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秩序中的中国文化自觉”这个题目是同学们给我出的。(注：5月10日，汪晖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做题为“变动秩序中的中国文化自觉”的演讲。)我有过类似话题的访谈，这其实是个非常不好讲的题目，每个字眼都可以展开讨论。
20世纪文化政治传统：超越原有民族国家身份
看到这个题目时，我想起美国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这是冷战结束前后影响最大的著作。
亨廷顿批评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认为美国错误地把阿拉伯伊斯兰作为对立面，并重复了文明冲突论的看法：未来的社会，能够对美国构成挑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美国一贯的外交政策传统，要有实力。阿拉伯没有实力，有潜力构成挑战的是中国和欧洲。第二点，欧洲在文化上属于西方文明，跟美国一样，不构成文明冲突。但中国不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又具有挑战美国的实力，所以美国的对抗重心是中国，而不是伊斯兰世界。这当然是基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保守主义脉络上的讨论：冷战之后，怎么看待当代世界。
我不赞成亨廷顿的看法，但是这样的看法，在一定时期的政治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原因)不在于他是不是准确描述，而是他引导人们重新理解世界。
有知识分子批评亨廷顿，主要角度是“全球化”——世界已经是平的。但较少人谈论另一个角度：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20世纪的文化政治的传统。
当我们讨论文化，往往会想到儒家、道家、宗教等，但其实这也是重要的文化传统，看起来不同的人站在一起形成共同的目标，这种政治文化的传统，是20世纪留下的重要遗产。别的时代并非没有这样的因素，但只有19、20世纪大规模的国际主义运动，产生了这种文化。人们已超越了自己原有的民族国家的身份。
现在，这种政治传统是逐渐消失的传统，很少被重新记起、提出。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在“文明冲突论”成为一种论调论式的时候，还可以用什么角度去理解和回应变动社会中的秩序。实际上是希望从这儿出发重新理解20世纪遗产对我们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反思传统重提价值
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一般的思考，更多的是对20世纪的批判、否定。由于20世纪发生了很多悲剧，对这个时代进行批判否定，有合理的部分。我在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他著有多卷本世界历史著作，而对20世纪所起的标题是：极端的年代。很多20世纪重要的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对这个世纪的评价、看法，都是比较负面的。
《极端的年代》写的是一个“短的20世纪”：起始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1991年苏联解体，由大战开始，至冷战结束，并不是100年。在这个极端的年代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穿插了无数的暴力和冲突，这在人类史里是罕见的。
另一方面，20世纪对中国来说，包括对很多国家、地区来说，又是不可绕过的时代。整个中国的现代转型，离开20世纪是不可能理解的，这是一个变动的世纪。100年前我们还在进行科举，留辫子，穿长袍马褂，处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中。站在这里回想100年前的事情，有时觉得不可思议。
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重大变迁，就需要理解20世纪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文化自觉这个命题，在20世纪是尤其突出的命题。
“五四”提出觉悟，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共和危机，有非常深的关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把西方的一切看成我们的模式，要学习西方制度，建立现代国家。但“一战”爆发后，中国发现这样学习是有问题的，仍然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处境，得从头想起。陈独秀在1916年1月的《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一九一六年》，里面说“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这段话表示，从1916年起才是现代，要跟过去的想法决裂，所以提到“自觉”这样的问题。那时的知识分子忽然意识到，中国人寻求变革，寻求半天，但寻求的方式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提出觉悟。
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不仅仅是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包括相对保守的一批人，那时候也重新思考文化、文明，所以发生东西论战、反传统运动。在文化上重新提出价值的问题，设定出新的出发点，认为原有的模式要重新改过才有可能获得新的未来。
我为什么提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正像是我们所处的现在——同样处在普遍危机中。2008年以来的世界性金融危机，1916-1919年同样是世界性危机，整个世界战争和社会危机同样爆发出来，今天的状况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比，危机内涵不同，但也是处于世界性的危机里面。但我们看知识领域，看国家、媒体，人们与那时候面对危机的方式完全不一样。2008年以后有各种各样的具体方法、经济对策出台，但很少出现文化讨论，很少思考危机背后文化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只是想经济的原因，比如信贷危机怎么传播到全世界，很少想到文化和人们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实际上，讨论文化问题与拯救经济危机的方式不是没有联系，虽然两者有区别。1916-1918年也要讨论战争贷款，知识分子不是不关心这些问题，但他们还是去讨论文化问题，因为这样的政治模式本身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再思考。修补是不行的，需要彻底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问题，文化运动和文化自觉在一战整个过程当中，成为中国知识领域中的重要问题。
20世纪文化的意义在于创造政治能动性
20世纪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文化扮演创造性职能，创造新人和新的政治。过去常常说被政治决定，政治不是我们的创造物，而是决定我们命运的事情；到了今天，市场、利益、经济活动决定我们的选择，只有在这个背景下确定人生的战略目标。大部分情况下，无论我们多么聪明能干，都没有真正具有能动性、能创造主体性的，我们其实是被政治或经济决定的。
而20世纪曾经产生过这样一种文化，在特定历史时刻，给我们自我创造的机会，创造自己的政治，自己介入社会，不是被动的，不是经济的政治的动物。简单地说，政治包含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个含义，只要在社会关系中的人都是政治的，从各自的思考出发，能动地介入政治，这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政治能力。第二个，也就是通常说到的跟国家、政党，跟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在这个意义上，能动性没有了。20世纪文化的意义，在于创造政治能动性。
大家都知道最近钓鱼岛问题变成新的危机，但现在的情况跟40年前不一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保钓运动是在冷战格局下发生的。台湾海峡对立，美国控制了周边区域包围中国，共产主义阵营跟资本主义阵营激烈对抗。不同阵营的社会里，对人的身份有强烈界定，政治性、身份论、阶级成分……跟另一个阵营发生任何关联都是危险的。但保钓就是台湾去美国的留学生中首先爆发的运动，诉求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爱国主义运动。去年清华开过一个关于保钓运动的讨论会。40年后(从保钓运动算起)这些台湾留学生到大陆来，年纪很大，其中有人发言说，他们这些人大多数是国民党后代，很多人的父辈都是高官，而恰恰在保钓运动里面，他们重建了跟自己祖国、跟大陆的血肉联系。这是他们超越了冷战身份，创造了不同于冷战政治的政治。
新文化运动产生出了新的政治，创造出不同于机械界定的社会身份的一种人。这是文化跟政治之间最明显的互动。这种文化政治的力量，在今天变得越来越珍贵。越来越开放、流动性越来越高的社会，自己决定的能动性、创造政治的能力，却未必高。
改革有现代传统的内在脉络
在我看来，20世纪以战争与革命为最重要线索，一个重要开端是辛亥革命，离开辛亥革命这个变动，很难理解20世纪。
现在很容易把“五四”时期或者上世纪80年代看成文化高峰期，思想自由，新说迸发，但重新阅读历史，可以发现文化讨论并没有中断，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运动，政党政治内部也是。简单的例子是跟改革有关，改革从1978年开始，理论基础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学经济的人应该知道，改革很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孙冶方提出的价值规律。但价值规律理论是什么时候被正式提出的？孙并不是在改革时提出的，而是在1959年。而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在1957年。这些理论脉络，在中苏分裂后已经在孕育，没有中止，上世纪70年代中期再出来。
为什么“五四”时期跟上世纪80年代有相似性？原因很简单，新文化要拒绝军阀政治、政党政治，创造不同的新的政治，读《新青年》可以看到里面的政治领域，包含妇女解放、劳动、劳工问题、文化、教育、家庭……这些都是政治，新的政治，同时也是新的文化。20世纪发生的很多事情，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没有这样的新政治，也没有后来的进步政党出现、土地改革、妇女翻身、阶级解放……上世纪80年代有相似也有不同，一代新人诞生，在政党政治之外产生文化，但文化运动的空间不再严格控制在政党结构下，创造了不同的文化空间，是在另一个知识分子与文化的空间下出现。
20世纪有悲剧也有遗产
在我看来，现在经济危机、社会分化的情况，不仅在中国、不仅在第三世界，而是全世界都出现。
从政治角度，需要政治改革，没有人对此怀疑，但是要什么样的政治改革？要是有人觉得他可以给出一个特别自信的答案，最好不要相信，我不相信存在一个现成的给定的模式可以解决。我曾经把政治危机概括为“代表性的断裂”。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在西方有议会制，多党制等不同形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19世纪形成的政党政治，无一例外出现严重危机，也就是代表性危机。
今天我们碰到的极大问题是媒体问题。每个人都是媒体，只要表达就是媒体。重要的在于这种空间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文化政治产生。如今媒体政治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核心，过去差异的边界在消失，看起来是对立的、不同的，但很多时候其实是合谋的。过去国内报纸和西方报纸意识形态对立，而今天有时对立，有时一个调子。这个状况意味着不是在对立中选择(一方)，而是怎么说出自己的话，以什么语言、什么方式叙述问题。
中国革命里至少提出两个道统，一个是毛泽东提出的，可以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理解，是一种反抗的、革命的道统。另一个是孙文的道统，尧舜禹文武周公……是创造道德的合理化谱系的道统。工业化带来原有的革命模式面临困难，这是真实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学术界和理论家也辩论，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估价问题。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是列宁。
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要克服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得不进行新的劳动分工，依照现代分工模式，重新组织社会。在毛的时代已经意识到了，也有辩论，是革命问题里头完全无法克服的问题。这是20世纪一个不完全成功的政治实验，这个政治实验里同时包含自我否定。20世纪的政治发展，文化运动是运动的自我否定，一边推进运动，一边检讨、批判，寻找超越形式。今天走到这样的路径当中，我们处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分化，许多分工不可避免，分工的方向有没有提供文化政治的可能性，是值得理论探索的。
20世纪即便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存在这样的探索，探索企业文化中工人地位问题，比如德国宪法中就规定工人的地位问题，这个法律化过程，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推进的结果。西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抗议运动爆发前，是特别稳定的社会，在稳定的情况下爆发运动，这个部分是重新思考文化遗产的时候需要去探讨的。在给定的现实中生存需要适应，不适应不可能，但文化运动本身包含超越、批判的状态，是不适应。这就是20世纪暴力型的文化动荡，另一部分是文化的不安，不满意现实，要介入现实创造超越的形式。我不觉得我们现在可以重复这个遗产，形势、条件发生太大变化，值得提出的是，(遗产中有一部分)恰恰是不断从文化领域重新界定政治经济的逻辑。比如我前些时候去少数民族地区看他们重建社区的努力，目前还很初步，但已经产生出可能性，比如劳动者跟雇主关系的协调、怎么利用社群力量抗争，不按照一般法律模式。《劳动合同法》本来是保护工人的，但是由于劳资关系很不稳定，工人觉得工作压力太大常常主动离岗，一年要换一个地方，得不到法律保护。在这种方式下，彝族的少数民族工人，创造出社群性连带来获得企业中的位置和补偿。当地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也在帮助、研究、讨论怎么使他们获得组织的形式，微观层面也有文化运动。这就不是单纯适应，而是创造生存模式，超越旧有社群之间的模式。
我不是为20世纪的悲剧辩护，20世纪充满了悲剧和牺牲，值得我们反思。但是另一部分遗产，也更值得我们思考。要思考悲剧发生的原因，而不是抽象否定，否定只能是为意识形态服务。当下的政治跟经济是最主导我们的两个领域，不能以为套用旧的、别人的模式可以解决。学习各种各样社会的经验，理解今天碰到什么问题，是必要的。文化自觉不是抽象的东西，以每个人的能动性为前提，重新理解立足的时代处在什么状况，面对什么困难挑战，新颖性究竟在哪里。这是变动秩序中文化自觉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