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民盟被国民党强迫解散的亲历者。看完贵刊25期丙丁先生《1948年民盟》的大作后，感觉说出了很多没有人认真思考过的历史问题。非常感谢你们能发表这样的文章，也期待能读到文章的下篇。

但是，我认为文章对于沈钧儒“反对解散”并“大发脾气”一事尚未讲清。对此，长期以来，一些人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乖违史实。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希望借贵刊宝地就此事做一澄清。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7日，蒋介石发表“剿匪建国”广播演说；8日，张澜发表书面谈话，严予抨击，警告说“否极必复，史事召然”。蒋介石不但不听，反而更加仇恨民盟，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0月23日，派军警特务包围南京民盟总部和上海民盟办事处，对进出的人都要盘问。

不知为什么，过两天，军警特务自动撤退了。再过两天，又来了。这时候，住在南京总部里面的人，如周新民、李文宜及部分工作人员，有的回家了，有的到香港去了，留下被特务严密监视的罗隆基和李相符仍住在内（后来李相符也走了）。张澜与叶笃义、陈新桂等住在上海集益里8号和成银行的宿舍未被包围。一天，叶笃义从外面回来，告诉张澜说，除了张澜与沈钧儒因年老软禁、不逮捕外，其他民盟中委都要逮捕。27日，张澜在集益里召开紧急会议，到会的有史良、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叶笃义等。会议决定派黄炎培、叶笃义去南京，与在南京的罗隆基三人为代表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解除包围，保证盟员安全。叶笃义乘晚车先去，黄炎培第二天去的。黄在车上见报，始知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盟员按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处理”。黄下车时，见罗、叶早已等候在即。三人急急忙忙奔走，见到邵力子、张群与司徒雷登，他们都说解散民盟是蒋介石亲自交办的，无法更改。

开会后，沈钧儒没有走，与陈新桂住三楼。他每天早上先在床上打“坐功”，然后下一楼吃饭。

以后几日，黄、罗、叶在南京交涉的争论之点是要国民党下令解散，而国民党则要民盟自动解散。最后，陈立夫出面，要黄炎培单独一人进屋与他谈，罗、叶在屋外等候。陈立夫要黄炎培根据他的意见写解散“公告”，写好经陈过目后，陈嘱三人带回上海，由主席张澜署名宣布解散。临行前，陈特别叮嘱一字不能改，改了就不作数，意即还要逮捕全体中委，全国盟员要进行登记自首。11月4日，三人携带“公告”在特务“护送”下回到上海。

这之前，上海方面没有得到消息。黄、罗、叶很晚曾打电话来联系，张澜已睡下。接电话的是和成银行的青年练习生张XX。电话机在一楼，他没有上来叫醒张澜。

11月5日，张澜在集益里再次召集在沪中委开会。上次参加会的人除章伯钧未到外，张云川恰来上海，也参加了。陈新桂是列席的，在膝上做了记录（解放后，民盟内部就此会发生争论，陈新桂将会议记录交给了周新民。此记录交周新民后，如石沉大海）。

会议开始，黄炎培报告在南京交涉经过，并讲国民党不允许罗隆基离开南京。几经交涉，始同意他来上海，但必须住医院治病，不能离开上海一步，离开了就不能保证他的安全。汇报完，沈钧儒问了一句，还有没有别的办法？黄说，陈立夫叮嘱一字不能改，改了就不作数。全屋一片沉静，鸦雀无声。罗隆基紧靠史良坐，史良向罗隆基说“把你养肥了好杀”。罗隆基回过头来，在史良大腿上捏了一把说：“你已经肥了，杀得了。”沈钧儒是史良的老师，见状大发脾气，一巴掌拍在桌上，大声吼：“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其他的人均未吭声。

后来开始讨论，大家对各方面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因为民盟没有支撑，没有后方，没有退处，中委全都是暴露的，基层盟员也大多数是暴露的，登记了，自首是叛徒；不登记是黑盟员，抓到了也必死。讨论来讨论去，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没有人能说出一个办法。楼下守候的特务上来敲了几次门。三点时，叶笃义下楼，将张澜署了名的“公报”交坐在客厅等候的记者发表。

那天中午，张澜没有下楼吃饭。送走一些人时，张澜在楼梯口说：“民盟要转入地下斗争了。” 沈钧儒和罗隆基也没有走。房门外和弄堂口守候的汽车也没有撤退。街对面缝衣铺有便衣特务坐守。张澜和他女儿每天傍晚照常出门，在街上散步，特务尾随在后。罗隆基上街则必须坐他们的车，前面一部，后面一部，似若大官。沈钧儒起初几日没有出门。

后来，周新民回来接走沈钧儒，后化装乘船去香港。当时，叶笃义上街回来将此事转告张澜，并说张澜因年老，动作慢，化装困难，危险大，不让去。张澜听后没有说什么。解放后，在北京听朋友说，谁去谁不去是党考虑安排的。

民盟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否认反动派用高压强迫民盟解散，宣布成立临时总部。临时总部所需经费是由张澜向盟员们筹集的。受出钱盟员委托，经费由张澜掌握。史良是上海有名的律师，有四个律师事务所，上海的太太小姐打官司爱找她，很有钱，但一毛不拔。

刘年，民盟盟员。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9/2月号，总第26期。天益网受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