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哈维斯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选自《精英的黄昏：贤能政治之后的美国》兰登书屋皇冠出版社（Crown Publishers）2012年。

1990年，11岁的时候作为6年级学生，我在曼哈顿上东区的由原来的军械库改造过的学校排队进入考场，紧张不安地参加即将改变人生的考试。我希望考入亨特学院附属中学，这是一所大众热捧的学校，面向纽约五个区招收从七年级到12年级的学生。每年，全市3000到4000名学生的成绩达到标准化考试的前五分之一有资格在六年级时参加亨特中学的入学考试，最后，只录取185名。（大约45个学生（都来自曼哈顿）在一年级时就进入亨特小学上学，他们自动获得升入中学的机会。）

我是考上这所学校的幸运儿之一，那里的经历改变了我。就是在亨特中学，我吸收了思想开放和自信的世界主义，这是当今美国统治精英的指导思想。让这所学校充满活力的是对学生才华和能量的集体荣誉感和普遍的优越感。在1982年，亨特一个校友在纽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描写了这所学校，题目是“快乐的精英”。该文认为“对学生的过度自我陶醉的忠诚”其“最独特的品质”。这种忠诚源自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亨特体现的贤能政治理想同样体现在美国的任何一个机构。与招生时采用的各种主观措施---如推荐信、个人简历、作文、父母遗传和面试---的名牌大学不同，亨特的录取完全根据“客观”标准：1个小时的考试。过线就录取，不过就被刷下。没有依据家庭背景的照顾政策，没有托关系走后门。即便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的女儿参加了考试而没有及格，她也进不去。这样的美国机构恐怕已经没有几个了。

因为该校是公立学校而且是免费的，吸引了全市所有的孩子，许多是第一代美国人，来自韩国、俄罗斯、巴基斯坦等野心勃勃的移民子女。一半学生至少有一个家长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因为这些原因，在自己的想象中，亨特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发奋进取、才华出众的人都可以从默默无名的工人阶级边缘地带打入美国精英的核心地区。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院长也是亨特附属中学校长的詹妮弗·拉伯（Jennifer Raab）说“我出生于一个没有人上过大学的家庭，我们生活在纽约市的华盛顿州高地，我们没有钱。它具有惊人的赋权能力。”当她调查学生情况时，“它让我对美国梦充满信心。这个梦确实变成了现实。这些孩子得到无与伦比的教育，重要的不是他们来自哪里而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母校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贤能政治的机制崩溃了。1995年，当我在亨特读书时，学生中有12%的黑人和6%的拉丁美洲裔孩子。并非巧合的是，亨特入学考试还没有考前辅导班之类东西。但是，现在完全不同了。所谓的培训学校如昆斯精英学院（Elite Academy in Queens）为放学后和周末补习班收取数千美元，让六年级学生背诵单词和学习高等数学。与此同时，在曼哈顿更富裕的街区，父母每个小时90美元聘请家庭教师一对一辅导孩子学习。

到了2009年，《纽约时报》说，亨特的人口比例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黑人只有3%，拉丁美洲裔孩子只有1%。随着越来越先进和越来越昂贵的考前辅导产业的兴起，亨特选拔学生的手段与纽约的社会和经济等级体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成绩金字塔反映了财富和文化资本的金字塔。

这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最好的答案是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提出的理论，他在上个世纪初遭遇了类似的问题。米歇尔斯出生于富裕的德国家庭，逐渐接受了当时在欧洲盛行的激进社会主义政治。最初，他加入社会民主党，但最终他逐渐发现该党过于官僚化无法实现其宣扬的目标。米歇尔斯宣称“我们的工人组织已经变成了目的本身，一个为了自身完美的机器，而不是为了实现本来要完成的任务。”

米歇尔斯后来转向工团主义，回避议会选举，更倾向于劳工群众的团结，全面的罢工和反抗德国皇帝的独裁。但是即使在德国左派更好战的派别中，米歇尔斯也遭遇了他在社会民主党内感到厌恶的官僚化症状。在他的经典著作《政党》中，他纳闷，为什么在意识形态上坚持民主和参与的左派政党在功能上与右派清醒的精英主义者和贵族政党一丘之貉，没有差别呢？

米歇尔斯的无情结论是，任何政党无论其信仰系统如何，都无法在实践中带来民主。寡头统治是必然结果。对于任何一个以民主基础作为巩固其存在的合法性的机构来说，它必须有一个组织代表其任务。普通成员没有时间、精力、资金、意愿来参与维持机构运转所需要的众多的，常常琐碎的决策。米歇尔斯令人信服地指出，实际上，效率要求这些任务被委托给少数有权力的人代表全体成员做出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官僚群体就变成了长期的全职的领导干部。米歇尔斯说，“没有人希望如此，”但确实出现了“把领袖和民众区别开来的巨大鸿沟”。现在领袖控制了用来操纵民众舆论的工具，扭曲了组织的民主过程。“因此，最初不过是集体决议的执行者的领袖很快从群众中解放出来变成了不受群众控制的独立实体。”

所有这些都源自组织本身的不变本质。米歇尔斯的结论是他说的“寡头统治铁律”：“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

米歇尔斯辨认出来的动力学与我们珍视的贤能政治体系有关。为了让它达到理想的标准，贤能政治必须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差异原则，即认为人们的能力存在重大差别，我们应该接受天赋上的等级差别，我们的挑战就是让最刻苦的最有才华的人去做最困难、最重要、报酬最丰厚的工作。

第二个原则是流动性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存在某种持续的竞争性选拔过程，确保奖优罚劣。也就是说，职责的委托不能一劳永逸固定下来，无论是行业垄断还是子承父业。人们必须能够根据其表现得到提升或降职。如果拳击手失掉了攻击能力，他就应该下场去坐冷板凳；交易员失掉了金钱，他的奖金就应该被扣除。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我们希望穷人家的才俊应该有机会爬上权力和地位的高位，而富家子弟的平庸者不应该被委以做出生死决策的重任。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必须有一个类似于水泵的机制，不断地确保聪明能干和勤奋好学的人上，而平庸者下。

但是，这个理想虽然非常有吸引力，却违背了我的贤能政治铁律的现实。贤能政治铁律表明，贤能政治选拔体系产生的不平等最终将大到颠覆流动性机制的地步。不平等的后果让平等的机会成为不可能。差别原则最终把流动性原则吞没。那些爬上高位的人会想方设法掀翻梯子，或者选择性地降低标准让他们的亲戚朋友爬上来。换句话说，“支持贤能政治的人肯定支持寡头政治。”

比如，想想亨特毕业生遭遇的下一种“贤能政治”。美国大学是现代贤能政治的核心机构，但是，正如丹尼尔·格尔登（Daniel Golden）在他具有颠覆性的书《录取的价格》中所说，在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s美国高考）和中学成绩的贤能选拔设计之外，纳入了给予特权优惠和补贴的倾斜体制：

名牌大学的至少三分之一，文科学院的至少一半学生在录取时都得到优惠照顾。虽然少数民族一般要占学生数的10-15%，但在其他优惠群体中白人占主导地位：运动员学生（10-25%的学生）、校友子弟（10-25%的学生）、发展基地（2-5%的学生）；名人和政客子女（1-2%的学生）、教工子女（1-3%的学生）。

这还不包括富家子弟在家庭教师、考试补习班、接触昂贵的私立中学和招生顾问的便利和优势等。用格尔登的话说，所有这些针对特权阶层的孩子的优惠简直就是“针对白人有钱人的平权行动”。这根本不是普遍赞扬的理想的贤能政治而是“精英掌握永久世袭的艺术”的古老做法而已。

纯粹的起作用的贤能政治将产生这样一个社会，虽然不平等扩大，但不平等是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而出现的。随着教育体制和企业界越来越善于发现内在的优势，你将看到贫寒子弟中的佼佼者脱颖而出爬上社会上层，而最优秀的最聪明的人的平庸后裔再退回到本该去的社会金字塔底层。

但是贤能政治铁律做出了不同的预测：围绕贤能政治理想组成的社会往往产生不平等，却没有伴随的流动性。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不平等越来越多，流动性越来越少，因为爬上高位的人想方设法创造条件维持和捍卫自己的特权，并尽一切能力把特权传给子孙后代。结果，就出现了人们描述的19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转轨的现场描述。

卡特时代之后的美国政治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不平等的迅速和持续的扩大，这是人们研究得最多也得到最多承认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称之为“大分化”，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研究这种现象的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写到“上层1%的收入份额在过去几十年戏剧性上涨，达到了自大萧条以来前所未有的高点。”

过去30年美国不平等的加剧的最独特方面之一就是上层的财富收入的急剧集中。越往收入分位的上面走，财富就越多：最上层的10%的人收入已经很好了，但他们不如1%的人的收入高，而1%的人的收入增长赶不上0.1%的人的收入增长。所有这些富豪的收入增长都赶不上0.01%的人的增长。除去通货膨胀因素，最上面的0.1%的人的平均年收入从1974年的100万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10万美元。对0.01%的人来说，情况就更好了，其平均年收入从不足400万美元增加到3500万美元，几乎增长了9倍。

不仅仅是有钱人变得更加有钱了，虽然这当然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是越来越小的超级富豪群体攫取经济成果的份额越来越大。美国现在的不平等状况是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最严重的。与它比肩的国家是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国家，这些国家常常作为缺乏庞大的中产阶级，阻碍发展和善治的典型例子。

所以，收入不平等一直在加剧。那么，流动性如何呢？虽然这很难衡量，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收入不平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剧的同时，社会流动性在一直下降。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在2012年的演讲中创造了一个词，“盖茨比曲线”（The Gatsby Curve，源自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著名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译注）用来指过去三十年的变化图表“不平等按年度不断上升，而经济流动性按代际不断下降。”

涉及几代人的社会流动性长期趋势的最全面预测的尝试体现在“1940年到2000年美国代际经济流动性”一文，这是由芝加哥联防储蓄银行的经济学家丹尼尔·阿隆森（Daniel Aaronson）和巴莎尔·马苏德（Bhashkar Mazumder）撰写的一篇复杂的论文。在经过了一系列作为统计学烟火制造术的处理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说“流动性从1950年到1980年是上升的，但从1980年以后迅速下降。最近的流动性下滑只能部分地被教育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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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联邦储蓄银行的一对经济学家分析了家庭收入数据来衡量30年的流动性而不是代际流动性。他们发现，在1970年代，36%的家庭处在相同的收入百分位上，在1980年代，这个数字是37%，在1990年代，它是40%。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家庭在他们的一生中维持自己的阶级地位不变。

这实际上是贤能政治铁律对社会秩序发挥作用的证据。我们或许询问当一个社会已经完全被贤能政治铁律腐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将是这样一个社会，不平等差距非常高而且不断增加，但精英的流动性非常低。在这样的社会，作为支柱的机构中充斥着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野心勃勃的成功者，他们不仅享受巨额的经济回报，而且有难以匹敌的权力和地位，但是这些统治者竭尽全力摆脱制裁、竞争和问责，这群人多少都认为他们既然已经获得如此地位，既然已经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其亲友和子孙后代当然也要呆在这里不动。

这样的统治阶级将拥有任何机构内部无休止的激烈残忍的勾心斗角，它将产生贤能精英，但如果渎职或屈服于腐败诱惑不会受到任何制裁。该制度将本能性地保护精英集团中的最糟糕成员，出现业绩和奖励之间的巨大鸿沟，从而导致腐败横行，违反规则，自我交易，位于权力顶端的人则追求为超级明星提供承诺的天价奖励。同样的，救助行动结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糟糕之处，这样的秩序把贤能政治和官僚体系的最糟糕地方融合在一起。

换句话说，它将看起来更像21世纪最初几年的美国精英。

在我们的精英沉溺于牢牢抓住地位的做法中，没有一个比对聪明的痴迷更明显的了。智力是贤能政治的核心价值观，它可以追溯到标准化考试的最初几年，现代的SAT就是从早期的智商IQ测试演化而来。称一个精英成员“聪明”就是对他的最高赞赏。

智力是对占据强力职位者的重要和必要的条件。但这不是贤能政治文化推崇的那种对聪明的称赞。它更恶劣： 是对聪明的崇拜，其中智力是主要美德，与此同行的还有一种信念，即聪明是可分等级的，智力等级差别就像财富等级差别一样，从来没有达到稳定水平。在像美国这样分层明显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结论。既然同样的精英群体中有人赚50万美元，有人赚500万美元，有人赚50亿美元，那么在认知能力上应该也存在同样级别的跨越。

在《清算：华尔街的人种志》中，人类学家凯伦·胡（Karen Ho）显示，对聪明的痴迷如何产生了“贤能政治的反馈环”，银行家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变成了他们实际上是“最聪明的人”的证据。按照胡采访过的摩根斯坦利银行的分析家的话，那些被该公司录取的人“往往会被告知他们将与‘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一起工作。这些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雷曼兄弟公司的合并和接收的副总裁罗伯特·霍普金斯（Robert Hopkins）向她谈及华尔街的大佬们“我们在谈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们是。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正如人们可能怀疑的，考虑到上层的不平等的不规则本质，在华尔街大公司工作的人上头盘旋的是全世界的对冲基金高手，他们自认为比华尔街普通工作人员更聪明。一个名叫埃利（Eli）的对冲基金分析员在一次晚餐中开玩笑地告诉我“华尔街的多数人，虽然他们有耀眼的学历，基本上都是人格发展障碍者，百分之百有问题。”在埃利及其同事看来，对冲基金才是真正的交易，是内环的核心。埃利告诉我“在我的一生中，身边都是非常严肃对待智力的人，我上的名牌学校，在聪明人的圈子里工作，之前我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场合工作，这里以拥有最聪明的人而自豪，这千真万确。”当然，这种信心还体现在外在的行为中，这种自信也体现在金融领域整体享有的权威上（在某些圈子里至今仍然如此）。埃利笑着说“到了一天结束之时，美国按华尔街的指令做事。不管是因为华尔街的信息最多还是因为华尔街在智力上的自我交易，或者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主见，狗屁不通，反正这就是美国文化。”

这就是最恶劣的聪明崇拜：听听华尔街说什么，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虽然聪明是能干的精英的必要素质，但这远远不够：智慧、判断、同情心、道德感召力等都很重要，虽然这些品质都没有被充分重视。实际上，没有这些品质的极端聪明可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但是同情心并没有聪明这么招人喜欢。聪明让人晕眩让人着迷。更重要的是，它有威慑力。当一群拥有权势的人聚会做出集体决策时，必然出现冲突和争论，通常情况下最后选择的决策是被认为是“最聪明的人”雄辩地提出的决策。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破坏性的智力占上风。在布什政府的最具破坏性和灾难性的许多决策背后是这样一个人：戴维·阿丁顿（David Addington），他是副总统切尼的顾问和办公室主任。他被称为“切尼的切尼”和“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最有权势的人。”布什白宫的前律师告诉《纽约客》的简·梅尔（Jane Mayer），这届政府为“反恐战争”确立的法律框架，从无限期拘押到虐待到抛弃1949年日内瓦公约，到拒绝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全都是“阿丁顿的手笔”。

众多报道中对阿丁顿的典型描述就是他出类拔萃的智力和锋芒毕露的意识形态焦点。艾丁顿的高中历史老师告诉梅尔“这孩子特别聪明，非常聪明。他看不起任何说出天真话语的人或不聪明的人。他的嘲讽几乎很容易被觉察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阿丁顿的特写注意到“他获取复杂信息的能力具有传奇色彩。”他的同事提到他都说“他是非常聪明的人，聪明程度令人惊叹。”

在这些描述中出现的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非同寻常的逻辑推理能力，渊博的知识，拒绝妥协的强悍作风，这些都推动政府政策朝着流氓方向前进。因为他非常熟悉法律，他能提出法律论证，采取如果有任何其他人来做的话都可能被认为是疯狂的行为。他会编辑简报，使它们总是能最大限度地解释总统的权力，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透彻分析能力让他势不可挡地压倒任何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五角大楼律师理查德·希福林（Richard Schiffrin）向梅尔这样描述阿丁顿在9-11之后的会议上的姿势：“他会坐下，聆听，然后说，‘不，那不对。’他不承认其他律师的智慧，他总是对的。他根本不听。他知道答案是什么。”

这是聪明崇拜的黑暗情感根源的表达：贤能政治鼓励与众不同的欲望和支配欲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追求与众不同的时候，聪明崇拜通过微妙地训练人们服从被认为“应该严肃对待”的人而破坏了独立思考。

但是，不规则的不平等不仅仅产生我们在后来的伊拉克战争中出现的那些判断错误，而且创造出一种产生隐蔽性腐败的激励机制。这种腐败不是镀金时代常见的交换条件（quid pro quo），政客拿着一书包的钱以换取选票的案例毕竟很稀罕。更常见的腐败是哈佛法学教授劳伦斯·莱辛（Lawrence Lessig）所说的“机构性腐败”，机构养成一种“不适当的依赖性”，这是“与期待的依赖性发生冲突的”依赖性。

这种腐败随处可见。想象一下接受医药公司礼物和酬金的医生。该医生令人信服地坚持说这并不影响他做出医学决策，专业决策应该是独立的，受到他的专业训练、本能和所获得的最佳数据的指导。他这样说的时候，或许没有撒谎，并非不真诚：他绝对相信情况本来应该如此。但是我们从一系列的研究中发现接受医药公司的礼物与医生愿意开出该公司的药品处方之间存在强烈的相关关系。

这个基本的动力学影响了美国最重要的机构。为房地产泡沫及其崩溃提供方便的关键因素就是评级机构的习惯，甚至把从事极端危险的杠杆贷款的垃圾证券公司列为A级。评级机构的机构性目标（及其市场目标）是通过使用其对证券公司的信誉度做出判断的专业知识为投资者增加价值。最初，这些机构是从投资者本人那里赚钱，他们支付费用以换取评级信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大的机构转变了经营模式，其中发行证券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为评级机构付钱以便得到信用评级。显然，这些新客户渴望尽可能高的信用评级，常常给评级机构施加压力，以确保他们渴望获得和需要的A级。所以，评级机构就形成了对客户的不适当依赖。这种依赖性使得其偏离了为投资者服务的机构目标。他们腐败堕落，结果就是A级证券的千万亿美元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变成废纸一张。

如果谈到经济的话，我们在两个群体上看到了这种动力学的类似的破坏性影响：被委托保护公共利益的联邦管理者和精英经济学家。在一篇有关金融危机的文章中，罗布·约翰逊（Rob Johnson）和托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追踪了金融领域工作人员和负责监管这些领域的联邦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趋势。他们发现了两者之间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歧。作者注意到：在某些地方，在金融领域收入起飞的时候，被监管者的一生所得远远超过了监管者渴望获得的那种收入。不断加大的经济不平等差距转变成管理结构的陷入困境的机构性弱点。并不令人吃惊的是，正如美国监管机构的一位前任成员向我们表达的观点：监管机构变成了几乎不加掩盖的就业机构，因为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地把自己变成为他们本来要监管的公司迫切希望招聘的人。

查尔斯·弗格森在电影《监守自盗》（Inside Job）中描述了金融公司给予监管人员顾问费和外快收入的阴险狡诈的方式。这造成了美国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的体制性冲突。弗格森的电影暴露了该领域鼎鼎大名的人物如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马丁·菲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美联储理事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等都拥有利润丰厚的副业，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为企业利益服务。米什金仅仅写了一篇支持该国经济模式的文章就从冰岛商会拿走了124000美元，就发生在该国经济陷入崩溃前的几年。

我们面临的是角色模糊性产生的混淆：我们的监管者是在试图约束那些他们本来要管理的对象的过分行径还是扮演未来利润丰厚的工作的角色呢？发表文章称赞取消金融管制的经济学家给了我们对事实和趋势的诚实的评价还是从银行获取巨额顾问费呢？

在有关全球统治精英的书《浅薄的精英》中，贾尼恩·韦德尔（Janine Wedel）回顾了她在柏林墙倒塌后参观东欧的经历，她在那里遇见的精英---那些在新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大楼工作的人都有一摞企业名片，代表了他们的不同角色：一个是作为议会议员的工作，一个是经营的新办企业（从政府合同中赚钱），还有一个是所在委员会的非政府组织名片。韦德尔写到，这些“最具灵活性和创造性的适应新环境的人，尝试使用新操作方式长袖善舞的人，在道德上最引起争议的人往往得到丰厚的回报，影响力大得很，呼风唤雨，所向无敌。”

这种描述简直就是现在遭遇的困境的神奇回声。我们永远不清楚我们的专家学者、各级官员、大学教授的口袋中还有什么别的名片。总而言之，我们不敢肯定精英阶层到底是在为谁工作！

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并非在为我们工作。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哈维斯（Christopher Hayes），《国家》杂志主编，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哈维斯节目（Up w/ Chris Hayes on MSNBC）周六上午7-9点和周日上午8-10点)的主持人。2010年-2011年，在哈佛大学埃蒙德·萨弗拉伦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2008-2010年，新美国基金会伯纳德·施瓦茨研究员。2005-2006年，哈维斯是《当今时代》（In These Times）舒尔曼中心的写作老师。2002年以来，一直撰写有关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主要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国家》、《美国展望》、《新共和》、《华盛顿月刊》、《卫报》、《芝加哥读本》等。他的书《精英的黄昏：贤能政治之后的美国》2012年春将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译自：Why Elites Fail by Christopher Haves

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168265/why-elites-fail?rel=emailNation

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光明观察》2008-07-03发表的“精英教育的劣势”一文：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8-07/03/content_800199.htm ----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