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省，市党政领导、沈衡老的各位亲友、各位学者：
首先，我得感谢纪念会主办者的盛情邀请，参加纪念我国近代民权斗士、新中国第一代法律人的主要代言者沈钧儒先生诞辰130周年，给我学习的机会。尽管沈钧儒的生辰纪念日是在4天以后，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家乡人民缅怀他们引以自豪的乡贤。富庶美丽的江南水乡如今已越来越很难见到下雪的天气了，昨天下午在上海虹桥机场落地时，只见雪花飞舞，素染人间，令人倍感亲切。洁白的雪花好像就是为沈钧儒先生诞辰130周年的纪念活动而准备的，它们可以铺垫起我们对逝者的思念与眷恋，真是“苍天有意”。
我应邀出席关于沈钧儒先生的纪念活动与研讨活动，这已是第三次。差别只在于，前两次是作为浙江大学的教员，与各位一同踩在杭嘉湖平原上，这次是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员，从北京赶来。新年快到了，我想借此机会，首先预祝各位拥有一个吉祥如意、充满生机、健康、平安和幸福的来年。
浙江是我的第二故乡。1993年，我被杭州大学的老校长沈善洪教授引进，直到去年暑假才离开钱塘。我还记得，沈善洪校长的老家就在嘉兴平湖。在参加有关沈钧儒先生的学术活动之前，我还随省政协文史委的考察组到过嘉兴，走近南湖、西塘和乌镇等地，见证过一方水土的富饶与清秀，如果用“地灵人杰”来形容嘉兴，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关于沈钧儒先生的生平事迹与道德文章，沈公家乡的传人都已耳熟能详，我就不再重复了。作为一名学者，我只想借此机会谈两点感想。
第一点感想是，我应当对嘉兴市的各级党政领导、对训练有素的沈钧儒纪念馆的全体工作人员、沈钧儒研究会的各位学者深怀一份敬意。沈钧儒家乡的父母官与的研究人员都懂得珍惜和爱护自己的历史文化资源，投入了许多人力与物力，厚待沈钧儒这样的乡贤，这在全民向富、举国崇商的今天是不大容易的。
迄今为止，我们国家评选出了数以百计的“历史文化名城”。遗憾的是，在某些被评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地方，那里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好像只是一些孤立的存在，顶多被拿来增加一些关于“地灵人杰”的乡土自豪或广告用语，增设几个可以点缀“文化”和增收门票的名胜景点，却与时人的精神风貌、思想境界、文化品位、价值体系并没有多少因果关联，就像终日与岳忠武为邻的杭州人，你收拾你的“旧山河”，我过我的“天堂”日子，彼此互不干扰。对此，只有少见才会“多怪”，多见就不怪了。
追随西方的现代化好像非得以牺牲自己的历史文化、挤压精神空间为代价不可，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悖论，但有趣的是，许多文化程度与知识背景不同的旅行者都喜欢评论和鉴定一个地方的民众素质，而鉴定的标准又是那么具有惊人的相似，即不是看那个地方的领导与百姓口袋里有多少钞票，嘴里抽什么烟，银行里有多少存款，建了多少楼房，评了什么形象奖，而是看他们在用什么样的词汇说话，还有他们的语气与语态，甚至所有的言谈举止。而这些言谈举止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取决于那一方水土对行为人的造化，取决于历史的沉淀与地域文化的传承，其中包括来自历代乡贤潜移默化的感召与示范，这就离不开行为人对地域文化的了解、理解、认同与消化，融入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才是乡贤效应的底牌，如果套用一个很世俗的词，那就是“一本万利”。文化文化，应该是为“文”所化，而不是出口就谈赚钱发财，或者开口就气汹汹骂娘，我们还无法想象，一个对家乡的历史文化都不太了解的人，会从口到心都认同自己的国家；也无法相信，一个对家乡都有点麻木无情的人，会真的去爱国。如今总有那么一些地方，喜欢把历史名人当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摇钱树，为招商引资叫喊，却不大重视去整理和吸收那些乡贤在立德、立功、立言的流程中所留存的智慧与风采，成为支撑地方文化素质的活水源头，流淌在一代一代的血液里，化入后人的生活习惯。如果铜臭味太浓了，真正的文化内涵就势必减少，令人生畏，这大概也是物质不灭定律所决定的，搞“形象工程”同放眼长量之间未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样的创业者要么像钱塘潮头的泡沫那样来去匆匆，无踪无影，要么就是添乱，还要别人来替你打扫卫生，或者很快就被下一任把你“创”掉，就像你“创”别人一样，剩下瓦砾一片。
值得庆幸的是，我所熟悉的嘉兴好像还不是这样，尽管它还只评上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近代民权斗士沈钧儒先生似乎已成为嘉兴人民十分珍惜和爱护的一张名片，大力支持沈钧儒纪念馆与沈钧儒研究会的工作。去年6月，研究会在纪念建会5周年之际，就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成功地举办过具有总结性和庆祝性意义的研讨会，对5年来的会员成果进行评审与奖励，还出版了嘉兴学院副教授陈水林与沈钧儒纪念馆副馆长陈伟平合撰的学术著作《沈钧儒与中国宪政民主》。最近，沈钧儒纪念馆又赶在13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前，编辑沈钧儒的诗集《寥寥集》的增订本，由北京的群言出版社出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寥寥集》，不仅装帧朴实，版式大方，而且增加了许多以前没有发表过的诗作，虽然我还来不及细看这本书，还无法断定其中的史料价值究竟如何，但至少可以先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肯定它的出版价值，这是一本迄今为止资料最丰富、最完整的《寥寥集》。如今出版这样的书籍，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没有编者的学术品位，那是不大可能的。我们还高兴地看到，这本新版诗集还是由我国另一位近代名人闻一多的侄儿闻立鼎先生编辑成书的。我希望嘉兴市的各届父母官都能从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把扶植嘉兴的地方文化建设当作各届党政班子所共同承担的“形象工程”，把关于沈钧儒与其他乡贤的研究继续坚持下去，让嘉兴不愧为一个颇有文化品位的城市，一个颇有历史含量与凝聚力的城市。在我们国家，公司、工厂与商场可以说是成千上万，沈钧儒却只有一个（王国维也只有一个，李叔同、茅盾、徐志摩也只有一个），理当予以爱护。
说到这里，我还要对沈衡老的亲友深表敬意，他们不仅十分敬仰自己的先辈，也十分珍惜家乡人民对沈衡老的那份深情，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远道而来的沈氏亲友团，这次就来了40多人，这是我在学术活动中所见到的规模最大的亲友团。他们不像有些历史人物的后人一样，彼此很不团结，互不买帐，还经常争吵，旁人也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有什么好吵的。沈衡老的后人则不然，他们还慷慨地向纪念馆捐赠大量的手稿，为有关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我的一位研究生就曾运用沈钧儒纪念馆的档案资料，撰写学位论文，其中有一部分在毕业前就在《浙江学刊》发表，我们真的应该感谢未刊资料的捐献者与管理者。
我的第二点感想是，学术研究既需要外部环境的改善，更需要内在要件的提升，包括资料的积累、视野的扩大与方法的改进。我本来可以借此机会，与各位讨论一下沈钧儒的法律思想同宪政思想的异同，特别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法权理念与宪政理念究竟怎样，供各位批评，但是，据最近的消息说，党中央已不准学界讨论宪政问题，那我得听党的话，今天就不谈宪政问题了，因为在我看来，我国近代宪政历史中的问题与现实中的宪政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当然，不谈，并不等于问题就不存在，不需要研究了。沈钧儒先生作为一个法律人，他在民国期间与新中国成立后的表现很不相同，个中缘由，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待解之迷。有的学者把1949年以后的“民主人士”分成四类，即：逍遥类、独立类、自由主义类、利益至上类，把沈钧儒与郭沫若放在一块，都叫“利益至上类”，我不大赞成这种观点，至于为什么不赞成这种观点，恐怕就需要回答沈钧儒晚年的思想有何变化轨迹，以及应当怎样看待这种变化，光表态说“不赞成”或“赞成”，还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下次有机会，再一起讨论吧。
历史毕竟是人类所共有的精神家园之一，历史也是人类守候这个家园的最后一道围墙。我想引用4年前我应邀给福建省社联主办的重要刊物《东南学术》写的“新世纪献词”，来结束我的发言，谨与各位共勉，并请指正：
尽管史学经常为形形色色的功利而存在，最终为真实而存在，唯有以求真为职志的治史者方可确证史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连同史学与自身的尊严。
2005年1月5日补记于京北宁温馨苑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