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等人采纳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恢复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直到2007年危机之前，几乎没有多少国家运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2008-2009年经济衰退危机来了之后，才沿用了凯恩斯个人经济主张，但并没有真正采纳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西方各国政府以及各国央行确实增加货币供给并压低了利率，但是大规模的政府项目投资却并没有发生。尽管随着西方各国失业率的攀高和多年居高不下，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也在不断攀高，但西方各国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增加就业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而不是像我们国家这样大量投基本建设项目。因而，近些年西方国家政府所采取的凯恩斯的宏观政策，包括大规模的减税，并没有造就大政府。可以说，西方国家并不是完全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而是基本上符合凯恩斯个人最初的经济政策主张。

中国奉行的却是地道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百分之一百或者说百分之二百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经济的运作，有许多相通和相似的地方。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是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型而来，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行政运作方式，还有很大的计划经济的遗产成分，所以经济一下滑，政府机构和国家发改委的官员运用起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手段，可以说是不用学，得心应手。可以认为，在政府机构的实际政策操作和运作中，充满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做法。这就有了近几年发生的所谓“国进民退”现象，也就随之有了“中国模式”之说。

过去30多年，中国之所以出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说来并不是引入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手段的结果。相反，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引入了市场机制，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说法，是通过引入市场经济和市场化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又恰好赶上了人类社会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因特网的迅速扩展和应用这波科技创新浪潮。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尤其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加入了全球分工体系，并凭借廉价劳动力，制造了大量产品，创造了大量财富，且平衡了美国经济内部无法平衡的问题，于是，不但中国经济自身高速增长，也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

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似乎都无法完全解释。同样是市场经济，拉美和印度并没有像中国这样高速增长，且增长时间这么长；人类社会第三次科技革命创新，即科学发明被广泛应用到工业生产的现象，也非中国独有。

除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一个伴随的解释变量是：中国一大批企业家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崛起和不断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每一次新技术革命的发现、企业家的技术创新都将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人类社会的现代科技革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发明；另一个是创新，即把发明运用到生产过程中。而在后一个方面，企业家在其中起很大作用，故被熊彼特称作为企业家的创新。

具体到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和农民企业家，外资也大量涌入，带来了新技术和组织创新。国有管理者、高级经理人，尽管受制于现存的体制，但也在不断努力创新自己的“商业王国”，做大做强自己管理的大企业。中国人的经商精神，不亚于任何一个民族。我们华人做生意，既精明，又节俭，非常符合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企业家精神。据此，可以认为，在引入市场经济之后，一大批企业家出现和民营企业的崛起，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政治制度，以及历代王朝所屡屡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严重束缚和压抑国人的经商精神。从这个角度讲可以进一步认为，是数千年的皇权专制的压制，抑制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传统中国社会停留在农耕生产方式的自然经济上。而一旦制度束缚不在，一旦政府允许并鼓励市场经济的发展了，一旦引入市场资源配置体制了，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就会崛起，经济增长的巨大潜能就发挥和“挖掘”出来了。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是例子，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也是例子。由此我们也可以预期，在经济已经市场化的当今中国，只要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还在，只要我们中国人发展经济谋求幸福的动力还在，如果对市场交易的产权保护更加完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将会延续一个时期。换句话说，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是我们吃了“市场化改革”的红利的话，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看来就要主要靠吃“制度化改革”即民主法治建设的红利了。由此也可以判断，中国经济正在开始面临的“大转型”，正在倒逼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来源: 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