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19世纪中叶，民主的含义实现了由贬义向褒义的转换后，[1]民主就成为世界各国的主导价值观。民主政治衍生出了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协商民主等多种形式，民主也由政治领域延伸到社会生活领域。民主理念实现这种转换除了代议制民主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克服了直接民主范围的局限、民主被大众舆论操纵的风险、直接民主导致的暴民政治危险、少数人权利被多数人意志所压抑等困境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研究，尤其是对民主社会条件的研究。正是托氏对美国民主的研究，以及对美国和法国的民主不同条件与社会后果的比较，人们认识到民主制度不但是伴随着社会平等的一种必然的产物，民主制度还会带来社会秩序的优化、价值观的提升、社会自主治理，并可以成为促进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机制，由此廓清了对民主理解的历史迷雾。理论上的廓清和制度上的实践，使得民主制度不再局限于美国等少数国家，而成为一种相对通行的制度实践。美国学者亨廷顿总结，19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三波民主浪潮，经历了一系列反复后，民主制度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实践，[2]日益成熟和完善。20世纪末21世纪初，第四波的民主实践已经出现，新的民主国家在极权主义制度解体的背景下出现。尽管民主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实践，但各个国家的民主效果却大不相同。现代民主制度嫁接在不同制度的土壤上，民主与不同社会环境的联姻就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幸福的婚姻是相同的，不幸的婚姻则各有不同”。一些国家民主制度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也得到了保障。而另一些践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则出现了社会失序，甚至出现了军人政治和社会失序的循环往复的局面。民主还被一些威权国家作为政治操纵的法器，出现了控导式民主等畸怪的形式。
民主制度出现的这种复杂的局面，尤其需要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清理。从制度上可能有必要讨论民主的最低公约数，或者说有如富勒对于法治的内在道德那样的基本规定，廓清民主与非民主、真民主与假民主、民主政治与符号政治之间的差异。在这个基点上，另外一个工作可能是对民主社会条件的讨论。19世纪以来的民主实践可能已经对第一个问题作出了回答：自由而公开的选举、结社自由与表达自由、现代政党制度、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可能是民主的基本公约数，也可能是民主的内在道德。但对于民主社会条件的讨论依然是不充分的。由于践行民主政治的国家的社会条件是如此不同，因此有必要展开讨论，这种讨论可能为民主的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对民主条件的讨论对中国亦具有现实意义。晚清以降，中国开始了从传统的帝国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尽管专制政治在短暂的时间内也曾是一个选项，但民主政治成为基本的政治选择。民国时期，中国国民党主张的“国民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把实现民主政治作为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目标。[3]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政治也成为我们基本的政治主张。改革开放后，民主政治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之一。基层民主制度得以建立，范围逐渐在扩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也成为探索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践，近年来党内民主又成为政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但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道路是曲折的。国民党“一党专制”、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曲折的反映。近年来，民主实践又面临着社会转型、社会矛盾多发的压力。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可能既面临着政治改革，又面临着社会建设的任务。践行民主政治，培植民主的社会土壤同样重要。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能既需要关注民主的最小公约数，更需要关注民主的社会环境，从社会建设入手，以社会建设推动政治改革和制度变迁。
基于上述考量，本文拟就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有关民主制度的脆弱性与民主的社会条件进行基本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民主的公约数进行若干讨论，以图对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提供一些借鉴。
二、民主的来临和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托克维尔有关民主，尤其是民主社会条件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该书是作者1831年借法国改革监狱制度的机会，以考查美国的监狱制度为由，在美国考察民主制度实际应用的产品。1835年该书上卷出版，1840年下卷出版。该书出版后即获得广泛好评，有多种译本印行，成为研究民主政治的经典著作。20世纪民主实践的曲折和反复，使得在20世纪70年代后对托克维尔有关民主讨论再次成为学界的热点。有关民主制度脆弱性和民主的社会条件的观点被称为托克维尔问题，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许多有影响的回应托克维尔的著作出现。[4]托克维尔对民主制度的研究主要是由其对欧洲，尤其是法国民主实践的反思所引发的。在欧美，随着宗教改革、贵族制度的解体、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多元化、人民主权观念的普及，社会平等成为基本的社会现实。民主制度在社会平等的基础上诞生，但民主在不同的国家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在法国，民主政治带来的是社会秩序的混乱、专制制度的复辟、暴民政治横行，民主和自由并没有相容，而且还成为限制个人自由的机制。而在美国，民主制度则带来社会的安定与繁荣，人民的自由与平等。美国与法国同样的目标所产生出迥异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是什么？美国的制度和社会在哪些方面克服了民主的脆弱性？这是托克维尔关注的重点。他深知，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无法从传统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原则中去寻找答案，而应从当代政治的实践中去找答案。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给出了一系列回答。
（一）社会的平等化与民主社会的来临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是近代社会演化的结果，是社会平等的后果。社会的平等是宗教、政治、民智开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传统封建等级制度解体，也是社会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兴起的结果。首先是社会阶层的演变。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继承权和地产制度维系着一个由身份决定的等级化的社会，权力成为对付人的惟一手段。但随着社会发展，新的社会阶层进人了权力阶层，打破了封建社会的权力垄断。僧侣阶层进入社会领域。僧侣阶层对所有的人敞开了大门，使得穷人、富人，领主、属民都可以加人僧侣阶层的行列，这样通过教会的渠道，平等开始渗透到政治领域。伴随着国王和贵族因为奢靡破产，平民因经商而富裕，金钱开始影响政治活动。商业成为进人权力的阶梯。商人、金融家成为政治权力集团。民智的开发，知识的普及，使得智慧变成了一种社会力量，文人进人了政界。其次是政治格局的变化。国王、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推动了平民阶层进人统治阶层。贵族为了反对王权把一部权力交给了平民，国王为了贬抑贵族，也让下级阶层参加了政府。再次，欧洲兴起的地方自治制度也将民主自由带进了封建君主政体。[5]在这些因素的综合推动下，“人民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到处都在促进民主。不管他们是自愿帮助民主获胜，还是无意之中为民主效劳；不管他们自身为民主而奋斗，还是自称民主的敌人，都为民主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所有的人都汇合在一起，协同行动，归于一途。……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6]随着身份平等，民主也就成为一种实践。
（二）民主制度的脆弱性
社会的民主化带来社会的一系列进步，但也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平等社会带来的第一个结果是政府取代了传统社会组织的功能，也取消了传统权利维护的屏障，个人失去维系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身份屏障，个人力量弱化。“我觉得我们破坏了原来可以独自抗拒暴政的个人存在，但是，我又看到政府却独自继承了从家庭、团体和个人手中夺来的一切特权。这样少数几个公民掌握的权力，虽说偶尔是压迫性的和往往是保守性的，但却使全体公民成了弱者而屈服。”[7]在这种局面下，大众很容易被激情或者权力所操纵。“身份越是平等，个人的力量就越要薄弱，人们就越容易随大溜和越难独自支持被多数人所反对的意见。”[8]普罗大众进入统治阶层，也使民主的社会构成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政治可能粗俗化。托克维尔认为：“在我们这一代，把人的见解和趣味、行动和信仰联系起来的天然纽带好像已经被撕裂，在任何时代都可见到的人的感情和思想之间的和谐似乎正在瓦解，而且可以说，有关道德之类的一切规范全都成了废物。”[9]缺乏权利维护的屏障、容易被操控、缺乏道德规范的约束很可能为专制制度创造条件。这样，身份平等所带来的社会民主，既可能为社会民主化提供条件，也可能会为专制制度和全面的社会压抑打开大门。在这种局面之下就可能出现民主的梦魇，对于这种局面托克维尔有深刻的描述：
我认为，到那些时候将出现无数相同而平等的人，整天为追逐他们心中所想的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他们每个人都离群索居，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子女和亲友就是整个人类。至于其他同类，即使站在他们身旁，他们也不屑一顾。他们虽与这些人接触，但并不以为有这些人存在，每个人都独自生存，并且只是为自己而生存。如果他们还有一个家庭的话，那么他们至少已经不再有祖国了。
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上，耸立着一个只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和照顾他们的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当局。这个当局的权威是绝对的，无微不至的，极其认真的，很有预见的，而且是十分和善的。如果说它是一种父权，以教导人如何长大成人为目的，那它最像父权不过了。但它并非如此，而只是以把人永远看成孩子为目的。它喜欢公民们享乐，而且认为只要设法享乐就可以了。它愿意为公民造福，但它要充当公民幸福的唯一的代理人和仲裁人。它可以使公民安全，预见并保证公民的需要，为公民娱乐提供方便，指挥公民的主要活动，领导公民的工商业，规定公民的遗产继承，分配公民的遗产。……
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一个一个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把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社会了。他用一张其中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最有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可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他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的行动，但不断妨碍人的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抑人，使人精神萎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10]
可以这样理解：民主或者平等社会有其天然的脆弱性，失去传统社会保护屏障，个人自由可能就会失去保护性机制。离散化的社会，孤独个人很容易被操纵，这就会为专制制度大开方便之门。对于民主政治的长久发展而言，有两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其一，如何克服大多数人的暴政，其二，如何培养大众爱好自由的习惯和学会掌握自由的艺术。培育公民的民主意识，提供民主练习的场域，健全个人自由保护机制，提升公民精神，形成公共精神和公共道德，实现公民自由与公民责任的平衡就尤为重要。这也是当代政治家和政治科学的责任。用托克维尔的话就是：“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11]他认为，当代民主的主要原则应当从当代具体历史条件去总结和解释，不能用某种一般的规律去总结和解释。于是，他把视角转向了经历民主革命得到良性与和平发展的美国，希望从美国的经验中找出有利于民主发展的条件，并探索民主发展的规律。为欧洲的民主化，尤其是他的祖国—法国的民主化助力。
三、美国民主的社会条件
（一）美国民主制度得以维护的条件
在美国，民主带来的是社会的良序发展，公民道德的提升。民主制度拓展了公民自由的空间，形成相对完备的保护公民的自由机制。美国和法国、欧洲其他国家的不同在哪里？一直是托克维尔关注的焦点。通过调查和走访分析，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在美国的良性发展是依赖一系列自然、政治和社会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美国的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12]美国的自然环境使其没有强大的邻国，因此其追求自由不会受到别的国家的干涉，也不用为了维持独立而拥有强大的军队，因此也就避免了许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军人干预政治的局面。美国采取联邦制形式，使得一个大共和国的强大性和一个小共和国的安全性结合起来。美国的司法制度可以有效纠正民主的偏差，可以有效约束和引导民主社会的大多数合理发挥自己的作用。美国的民情则为民主制度的生长与维持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法国民主产生问题的原因是其与民主相伴随的社会条件没有形成。“民主革命虽然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因此，我们虽然有了民主，但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固有长处的东西，我们只看到了它的害处，而未得到它带来的好处。”[13]
在这几种因素中，托克维尔认为法制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他指出：“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14]为了印证这一点，他对民主在美国与南美、欧洲等地的实践情况进行了比较：“美洲所有的人民都有民主的社会情况，但民主制度只得到英裔美国人民的支持；南美的西班牙人虽与英裔美国人同样得益于自然环境，但未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仿效美国宪法制宪的墨西哥也是如此，西部的英裔美国人维护这种制度，比东部的英裔美国人困难。”[15]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美国形成了维护民主、使民主良性发展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维护了民主制度的生存，培育了民主制度得以生长的社会环境，养育了习惯民主政治的公民。他的结论是：“如果我们不逐渐采用并最后建立民主制度，不向全体公民灌输那些使他们首先懂得自由和随后享有自由的思想和感情，那么不论是有产者还是贵族，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谁都不能独立自主，而暴政将统治所有的人。”[16]
（二）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民情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民情主要包括美国的乡镇自治制度、结社制度、美国的新闻自由和美国的宗教制度。
首先，乡镇自治制度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美国的移民承袭了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在移民美国之前，自由制度的茁壮萌芽即地方自治，已经扎根于英国人的习惯之中，而人民主权原则的学说也随着地方自治被带进都铎王朝的核心。欧洲大多数国家政治生活是自上而下，并且不完整地扩展于社会各个阶层。美国的自治制度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政治生活，并为公民真正积极有效地参与提供了机会。乡镇自治提供了民主参与的练习场，为公民参与更大范围的民主提供了历练。通过经常性的参与，可以形成自由精神。托克维尔指出：“乡镇却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之于自由，犹如小学之于授课。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们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内部的专制也会迟早重新冒出于表面。”[17]乡镇制度还培养了公民和谐相处的意识，培育了服从规则的习惯，使他们可以合理理解自己的利益，并通过合理的组织形式实现自己的利益，这些对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积极的作用。“新英格兰的居民依恋他们的乡镇，因为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他们把自己的抱负和未来都投到乡镇上了，并使乡镇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与自己联系起来。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试着去管理社会，使自己习惯于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而没有这种组织形式，自由只有依靠革命来实现。他们体会到了这种组织形式的好处，产生了遵守秩序的志趣，理解权力和谐的优点，并对他们义务的性质和权利的范围终于形成了明确和切合实际的概念。”[18]
其次，结社制度为个人自由提供了屏障。在美国，结社制度把分散的个人组织起来，使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可以有效融合，克服了个人利益表达的无力化，也克服了个人利益的分散化，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使利益有效集结。结社可以促进集会权的行使，避免了个人利益分散化所带来的公共决策目标的模糊性。结社也提供了组织化的参与渠道，通过竞争性的参与使利益冲突得以有效化解，实现了社会的宽容。最为关键的是结社也形成了公民自由的屏障，为个人保护权利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结社在某种意义上代替了贵族制度原有的职能。“在贵族时代保障个人独立的最大原因，是君主不独揽治理公民的任务，他把这项任务交给贵族成员，所以中央政权总是分权的，从不全面地和以同一方式管理每个人。”[19]在美国社会，结社制度代替了贵族的这种作用。普通公民联合起来，也可能建立非常富裕、非常有影响、非常强大的社团，它们成为维护公民自由的屏障。“把各种自治团体或者从贵族收回的管理权不完全交给主权者，而部分地分给由普通公民临时组成的次级团体，这样，个人自由将会更有保障，而他们的平等也不会削弱。”“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若干贵族制度的重大政治好处，而又不会有贵族制度的不公正性和危险。政治的、工业和商业的社团，甚至是科学和文艺的社团，都像是一个不能随意限制或暗中加以迫害的既有知识又有力量的公民，它们在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反对政府的无理要求的时候，也保护了公民的全体自由。”[20]
再次，出版自由形成了公共精神。出版自由和获取信息的自由是建立正确判断的基础。合理的舆论引导是人们克服从众心理，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自尊的关键。出版也是人们沟通信息和发起共同行动的媒介。“在贵族时代，每个人都与一定的同胞有紧密的联系，而他们一受到攻击，这些人就会来帮助他。在平等时代，每个个人是孤立无援的。他们既没有可以求援的世代相传的朋友，又没有确实给他们以同情的阶级。他们容易被人置之不理，受到无缘无故的轻视。因此，在我们的时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迫害，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则向全人类呼吁，他们用来呼吁的唯一手段就是报刊。因此出版自由在民主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无限珍贵，只有他可以救治平等可能产生的大部分弊端。”[21]
最后，宗教提供民主制度的理论支持，升华了民主的道德内涵。清教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在许多方面掺有极其绝对的民主共和理论。[22]法律赋予人们自主决定的权力，宗教则限制人们想入非非，恣意妄为。政教分离使社会的权威分散化，维持社会的权力平衡，也避免了宗教和政治纠葛带来的社会问题。
托克维尔认为这些因素是相互促进的，结社将人们组织起来，人们的共同意愿形成公共舆论的基础，公共舆论又为出版自由提供了滋养。“宗教认为公民自由是人的权利的高尚行使，而政治世界则是创世主为人智开辟的活动园地。……自由认为宗教是自己的战友和胜利伙伴，是自己婴儿时期的摇篮和后来各项权利的神赐依据。自由视宗教为民情的保卫者，而民情则是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证。”[23]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才促成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健康生长，持续发展。
四、若干讨论
托克维尔所关注的美国与中国国情有很大不同，当今的时代也与19世纪的美国社会有很大差异。但托克维尔有关民主的讨论还是给我们很大启示，那就是对民主制度脆弱性和民主社会条件的关注。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封建制度解体，社会平等实现，如果不抱残守缺，民主政治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基本制度安排，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对于政治统治而言，长久统治和有效统治可能是制度安排过程中的基本追求。民主政治通过一定轮换机制可以实现长久统治，而有效统治可能依赖于民主的社会条件。从本质上讲民主社会是自主治理的社会，而不是单纯由政府控导的社会，因此培育公民自主治理的能力，培养共同的精神，建立协同机制来解决共同问题并共同分担责任，对民主社会的良序发展就至关重要。达致这些目标，不但取决于合理的制度安排，也取决于公民精神的培育。
民主既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制度安排。价值观的民主没有制度安排的支持很容易流于空泛。在某些时候没有制度支持的价值观的民主很可能成为独裁或者压抑其他人权利和自由的借口。毕竟诉诸于大众比诉诸某个人或者某个利益集团有更大的合法性。当人们慨叹：“自由啊，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人们何尝不慨叹：“民主啊，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作为制度的民主需要有一系列制度作为支持，没有这些制度支持，民主带来的选择和参与可能会成为符号政治的表象。在不具有可替代性的几个选项之间人们是无法作出合理选择的。没有制约机制，在人们作出多元选择后，操纵者可能只认定其中一种选择。因此民主制度依赖于自由的优先性，依赖于在信息公开基础之上对于诸价值的认真考量。民主制度还依赖一定程度上的制约机制，没有安全阀，民主会倒向大众运动。其中最重要的安全阀是人权，也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民主是实现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一种制度安排，而不是凌驾于个人自由和权利之上的另外一个东西。民主需要一种程序性的东西对于民意的进口和出口进行安排，这就是法治，也即不管我们如何支持大众民主，一种程序性的民主是民主的必然选项，我们只能在程序化的基础上注人大众参与的内涵。
民主的实现更需要一些基本的社会条件。民主制度相对的应当是一个秩序良好社会的制度安排。如果一个国家连基本的秩序也没有保证，内部政治分裂，外部强敌入侵，那么民主可能是一件易碎的奢侈品。在秩序的基点上，基本的社会共识是民主社会的基础，没有基本的社会共识，公共议题很难达成，因此也就不存在协商或者共识基础上的公共决策。社会共识的形成依赖于社会的公共领域，其中现代传媒和社会运动是重要的内容。现代传媒使多元利益可以有效表达，并合理过滤，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社会运动则使大的公共议题进入公共领域，使没有表达权和表达机制的社会议题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并引起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并通过一定的压力机制推动制度变迁。民主制度的选择必须在一个利益集中的基点上才可以进行。无形的社会有形化、无序的利益表达有序化才可实现利益的有效集结，因此现代结社制度的利益集结和代表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民主制度需要负责任的理性的公民，不但要求个人自扫门前雪，也可能意味着要管他人瓦上霜。对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有基本的关怀和尊重。因此一个普遍尊重权利和自由的氛围既需要制度安排，也需要公共媒体的塑造。那些没有权利和自由的人最可能不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民主是一种制度实践，大范围的民主需要在小范围内进行实践。因为，只有在一定的公共环境中，个人才可能理解他人的利益和立场，才可能知道妥协和让渡，而不是通过暴力维护利益。因此，民主制度是与一定形式的社会自治联系起来的。从这些视角出发，可能的结论就是，民主不仅是一种价值观或者一种政治制度，民主更可能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全球化的背景下，制度的移植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但社会建设同样重要，民主是一种生长着的、内生的制度。以水土不服为由，抗拒民主可能是一种有害的态度；忽视民主制度的社会建设可能是一种更加有害的态度。
民主政治是中国几代人梦想，也是中国几代政治家的共同追求。[24]中国民主政治的道路出现了曲折，关键的问题可能是与民主制度相关的社会建设没有和民主制度相关的政治建设同步，对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条件理解可能还存在一些偏差。民主政治是中国发展的方向。民主的制度安排可能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但民主的社会建设可能要走很长的路。社会建设需要扎实进行，一盘散沙的社会很容易进行动员和操纵。“群众人”孤独无靠，正可受人利用，倾向于采取极端性的行动，在政治过程中以积极反应和干涉方式代替漠不关心。因此对于中国的民主制度而言，我们不但要练外功，关注民主的制度建设；而更需要苦练内功，那就是民主社会条件的培养。其中托克维尔所言的地方自治、结社制度和出版自由（今天的观念是表达自由）就是我们苦练内功可以参照的东西，也即扩大基层民主自治的范围，健全基层民主参与的机制；培育社会组织，并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环境；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的力度，为公民有效表达创制机会；通过基层民主的历练，为更大范围的民主实践创制条件；以社会组织增进社会资本，培育公民精神，通过自由表达形成公共精神；将离散化的社会参与转化为公民有序参与；通过参与和分享实现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的平衡，从而为民主制度创造良好的条件。
刘培峰，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注释】
[1]帕尔默研究指出，在18世纪晚期，只有三个文本的作者以赞同的态度使用民主一词，这三个文本出自潘恩、罗伯斯庇尔和变成庇护七世的那个人。—转引自[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
[2][美]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3]参见“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宪政”，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在后一文中指出：“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是独立和民主，……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政治。”
[4]参见[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民主的意义及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回应托克维尔的挑战》，李梅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参见[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6页。
[6]同注5引书，第7页。
[7]同注5引书，第12页。
[8]同注5引书，第644页。
[9]同注5引书，第13页。
[10]同注5引书，第869-870页。
[11]同注5引书，第8页。
[12]同注5引书，第320页。
[13]同注5引书，第9页。
[14]同注5引书，第358页。
[15]同注5引书，第354页。
[16]同注5引书，第367页。
[17]同注5引书，第67页。
[18]同注5引书，第76页。
[19]同注5引书，第874页。
[20]同注5引书，第874、875页。
[21]同注5引书，875-876页。
[22]同注5引书，第38-39页。
[23]同注5引书，第49页。
[24]1945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黄炎培等民主党派代表访问延安，回答如何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参见王春雨：“黄炎培延安行”，载《人民论坛》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