。
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创新引领功能
科技创新既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变量，更是增强企业核心功能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要做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排头兵、做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做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排头兵”。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经济肩负国家创新使命，在自主创新和锻造大国重器方面不断努力，不仅极大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更打造出中国“智”造的世界新名片，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高速铁路等领域取得一批世界领先的标志性成果。国有企业投资了若干民营企业难以承担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技术研发；作为开放式创新组织者，利用其资源和网络平台优势，充分联合各创新主体打造开放式创新平台，整合国内外创新资源和要素，孵化和培育了一批“专精特新”企业；作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和战略资本的主要提供者，推动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前瞻谋划布局未来产业。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世界各国都在加快新技术研发，一系列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正在涌现，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前所未有，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大幅缩短。我国必须把握住“机会窗口”，依靠自主创新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国有经济在此过程中尽管拥有一定优势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但仍存在创新动力不足、创新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创新引领功能。一是聚焦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形成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国有经济应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充分发挥创新引领功能，坚持在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两端发力”，以体制创新推进组织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等综合创新，激发企业创新内在动力和活力，突破一批颠覆性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促进数实融合。二是突出战略导向和问题导向，健全推进原始创新、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国资国企应加强基础性、紧迫性、前沿性、颠覆性原创技术研究，提升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三是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国有企业牵头或参与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主动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民营企业等创新主体深度合作、打造创新联合体。积极开放创新资源、提供技术牵引和转化支持，构建协同、共享、互通的新型产业创新生态。四是完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积极参与高水平人才高地和人才平台建设，发挥聚才、引才、育才作用。国有企业应加强自身创新文化与环境建设，培育和吸引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五是完善产业链链长制和产业协调机制，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自主权与引领作用，与同类民营企业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国有经济要加强与民营经济的创新合作，共同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安全维护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进行重点布局，确保在重要资源能源领域的控制力，为维护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粮食安全，以及维护经济社会稳定、抵御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坚实保障。
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安全挑战明显增多。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安全维护功能，有助于更好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稳定。为此，要坚持底线思维，加强安全意识，通过深化改革提升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一是持续强化国有经济在国防军工和能源、粮食等领域的保障地位和供给水平。强化国有企业对关键原材料及元器件、重要设备、软件、战略物资等的备份与托底能力，推进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和增储上产，扩大优质煤炭产能，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升种子自主可控和海外粮源保障体系建设，切实提升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的底气和能力。二是统筹推进与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除铁路、公路、航空等传统基础设施外，国有经济还要加强包括金融、网络、数据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完备高效安全智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提升国家竞争力和总体安全水平。三是持续加大国有资本在电网、石油天然气管网、江河主干水网、信息通信网等领域投入力度，加强新一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算力网络、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好维护国家骨干网络安全。四是优化资本投向布局，注重提升经济增加值，使投资能更好为国民经济产生增量贡献，同时优化风险防控手段，在债务、境外投资、金融、安全生产等高风险领域加大防控力度。五是协同民营经济积极维护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在产业链供应链关键安全节点，发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各自优势，进行强链、补链、延链、固链。
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民生保障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国有经济在健康养老、就业、医疗卫生等方面发挥增进民生福祉、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兜底作用，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主动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累计上缴国有资本收益1.5万亿元，向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资本1.2万亿元，在脱贫攻坚中累计投入和引进各类资金超过千亿元，定点帮扶的24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但当前我国在医疗、养老等方面仍面临不少难题,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使国有经济在民生领域继续加强有效供给，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体系的支撑保障能力。一是建立就业服务平台，促进跨地区、跨行业人才资源整合，更好促进高质量就业。二是改革创新传统办医模式，推动医、研、产融合发展，建立符合产业特点和市场规律的医、研、产资源联动发展长效机制，鼓励以医疗健康为主业的国有企业开展医学科技创新合作，组建新型国有医疗集团，提供多样化医疗健康服务。三是积极布局普惠养老，推动大型养老企业整合资源，加快培育行业龙头企业，打造普惠型养老服务品牌，积极培育养老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四是以分类精准考核促进国有企业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提升。在公共服务的质量、成本控制、资源配置效率和应急保障能力等方面对从事公共服务的国有企业进行精准考核。五是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用于保障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的比例，借助国有资本提升养老、医疗、教育等的保障水平，释放内需活力，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
（作者：李政，系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