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参观浙江嘉兴乌镇茅盾故居，也许是国内众多文学爱好者心仪之地，毕竟，当今中国茅盾文学奖至高无上的名誉光环熠熠。这次华东五市之行，对我来说，去乌镇茅盾故居是首要的前提条件。
在乌镇景区下车后，上午十点钟，阳光明媚，秋高气爽，一排排全国各地游客早已排成长龙，摩肩接踵，停车场上停满了各省市旅游大巴车，场面蔚为大观，正门前广场上，一组黑色水乡农妇浆洗提水的雕塑，顿时让你感受到江南水乡氤氲气息扑面而来。
乌镇茅盾故乡，1300年历史的被誉为“中国传统嘉年华”的江南水乡古镇，茅盾几部代表作《春蚕》、《秋收》、《林家铺子》中的描写，让其永久散发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南水乡的生活韵味十足，令人神往。如今，这一幕幕情景依然被保存得鲜活如初，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游客驻足。
如果你到浙江乌镇茅盾故居去看看，肯定会发出中国确实是文学大国之感叹，但参观过程中熙熙攘攘游客在茅盾故居的表现，又令我很失望。川流不息、摩肩接踵的游客，能认真在故居上下两层楼房摆开的茅盾生平事迹、资料、照片前中详看的并不多，他们只是热衷于在故居正厅“文学巨匠茅盾”下面一尊茅盾半身头像前排队忙于留影、留念。我举着照相机想单独拍一张茅盾头像，在等待了近二十分钟后无果，只得无奈摇头作罢。看着那些南腔北调、仪表相貌各异的游客们或故作严肃深沉或装作嬉皮笑脸用手按茅盾头像在附庸风留影模样，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腹有读书气自华”。如今国人随旅游团旅游，正应了那句讽刺的顺口溜：游客上车就睡觉，下车就尿尿，然后就拍照，一天走下来，什么也不知道。
让我感到肃然起敬的是正厅茅盾全身雕像上方是镏金大字——“茅盾先生他所走的方向，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人民大众解放服务的方向，是一切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应走的方向。”1945年6月，中共在《新华日报》上编发纪念专刊，王若飞在上面发表了《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的文章，高度评价茅盾的成就和贡献，肯定了茅盾的方向。他指出：“茅盾先生他所走的方向，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人民大众解放服务的方向，是一切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应走的方向。中国人民应当把茅盾先生25年来的成就看成是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中国人民的光荣。
茅盾童年读书的立志书院坐落在茅盾故居的东侧，紧挨居前水道，最初由邑绅严辰于同治四年创建，现在是茅盾纪念馆。
立志书院前起观前街，后至观后街，直落五进。今天的书院基本保持了当时的面貌。大门的门楣上嵌着“立志”二字，两旁的柱联是院名的注解“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
进得门来，穿越过道，就见一个小天井，内植桂花树。过天井是讲堂，上悬“有志竟成”匾额，乃浙江布政使杨昌浚所题。
两边一副对联是国学大师俞曲园撰写，云：“分水旧规模，但愿闻风皆立志 ；殳山钟秀杰，定知异日有成材 。”
茅盾故居建立后曾设7间陈列室，陈列茅盾的150幅照片和反映他的生平及业绩的实物。故居共有珍藏品276件，茅盾照片400余件。
文革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赶尽杀绝的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在茅盾故居史料展览中又一次得到印证。
毛泽东在建政后对知识份子的摧残造成知识份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文化大革命中，如吴晗、老舍等以死抗争，但更多的是暂时无力与之作正面的对抗，只能采用冷眼相向的态度，以沉默、敷衍来应付它。茅盾在文革爆发之初，就推掉文化部和作协的一切工作呆在家里，足不出户，冷眼观察着文革的情况。他家外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他的家被抄了，强加给茅盾许多罪名：“反共老手”、“反党的祖师爷”、在“大连会议”上“放毒箭，点鬼火”……茅盾知道辩解是徒劳的，他保持着冷峻的沉默。但决不肯做任何迎逢“四人帮”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文革后期，他所在的单位政协组织一些政治活动，他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敷衍应付了事。茅盾的儿子韦韬在《茅盾的晚年生活》回忆录中说：“与他们不存在公正的辩论，现在一般人通常用的办法就是沉默，这是最有效的办法，爸爸文革以来就采取这个办法。其次是敷衍……这不是忠诚老实的问题，这是对付‘四人帮'的策略。”
那个令新中国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斯文扫地、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时代，所谓的人格、尊严、生命一文不值，最好的生存方式就是独善其身、洁身自好，明哲保身。但在举国上下一派互相出卖、诋毁、谄害、攻讦、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甚至你死我活甚嚣尘上、大兴其道的时候，每个人时时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因为谁都不知道是哪片专政的树叶忽然之间就掉落砸烂你的狗头，让你万劫不复。所以人性本能自私自利、趋利避害就最大化地显现出。
同是负声望的大师，人格却有高下贵贱之分。郭沫若在文革开始之初，即公开声称他过去写过的一些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巴金在文革后的散文《随想录》中责备自己，“逆来顺受地开始了十年文革中的可耻生活”。郭沫若是在文革之初对自己过去的作品全盘否定，巴金则是在文革后为自己曾“逆来顺受”而忏悔。这两位文学大师当年都曾在一种原罪的心态中领受了文革对自己的裁判。
读着郭沫若在1949年后写下的诗文，人们感到更多地不是好笑鄙视，而是内心的沉重。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和他的痛苦不是他个人的悲剧痛苦，这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一个才华横溢、原本应该“文以载道”的知识分子，尤其在1949年后，郭沫若被专制独裁者打造成一个自甘堕落的政治文人的典型。这是郭沫若悲剧人生带给人们的最大警示。
在横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知名作家中，就个人际遇来说，茅盾应当算是幸运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虽也曾被波及，但缘其身份、地位、影响等因素，毕竟未曾直接受过什么挫折，即使在“文革”期间，据说也是因为周恩来的保护，除了１９６９年９月至１９７３年１０月之间受到冷落，赋闲在家之外，竟也仍能得以在许多政治场合露面。从内心世界来看，建国后的茅盾，大概又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心理负担最为沉重的一位。多种迹象表明，投身革命后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身不由己的脱党事件，与秦德君女士之间偶然性的婚外恋这两件大事，一直在困扰着他，甚至凝结为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阴影。至建国后，在特别强调个人政治历史清白的环境下，茅盾这段脱党历史，自然会进一步加剧他内心的不安。在“文革”期间，当有人将其诬指为“叛变革命”时，更曾令茅盾一度大为惊恐。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４日，病危中的茅盾，让儿子代笔写下政治遗嘱，向党中央郑重提出了希望身后能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心愿。从茅盾的内心深处分析，这除了要证明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之外，恐也不排除希望借此抹去自己生命史上的阴影的用意。
建国之后，人们在许多公众场合看到的茅盾，是宽厚的、平和的、时常面带笑容的，但又有多少人体悟到，由于历史上的脱党以及与秦德君之间的婚外恋而凝结在心头的阴影。身为文化部长，国家意志与艺术良心的冲突本已令其惶恐，这心头的阴影，自然又进一步加剧了其心理负担。处于如此心理状态的茅盾，意欲再现创作的辉煌，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了。晚年的茅盾，在奋力挣脱了束缚了自己几十年的枷锁之后，也曾力图复活自己的艺术生命，续写过《霜叶红于二月花》，但毕竟年老体衰，难有回天之力了。
中午在一家林家铺子餐厅用餐时，我向一个当地服务员打听了下情况，一年中大多数时间，来乌镇参观的国内外游客络绎不绝，这家林家铺子的餐厅主要是接待旅客参观团用餐的。
但时下的中国文学现状是，写诗的比读诗的多，搞文学创作的比爱好文学的多，这是时下中国社会风尚与文学真实地位之间真正的特色矛盾。
北大教授钱理群认为并坚信“独立、自由、批判、创造”是现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品格，也是五四鲁迅留给当代知识分子最为宝贵的遗产。
进入新世纪以来，茅盾文学奖每一届评比过程，获奖作品的文学水准，都引起社会越来越多的争议。整个社会充斥着拜金主义、急功近利的浮躁世纪风。在意识形态划定禁区、雷区岿然不动，敏感话题趋向严厉的现实体制下，作家们一方面有坚守传统文人操守风骨的愿望，一方面又经不住强大专制体制性人身依附和物质诱惑，面临着“主旋律” 日益逼仄压缩人们独立思考的思维空间，作家们不得不在道德良知与生存利益之间艰难摇摆抉择。想创作出历史与现实相映照，文学性与思想性、艺术性典型相统一的史诗经典作品近乎天方夜谭。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出后，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网友曾感叹道：倘若茅盾先生生逢当世，他的作品能夺得这个大奖吗？
统治者没有争鸣包容的胸怀，何来时代文化发展繁荣？而没有文化的支撑，经济注定也走不远。
设若时代特征不变，茅盾故居，也许是中国文人最后一块寄托五四精神与希望在内心的牌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