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松龄正少年，
红楼解味辟新天。
两周昔日陪佳话，
证相期读后贤。
这是美国著名学者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周策纵先生去年在父亲８０寿辰时为父亲写的贺寿诗。
为庆祝父亲的寿辰，我们吃了几个蛋糕，迎了几个花篮、几把鲜花，多少贺寿诗文，已说不清了。这一年，既是他
的８０大寿，又是他从事红学研究５０周年。
作为女儿，我耳闻目睹了父亲求学、治学的艰苦历程，心有所感，遂积成文。
一
父亲的学程坎坷而漫长。他曾两次考取燕京大学西语系，这在燕大校史上恐怕也不多见。他本应１９３７年投考大学，由于抗战爆发，南开中学遭轰炸，他参加了"南下请愿团"，连夜步行到南京去请求政府积极抗日，失去报考的时机。至１９３９年方得考取燕京大学。那年天津发大水，无法进京入学，１９４０年才跨进燕园大门。没想到１９４１年冬天珍珠港事变骤起，同一时期日军围封了燕大，驱散了学生。抗战胜利后，父亲执著的求学志向不移，向燕大申请返校，校方回信说已过了复学的期限，如果想入学，还须重新考试。１９４７年的秋天，父亲历尽沦陷之痛后，重新考试，终于实现了再返燕园的心愿。那种慕学、思学、盼学的心情可想而知。
父亲考入燕大西语系，当时的心愿是学外文，欲求精通后翻译中华的诗论文论名著向世界传播。待１９４７年重返西语系后，就早早定下了"陆机《文赋》之英译与研究"这一治学方向。后来又以《离骚》体译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颂》，英译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和《二十四诗品》等。１９５１年，父亲毕业前，他的本科毕业论文英译《文赋》，在系答辩时，西语系全体外籍教授在座，听取父亲所作英文报告、解答后，全体师辈报以极热情之长时间掌声。一位英籍教授对父亲说："这样的论文远远超出了学士论文的规格，是足够博士论文的水平的。"自走上研治红学之路，父亲的本行---英语一放就是几十年，但他１９８０年到美国去，还能用英语为美国学生讲中国书法；为纽约市立大学文学院院长和几位有关的系主任、教授讲《红楼梦》的价值与意义；给各国驻华使馆组织的"国际协学"讲解《红楼梦》。可见父亲当年英语基础打得多么扎实。
父亲出色地完成了西语系本科的学业后，又升入中文系研究院深造。
二
在燕大学习期间，父亲如盆鱼纵壑，得其所哉。他一头扎入浩瀚的书海里遨游，燕大的图书馆成了他的“家”。除了上课到教室听讲以及吃饭、睡觉以外，其他的时间他都在图书馆里度过。若逢闭馆休息日，他有如"无家"的游子，惶惶然不可终日。
在图书馆，父亲既看洋书，也看古籍，常与我的四伯父讨论。父亲与四伯父自幼形影不离，手足情深，非同一般，是四伯父将父亲引上了学术之途。一次四伯父嘱他留意一本叫《懋斋诗钞》的书。这本书，是曹雪芹的好友敦敏的诗集，胡适先生已经访得了敦诚的《四松堂集》，只是寻不着《懋》集，而久抱遗憾。父亲到图书馆去寻找，不料一索而得，当然十分高兴。在这本集子里，他发现了六首与曹雪芹直接有关的诗，重要无比，就此写了一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的文章，在老师顾随先生的推荐下，年底发表在《民国日报》上。胡适先生见了此文，很是高兴，写信给父亲。胡先生说："……《懋斋诗钞》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先生推定《东皋集》的编年次序我很赞同，《红楼梦》的史料，添了六首诗，最可庆幸。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于癸未除夕，我很同意……"由于胡先生对父亲的考证结论只一半同意，一半否定，父亲那时"少年气盛"，就又发表了一文，与之争辩，并且也与他通信讨论起来。从１９４７年冬，到转年之春、夏、秋，一共有七次信札往来。而后父亲又冒昧地向胡先生提出借阅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的请求。没想到胡先生二话没说便应允了。
胡适先生当时是一位威望极高的知名教授，他与当年"大褂阶级"穷学生的父亲多次书信往来并将自己珍藏的古籍借给他，父亲对此是十分感激的，但他却从未因胡先生的身份、名望而放弃自己的观点。自此，父亲正式开始了研究红学的坎坷征程。《红楼梦新证》就是此时他一边读书，一边研讨，利用一个学期的课余和两个暑假的时间写成的。
那时，父亲每晚必在燕大图书馆楼下东北角的研究生专用桌定位工作，桌上两方小砚，朱墨并陈，他核校《红楼》版本，查寻清史资料，坚定地做完一节方罢。如此整整干满了八十个夜晚。
１９４８年的暑假，父亲回到了天津咸水沽老家，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新证》的最初稿，是摘记在各式各样的纸条上的，这大量粘缀起来的纸条，仿佛是件"百衲衣"，需要一张张一条条抄录在稿纸上。父亲对我讲过一件有趣的事，他撰稿的笔是燕园好友送的一支金笔，有一天，他在帮母亲烧柴禾做饭时，不慎将笔掉进火中烧坏，无可奈何之中，只好把笔尖绑在一根筷子上，继续写作，终于完成了全稿。
１９５３年，《红楼梦新证》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连销三版，产生了很大影响。毛主席也看过这部著作，并在其中一段文字旁加了密圈。那是考证胭脂米出处的一节，其中谈到康熙帝曾在中南海丰泽园中种植此米，并将此米赏与曹寅、李煦一事。可巧，那时毛主席正住在丰泽园，读了这段故事，引起了对胭脂米的浓厚兴趣，即命农业部、河北省寻找此米。后来河北省委果然寻到了此米，并将胭脂米送给主席。因此米珍稀味美，前日本首相田中访华时，尝到此米，竟向毛主席索求此米，据说，后来主席果然将此米送了一些给田中先生。
《红楼梦新证》这部４０万言的巨著，仅征引书目便多达７００余种，挖掘出一批可贵的史料。父亲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但《新证》自出版后便命运多蹇。１９５４年，在全国《红楼梦》"大讨论"中，胡适被批倒批臭。父亲的《新证》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父亲因所谓"繁琐考证"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而被戴上了"比胡适还反动"的帽子；在台湾，则因为他写了批判胡适的文章而被斥为"背叛恩师"的"反胡适派"。更令人费解的是，美国有一位叫米乐山的红学家，竟在自己的著作中称父亲为"红色红学家"。彼此政治观点截然相反的两大阵营，竟然都把父亲当成了对立面，这令人啼笑皆非。
改革开放后，《新证》交上了好运，海内外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著名红学家周策纵教授认为，《新证》"无可否认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它使任何有志于红学研究的人都无法绕行。"
自《新证》始，５０年来，父亲陆续写出有关《红楼梦》研究的著作达十五部之多，可谓：字字看来皆是血，一生辛苦不寻常。为此，著名作家刘心武撰文称之为"半个世纪一座楼"。
１９９８年，在"红楼梦文化学术研讨会及周汝昌先生红学精品集首发式、周汝昌先生８０华诞、研红５０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代表发言，高度评价父亲"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红学事业"，"为红学走向世界做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贡献"，这也是代表党和政府为父亲恢复了名誉。
三
父亲一生情系红学。我与父亲之间的感情也因红学这根纽带联系得更加紧密，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父女亲情。
"文革"中，父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没有逃脱厄运，被送进了"牛棚"，随后又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那个时期，我也去了延安插队。
１９７０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父亲从干校特调回京。
１９８０年，党中央又一次给予父亲极大的关怀，将我从外地调回北京，正式担任他的研究助手。
１９７６年，父亲将《新证》由初版时的４０万字修订至 ８０ 万字。书还未印出来，父亲便因劳累过度，致双眼黄斑部穿孔，视网膜脱落，病情十分严重。从那年的３月到９月，一直为医治病目而费尽周折，后来父亲住进了医院。但他为了难以割舍的事业，竟逃离了医院。第二次被送进医院手术时，右目幸免于盲，视力维持在０?０１，而左目则完全失去了光明。
想起这些往事，我便十分伤感，父亲付出的太多太多，而我们却无法分担他肩负的重荷。那一段难忘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我从外地请假赶回北京，见父亲躺在病床上，双目包扎着，只能平卧。但父亲仍然丝毫不懈怠，他让我给他读意见签，读原稿，并口述处理意见，由我代记代补。这些内容当时对我来说是十分生疏的，就像"天书"一样，只能父亲说什么，我记什么。后来为核校样，我又连续工作了四十一天，每天早中晚三班，常至午夜方休。
和父亲一起工作，既要给他当“眼”，又要给他做“耳”。他的耳背是"闻名"的，张中行先生曾调侃地说他是"打雷听不见"；张老的门生则说得更诙谐"耳边悄语，六楼都可以听见"。这些话虽不免夸张，但也足见父亲失聪的程度了。
１９８６年，我陪他去美国讲学访问时，我俩就"取长补短"，以我之"耳"，用他之"口"，作为交流的手段，但这毕竟不是"一体化"组合，难免出错。一次在纽约参加完一个会议，返回麦地逊城住所时，由于在机场大厅，听差了广播，我们竟乘错了飞机，险些飞入"歧途"。
为了给父亲当好助手，哪里有他的踪迹，哪里就有我的身影，我陪他一同去寻访曹雪芹故居，一同去恭王府考查。父亲是长达四届的政协委员，每次开大会，我都要"陪同前往"……
有时，我常想，我与父亲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大概是命中注定了的吧？否则，怎么我和他的生日也刚巧是在同一天呢？
四
在人们的眼里，父亲是"红学家"，似乎他一生都像个书呆子似地"死啃"红学，其实，父亲兴趣非常广泛。
父亲从小便喜欢诗词，从１４岁起，便能作七言绝句。沦陷期间于故里，常作诗词以言志。他才思敏捷，一首律诗可在数分钟内完成。６０年代，他编的《范成大诗选》和《杨万里选集》为学林推重。
１９７０年，父亲由干校调回北京后，想到曹雪芹的诗连一首也未能流传至今，无限惋惜感叹。忽然想到雪芹为他的好友敦诚题的《琵琶行传奇》只剩末二句，就" 异想天开"，斗胆续补。他一共试补了三首，后来其中的一首传了出去，竟使一位红学家认定这是雪芹"原作"，险些闹出大笑话。
在父亲的诗作中，"咏红"诗数量最多，他为刘旦宅先生《石头记人物画》中的４０位人物，每人写了一首诗，令画册生色不少。父亲作的诗，涉及方方面面，已不知有多少。在我结婚的时候，他为我作了一首小诗。至今我还保存着。
周总理逝世，父亲作《何处》一诗，寄托深深的哀思：何处祠堂见柏森，鹂黄草碧最难吟；当时讵敢悲深语，此日宁偿忿极心。独有灵灰铺赤县，那无骏骨铸黄金；年来艰下男儿泪，一诵遗恩痛满襟。
在香港回归祖国之际，父亲十分兴奋，写下了《迎香港回归》一诗：百年风雨洗神州，万里烟霞一望收；南海明珠怀潋滟，中原紫气抱沉浮。庆云承景归佳谶，丽序移春人爽秋；且喜书生尚能武，含毫独上最高楼。
父亲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他致力于中国的书法理论研究，倾注了大半生心血。他曾和朋友讲过："平生在书学上所下功夫，比红学要多得多。"有人当面夸父亲的字是"瘦金体"，而他却说："误也。’瘦金体’乃宋徽宗体之称，法出薛稷；我习右军，与之无涉。""平生临习，皆右军帖，而至能背临《兰亭序》。"
记得唐山大地震时，父亲坐在临时搭的"避震"床上，信手取了一个旧白报纸本，随意写画。时断时续，积得久了，居然写成了《书法艺术答问》这本小册子。他还发表过许多关于书法理论方面的文章，如《兰亭综考》、《说遒媚》、《书法笔法考佚》等。
父亲酷爱京剧、曲艺、民族乐器，最爱听的是反二簧，还粉墨登过场，在《春秋配》、《虹霓关》、《三堂会审》中扮演过小生。
父亲也喜爱民间工艺，无论是泥垛的，纸糊的。他最喜爱石头，尤爱玉石，这大概与其喜爱《石头记》不无关系吧！记得有一次，我为他买了一个玉马，他本来就喜欢玉石，而马，又应了他的属相，他高兴极了，一连几天摆弄这匹马，并赋诗一首：玉马牵来谁敢骑，志存千里一长嘶；盐车峻坂不知苦，尚有驽材日见欺。
父亲８０岁了，满头银发，步履矫健，仍在辛勤地耕耘。看到这些，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欣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他正是遵循这一精神而勇往直前，精进不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