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在二十年几年前，刚刚从课本里知道有《红楼梦》这么一本书的时候，我不会想到我会认识红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也不会知道我会与红学的出版结缘。

刚开始找红学研究方面的书，是从我老师家借而不还的蔡义江先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爱得无以复加。

到现在为止都还能倒背如流。再后来开始看文本研究方面的书。记得看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献芹集》等书的时候，如醍醐灌顶一般的畅快。学术研究方面的书，自来专家写文章都是要端着写的，怕一般人看得懂，所以得加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专用名词。这个说法就如同上古时候先民为抒劳作的快乐而歌的古风，继而被文人所征用加之以格，韵，律而变成高雅文化一样，他们玩得转了，老百姓不会玩了。而周先生的书却是浅显好读，觉得学术方面的书能让人看着不累且是舒服，真是很好玩。

《红楼夺目红》

其实是我的幸运，能将个人的爱好引申到工作中。2002年底，向领导王宝生老师请求做周先生的书，未得到许可。那时的出版指向应该还在影视带动出版上，2002年正是出版了《大宅门》《天下粮仓》《康熙王朝》等书风气火候正旺的时候，也正是大家都盯上这一块，而出版界领军者正在无所适从的时候。红学也是，平淡到极点。我之所以向领导要求出周先生的书，绝不认为这书会有多么好看的市场前景，而是基于对个人情感和对周先生的崇敬。我希望能编一本周先生的书，我希望我的工作不是只天天对着文字或者宣传通稿，我希望有令人愉快的工作注入我呆板的工作流程中。当然，出版一本周先生的书，对于当时财大气粗的作家社来说，也是不会赔本的事。我一力向王老师表示，周先生毕竟是名家，出他的书，一万册绝对没有问题。而后来此书成为红学书大卖的标志性书籍，也是我们当年始料不及的。

2003年初，领导终于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点了头。还记得去周先生家签合同时，我死盯着王老师手中的笔，一笔笔写下了周老，他和我的名字。想来，这是我作为入行的小生手中，最幸福的一件事。

合同签完了，领导交待下来，这本书的全部运作就是你的事了。《红楼夺目红》这本书，也许这是王老师出版生涯中很小的一件事，可于我，却是最让我激动而开心的事了。因为，我可以和我崇敬的周老面对面了。想来每次下班，踏着积雪或夜色到他们家送稿子，再等待他们处理一些问题，是我那段时间最快乐的事情。

一篇篇读着周先生的文章，《红楼梦》中小女儿们一个个鲜活的走出了纸面，来到我的面前。原来黛玉是如此的灵性而多情，原来宝钗是这样的持重且博学，原来湘云这般的有名士风度，凤姐儿这个当家人的确是劳心劳力，平姑娘这个通房大丫头不好当。小人物们也是那样生动而血肉丰满。

因为周先生只有一只眼睛勉强有视力，所以写下的字极不好辨认。周先生的小女儿，他的私人助手伦玲传过来的稿子有不少我看不懂的地方。自认文字功底有限，对看不懂的一律在请教字词典无效之后，按页码逐条写下来，下一次送稿的时候，再一条条问伦玲，伦玲处理不了的，再请教周老。

在这里可以讲个《周汝昌传》里提到的周先生的自身经历。今年编《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的时候，又看到这段有趣的文字。“有一位老编辑，审读一位老教授的书稿，贴了许多浮签，提了不少意见。所指出的谬误和问题，绝大多数是很中肯的，这些都照改了，并不多言；其中有个别问题，大约百分之二三吧，提得不合适，或者提错了。这老作者却抓住这百分之二三的失误，大发雷霆，说编辑水平如何低下，甚至厉声呵斥道：‘×××有什么资格审我的稿子!’”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而且，这正是编辑的辛苦艰难所在。秦韬玉的诗“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赠给编辑就非常合适。

我说过，我文字功底有限，编辑周老的稿子，我只能把我有疑问的提出来，自然是只敢怀疑是不是文字输入电脑时出错。我有一次也提了无数多的问题，想来其中不合适的或者提错的问题不在少数。因为时间关系没有一一等待周老的解答就回家了。第二次取稿的时候，伦玲交了一封信给我，是周老的亲笔信。

这是一封小八开的纸写的信——这是周先生长女月苓从学校拿回来的，学生用过的纸，周先生在背面写字。字大如斗，而且周老的字我不大会认。

刘文丽女士：

再次感谢你在校样上标出的若干问题和疑问，我出了20多种书，从未幸遇像你这样认真而仔细的人——以致人家笑话我错字太多。我已逐一作了解答或通处理。只有个别的，须向你说明一下。如‘羲和’与‘嫦娥’对举，羲和是太阳神，与‘伏羲’并非一事。

又如‘廋’字，是‘广’内‘叟’义隐语，千万勿误成‘瘦’或‘庾’(此是姓氏)。

其它等处，还请你细心作出最后的校正。让我们这本书成为一册没错的书!何其幸也!

此致

周汝昌

像这样的信，我后来又收到过很多。可敬的老人，他已经不知道现代快节奏的人们，早已视这种手书的信为珍品了。而周老的信于我，更是可亲近可贵的。我在编他的书，并且在一天天学习而成长。

而周老所期望的这本不要出错的书，在一次次重印中，一直在修订中——错，好像永远免不了。

《我与胡适先生》

2005年4月底，我们签下了周先生的回忆录《我与胡适先生》。

四月底，伦玲，文老师，我和摄影师，带着周老亲笔写给胡适纪念馆馆长的信，来到了东厂胡同甲一号胡适故居。因为《我与胡适先生》一书的需要，我们必需得拍到1947年底到1948年初周先生写给胡适先生的信。馆长不在，工作人员拒绝我们拍摄。一行人怏怏不快地走出来，快到门口的时候，我不走了。我不死心。调出社科院一个朋友的电话，求他帮我找出了老馆长的电话。伦玲也通过另一条途径找到了老馆长的电话。再回到馆里，经过我们的死缠，终于一蹴而就，一次性拍完了全部原件。抚摸着这些当年经周先生之手转到胡适先生手上的信件，心中无比的敬畏。

我把铺被搬到了办公室，在办公室地上睡了整整九天。自此，我们的编辑工作正式开始，我们又一次走进了周老记忆的长河中，感受这位赤子一生对学术的赤诚。

四号那天，伦玲打电话来说，我父亲说你们俩为了编辑这本书，很辛苦，想请你们俩来吃顿便饭。我一听就呆了。跟周先生一家打交道几年，几乎已经习惯不接受他们任何招待——到他们家的人实在太多，招呼不过来。前一年周先生生日，我和王老师给他送新书《曹雪芹画传》算我们尽心，那在除了送书，还买了一个生日蛋糕去。就在那天，我第一次在周先生家吃了蛋糕，喝了一次他老人家认为很好喝的雪碧——我的妈呀，甜得差点把我腻死了。正好网上开书店的刘聪小朋友来我处拉书，我很得意地告诉了他。他说，刘姐，太幸福了，要是我能去周先生家，就是让我洗碗我也愿意。听着这话，心里无比的舒服。

五号这天中午，我和文老师到了周先生家。周先生非常高兴，说我已经吃过了，但喜欢看你们吃饭。所以，他坐在主位，我和文老师在他身边坐下。周先生一家是天津人，饮食习惯是标准北方味，于我们来说，真是觉得不太好吃。这还是他们尽量按照我们南方人的爱好做的。但是，我们领的可不是一顿饭，而是周老对我们的关怀。

渐渐与周老的接触多起来，我发现在周先生身上，看到的是书生一般的天真与赤诚。我们经常因工作需要出入他们家，周老也不会介意，穿着会很随便。特别喜欢听他讲一些红学上的掌故，或者他听我们讲一些装祯设计上的事。听得高兴，他自己便张着没牙的嘴在那里哈哈大笑。只有看到他的这种随性的大笑，你才能感受到什么叫返朴归真。

周老的《我与胡适先生》一书，竟然在他晚年淡定的回忆中，找出了一个不小的记忆错误，实在有些好笑。他的《平生一面旧城东》，是讲与胡适先生的唯一一次见面。多少年了，他总说甲戌本是孙楷弟先生捎给他的。而终于回忆起来，孙楷弟先生捎给他的，是戚序大字本和《四松堂集》，而甲戌本，则是他拜访胡适先生时，胡先生亲手交付他的。

多少年了，周先生在回忆他的人生。而我们读者，也在为他回想。试想，在人民解放军的炮火将逼近之即，从胡先生手上借出，周汝昌归还，1949年胡适带走(仅随身带走两本书)，胡先生去世之际存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如果归属上海博物馆的甲戌原本，如果没有那么历史性的时刻，甲戌本该是什么样子？

历史就这样与我们越来越远了。甲戌本回到中国，可是，他们(周先生和甲戌本)还有机会重逢吗？相信周老平生之愿是重新再看一眼与他相离了半个多世纪的书，抚摸一下当年写在原书上的短跋——当年的周汝昌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而如今又是如何的淡定从容!让书也再抚摸一下周先生吧。

最近有人恶意攻击，说周老没有社会责任感。我就奇怪了，好像说这话的这位著名评论家，也没见他有什么伟大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出来啊。周先生是一位学者，一位中华文化大家。他不仅在诗词方面，金石研究上，绘画和书法上，都有了不起的成就。而《红楼梦》，不过是他的兴趣使然偶尔进入的一个领域。

1959年至1962，周先生出版了他的《范成大诗选》、《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系列性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中，周先生评的了很多。2000年，82岁的周先生出版了他的唐宋诗词鉴赏《千秋一寸心》，2002年，84岁的周先生出版了书法研究的《永字八法》。这些，足以平息那些叫嚣着周汝昌只会研究红楼梦的声音吧。

我想，对人的定位是有原因的，你可以是位社会活动家，也可以是文学批评家，也可以是政治家，也可以是女权主义者，当然，你可以是一门心思倾注于学问的专家。学者自是学有所有，专攻自己的学术，而除此之外，他是一个平常人。平常人有自己的正常要求，谁都不可厚非。希望恶意辱骂别人的人，先看清楚自己。

正如唐翼明评价《杨万里选》时所感叹的，当时大多数人都不能摆脱“八股调”，周汝昌独能鹤立鸡群出污泥而不染，干什么事都张扬灵性和创造性，不肯盲目跟着“潮流”走，很自然地就和其他同事的做法有了差距，形成了对比。这正印证了古人说过的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