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有没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征兆？

巴西和阿根廷沦陷“失落的二十年”前，与中国当前经济体症有何不同？

中国当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国富民强的社会主义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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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这个最早由世界银行所创造的词汇，所描述的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过去经济快速增长所依赖的廉价劳动力等要素逐渐消失。为了继续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个国家需要找到其他增长的来源。

比较两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性国家——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来看看中国所面临的风险有多大。我们看到，巴西和阿根廷的经济之所以在数十年间都处于停滞状态，是因为其增长曾数次被国际收支危机所打断。而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国内储蓄率太低、不足以支持其较高的投资率。由于储蓄率远超巴西和阿根廷，中国应当不会重蹈这两个南美国家的覆辙。而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到更广泛的国家样本中，可以发现其实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统计上并不明显，不宜把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挑战都笼统归结到这个概念头上。

中国站在岔路口

如果中国未来几年步巴西阿根廷后尘，也落入陷阱，不仅高增长成镜花水月，连经济社会稳定都会面临重大挑战。

中国正站在一个关键岔路口：我们是会沿着东亚经济体所走过的“黄金增长路径”继续保持高增速，还是会像巴西和阿根廷那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几年就会见分晓。

如果继续走在东亚的黄金增长路径上，中国的高增长将还能维持十年以上。以购买力平价(PPP)、一种更能反映实际购买力的汇率计算，并除去价格因素，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仅与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及韩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收入水平相当。对那些东亚经济体来说，这个收入水平仅仅处在它们黄金增长期的前半段。因此，按照东亚的成功经验，中国的高增长至少还能维持十年。

但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似乎近在眼前。巴西和阿根廷分别在上世纪70年代和60年代达到了中国目前这个收入水平，此后便陷入了经济增长低迷，收入水平停滞的局面，并在那种状态里一呆就是30多年。许多人认为，这两个南美国家已经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国在未来几年步巴西和阿根廷的后尘，也落入这个陷阱，不仅高增长将成镜花水月，经济社会的稳定也都会面临重大挑战。

东亚与南美两大关键差异

投资率和净出口指向国内储蓄率。东亚经济体与巴西阿根廷更本质的差别，在于国内储蓄率。

巴西、阿根廷这两个国家究竟与日本韩国这些东亚经济体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它们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东亚经济体没有？

由此出发，我们对这两组国家的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对比，找出了两个关键的差异——投资率和净出口。

首先从投资率进行分析。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并剔除价格因素之后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从投资占经济的比重，即投资率，可以了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路径。是否能够保持稳定的高投资率，是东亚经济体与巴西阿根廷间的一个关键差异。与东亚经济体黄金增长路径相伴的，是它们稳定的高投资率，其中我国台湾地区投资率略低，但很稳定。可在巴西阿根廷，投资率不但较低，平均下来仅20%，而且很不稳定。阿根廷投资率高时可达到30%，低的时候仅10%多一点。由于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投资率的大幅波动中，巴西阿根廷的收入水平也就相应波动，来回拉锯。

净出口是这两组国家的另一个关键差异。在人均GDP水平下，以购买力平价PPP并剔除价格因素，计算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比较下来，两组国家的差异明显。在其黄金增长路径上，东亚经济体一般保持了比较稳定的贸易顺差(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是个例外)。这却是巴西和阿根廷所缺乏的。这两个南美国家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时，也是净出口大幅波动，经常出现贸易逆差的时候。

投资率和净出口指向国内储蓄率。要发掘两大差别背后更本质的差异，我们从这两组国家投资率和净出口的相关关系入手。可以发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中，投资率与净出口之间正相关或无相关，这与巴西、阿根廷的情况截然不同。在这两个南美国家中，投资率与净出口明显负相关。换句话说，巴西阿根廷投资比较旺盛的时候，都是这些国家有大幅贸易逆差的时候。这显示，东亚经济体与巴西阿根廷更本质的差别，在于国内储蓄率。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一国的国内储蓄有两大用途：要么用来做国内投资，要么借给外国并形成贸易顺差。巴西阿根廷投资率与净出口负相关的事实说明，这两个国家的国内储蓄率不够高。因此，每当投资比较多的时候，就需要通过贸易逆差的形式从国外借钱来为投资融资。外债借多了总是要还的。因此，经历一段时间的高投资率与贸易逆差之后，巴西和阿根廷就必须降低国内投资率，累积贸易顺差来偿还之前欠下的外债。而这一转换往往表现为破坏力巨大的国际收支危机，令之前快速增长的经济遭受重创。

高储蓄率构成安全垫

中国目前接近50%的国内储蓄率明显高于其他东亚经济体，就更别说巴西和阿根廷。大量的国内储蓄使中国不会像巴西阿根廷那样受国际收支危机的干扰。

了解巴西和阿根廷因何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之后，相比东亚经济体，这两个南美国家缺乏稳定的高投资率、净出口也时常在顺差和逆差间大幅波动。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这两个国家明显低于东亚水平的国内储蓄率。由于国内储蓄率不够，当巴西和阿根廷需要增加投资时，就需要通过贸易逆差的形式从国外大量借债来融资。而这两个国家的投资中流向生产性领域(如制造业)的偏少，消费性领域(如房地产等)偏多，因而并未增加它们的国际竞争及赚取贸易顺差的能力。当外债借得多时，它们就不可避免陷入国际收支危机。经济危机对经济结构进行强行调整，令这两个国家的投资率大幅下滑到低于国内储蓄率的水平，产生出贸易顺差来还债。经济增长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陷入明显衰退。因此，准确地说，巴西阿根廷在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是一系列国际收支危机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打击，反映的是这两个国家国内储蓄率不够的现实。

厘清了巴西阿根廷的教训，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说，中国不会重蹈这两个南美国家的覆辙。中国目前接近50%的国内储蓄率甚至明显高于其他东亚经济体，就更别说巴西和阿根廷了。大量的国内储蓄为国内的高投资，以及高投资带来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都不会像巴西阿根廷那样受到国际收支危机的干扰。

中等收入问题并非全是“中等收入陷阱”

找到足够的内外部需求，避免落入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陷阱，将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要解决的首要难题。

中国不会重蹈巴西和阿根廷的覆辙，是否就一定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由此问题出发，我们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文献检索发现，自2007年世界银行创造出这个词汇以来，它就被当成一个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风险而被常常提及。很多人也开出了各种各样的药方来论述如何跨越这个陷阱。但是却很少有人问：“中等收入陷阱”真的存在吗？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就把它当成一个给定的事实。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东亚文艺复兴：经济增长的一些想法》(《An East Asian Ren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的第17-18页。但在那里并未对这个概念深入分析和数量检验。随后的文献也往往把“中等收入陷阱”作为分析的起点，很少对其进行数量上的验证。事实上，在跨国数据中很难找到“中等收入陷阱”的证据。我们用世界近70个主要经济体的历史数据，估算了收入水平与增长率的对应关系。在中等收入水平时经济增长并没有明显偏低。从经济体落入衰退的概率也能得到类似结论。从不同收入水平下经济体落入衰退(经济负增长)的概率这一指标看，中等收入水平也并不突出。事实上，在较高收入水平(接近2万美元)上，经济增长的平均表现似乎比中等收入时还略差一些。

从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性国家，我们发现，其经济增长之所以长时间停滞不前，是因为它们国内储蓄率不足，因此持续遭受国际收支危机的冲击。这与这两个国家的收入水平的高低并没有太大关系。而其他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内的国家也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因此，不宜笼统地说它们是因为收入到了中等水平，经济增长就出了问题。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并不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经验事实。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确实面临着不少挑战。但我们应该就事论事，就各种风险因素的机制展开分析、找寻对策，不宜把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挑战都笼统地归结到“中等收入陷阱”头上。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对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掉以轻心，高储蓄率只意味着中国在供给方面有实现高增长的潜力。但这些潜力能否转化为现实，还需要看是否有足够的需求来让它们充分发挥出来。而中国作为一个消费过低、内需不足的失衡经济体，显然在这方面存在更大的问题。如何找到足够的需求(不管是来自于内部还是外部)，避免落入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陷阱，将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要解决的首要难题。(作者系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