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从而找差距，树目标，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然而如果不看自身条件和目标的不可能性，一味把自己放进某个西方发达国家的坐标系里找位置，其结果则只能是不必要的妄自菲薄，不切实际的盲目仿效，和无法圆梦而造成的失落乃至自践。日前看到一个关于北大清华与世界著名大学之距离的报道，据说是中国两个研究机构的共同成果。这份研究报告称：总体来讲，这两所大学应处在世界大学体系的首200－300名之间。这种研究的动机无疑是好的，但研究的指标等却非常值得疑问。这也折射出中国人目前最大思维误区的一斑。
中国的大学从经费来源、师资使用、学术原创性等许多方面目前都存在不少问题，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报道：“我国名牌大学离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差距最突出地表现在原创性成果、教师质量、科研经费和国际化方面，特别是诺贝尔奖、《Nature》和《Science》论文、科研经费、博士教师比例、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等。”
其论断却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份研究报告的价值。对教育成果进行量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如果再把这种不考虑背景条件的量化与某个最发达国家的教育进行比较就很容易出问题。让我们逐个看一下这里列出的“特别”的“最突出”差距。
不能忽视“传帮带”的作用
诺贝尔奖的获得与国家、语言、性别、师承，甚至政治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据统计，至2000年，世界上的68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七大国占了504个，其中美国一国就占258个。在诺贝尔和平奖和文学奖中政治的阴影已经十分醒目，在其他领域内“传帮带”的问题也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把诺贝尔奖作为一个硬性指标衡量中国的大学和学者显然是不公平的。至今中国本土还没有一个人获诺贝尔奖，在可见的将来，也根本不可能与美国大学在这个方面相比，因为诸多“背景”问题使之成为了一种不可比关系。按这个指标，清华北大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Nature》和《Science》是国际上最著名的学术期刊，这是无可争议的。但他们都是西方人所主编的，都是用西方语言为工作语言的，都是以他们所构建的模式为衡量标准的。中国学者在“天时地利人和”上没有任何优势，与三者皆占的美国学者去比永远是落后者。因此把在这两家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作为一个指标本身就是作茧自缚，更有可能把中国学者导向歧途。以此要求中国大学接近美国大学的“水平”，现在不现实，将来也不现实。
对中国学术成果的评价不应看它是否发表在国外著名期刊上，而应看它是否给中国带来了或具有潜在的巨大社会效益，不应以洋人的认可为标准，更应以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为取向。
同样，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的科研经费也是几乎不可比的，这是由国力和人口等基本条件所决定的。按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199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是780美元，美国的人均GNP是3万600美元，为中国的39倍强。即使按有利于中国的购买力计算方式，2001年中国人均是3600美元，而美国人均是3万6200美元，是中国的10倍以上（CIA,Factbook）。中国目前对科研的投入不足是个事实，但就是国家特别投资的清华北大也还是无法与美国的名校相比。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里，千万美元的自然科学项目，百万美元的社科项目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清华北大何时可以达到这个水平恐怕谁也无法乐观。在美国“科研是钱堆起来”的这个事实本身就应该使中国人醒悟：不应该，也没有条件制定同样的科研政策，采取同样的科研取向，更不能以此为标准来评判中国的大学。
目前中国大学里博士教师比例仍然很低，提高这个比例无疑是努力的方向，但如果把它作为指标与美国名校相比则不可取。在西方发达国家，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学教师职位都要求申请人拥有博士学位，但这个比例一般不作为评价一所大学的重要标准。中国与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巨大差距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不应该希望在短时间内能赶上去。教师的质量远比这个数量更值得关注。而目前中国博士学位的“市场化”等问题与这种重数量，重名不重实的攀比是不无关系的。中国博士教育的学制比北美和西欧短两年以上，这已经构成了质量上的不同，如果再过分强调数量和比例，势必在质量上造成更大的差距。到那时，即使（硕士水平的）博士教师比例接近美国标准了，仍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把“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作为指标比较中美大学有让人“丈二和尚”之嫌。留学生比例与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在国际上的地位、学科的整体水平以及这个国家的稳定、语言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都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更不是一所大学所能左右的。这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很少被用来作为重要指标，中国实在没有理由在这里“高标准”要求自己。
东施效颦的比较
这种把中美大学按相同指标进行比较很容易让人想起几十年前一些人把“土豆烧牛肉”视为共产主义的做法。但是，人们所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是今天这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主流思维，不仅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学术上以美国为标准，甚至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以美式为追求。西服已成为“国服”，婚礼上的“吉利红”已被“纯洁白”所替代，四合院更早已成为历史，只有筷子还顽冥不化地仍然赖在餐桌上。这些无疑都是符合全球化大潮的“合理”现象，但问题是：由于中国人传统的饮食习惯，要求中国人每天都吃土豆烧牛肉或汉堡包是不是可行？中国人有没有足够的牛肉可以使“土豆烧牛肉”或汉堡包把“水饺”和“红烧猪肉”取而代之？即使成功地取代了，中国是不是就能像美国一样发达？这些现象与比较中美人均汽车、人均水消费、人均绿化面积，与比较中美大学同出于一个思维误区：东施效颦。
东施之所以世世代代被人嘲笑就是因为她不顾自身条件，盲目向西施学习，以西施的一举一动为榜样。结果，她不但没有成为美人，还落了个千古笑料的下场。毛泽东当年不听从洋人的命令，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坚持游击战的战略，却成功地带领中国人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今天，中国仍然是在以“小米加步枪”与发达国家的“飞机大炮”较量，所以要想取得胜利，唯一正确的选择仍然是打灵活主动的“游击战”，而非打不自量力的“阵地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