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旨和民主原教旨
最近，适逢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围绕这一话题，国内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发出中国的改革已经死亡的感叹。有言“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有言今天的改革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只摸石头不过河”；还有人表示“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说法言过其实，真正的改革也就最初的十几年，等等。
学者们判断改革停滞的标准或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偏重于经济，有的偏重于政治。一些人从经济角度提出，现在市场化改革受阻，国进民退。现在的中国经济仍被政府强力掌控，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很远；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几乎都是因为市场化进程半途而废引起的。当然，要使改革死而复活的药方也很简单，就是坚持不懈地把市场化的原则贯彻到底。
有些人偏重于从政治方面来断言改革的停滞，认为从南巡起，邓小平的两手硬就有问题，改革是跛脚的，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现在的渐进性改革是有问题的。围绕某一目标，一项一项地渐进出台改革方案，越到后来，预期上给反对者压力越来越大，而时间上也给了反对者充分酝酿并采取行动的机会，所以很可能导致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并最终终止改革。而如果把所有方案打包一揽子推出，根本不会给反对者以感受压力和采取行动的时间，因而可以大大降低改革的阻力，使改革得以推进。
上述言论听起来似乎头头是道，但究竟有多少事实支撑呢？其实，关于中国近年来的改革、发展状况，还有市场化速度，都可以用事实验证，而非只流于抽象想象。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至今已超过10年。从入世10年间的数据变化，可以清楚地认识中国的改革和市场化进程。
（图表略）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认定改革停滞的一个根据，是所谓近年来市场化进程发生逆转。但是按照常识，一个有着强大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如果在入世后不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很多产业在世界贸易体系下，可能连立足都很困难，更遑论有所发展。如果中国市场化改革停滞不前，那么如何解释入世以后中国产业的发展、城市化的加速，以及经济总量的跃进？
近年来媒体和学界宣称，中国经济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这说明改革已遭遇瓶颈。要解开这个广为流传的谜题，也只要回到事实即可。
1978年，中国的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工业企业的92.0%，到2008年，这个比重下降到43.8%，30年间的下降幅度超过50%。国有企业减少，民营企业增长的趋势，在最近几年尤为突出。就企业的数量、总产值、资产总额、利润总额和从业人数而言，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分别为10.1%、33.3%、48.1%、44%和27.2%；到2009年，这一数字分别下降到4.7%、26.7%、43.7%、26.9%和20.4%，下降幅度为5.4、6.6、4.4、17.1和6.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非国有经济的比重相应提高。2005年，私营经济在企业数量、总产值、资产总额、利润总额和从业人数方面的比重，为45.6%、19%、12.4%、14.3%和24.5%；2009年，相关数字分别上升到58.9%、29.6%、18.5%、28%和33.7%。目前，民营企业在贸易行业（包括批发、零售、酒店和餐饮等）已占绝对优势；即使是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这样需要大量资金的领域，民营企业也超过了国有企业。在这30年间的任何一个年份，民营企业发展势头都领先于同期的国有企业。
原教旨主义正在被历史抛在后面
上述数据都来自国家统计部门，而断言中国的改革和市场化已经停滞不前的学者大都位居于体制内，很难有理由不注意到这些数据。那么，这些和事实截然不同的断言是何以得出的呢？这既跟中国改革本身的不断深化有关，也跟许多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有关。
中国30多年的改革，跟经济发展有些类似，都经历了早期粗放型的发展阶段。在改革初期，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处于粗放型阶段。在这个阶段，过去模仿苏联斯大林体制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社会亟需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个阶段的改革相对比较简单，政府只要退出许多微观经济领域，让市场看不见的手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推动经济高速发展。
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改革，尽管也会引发矛盾，但矛盾相对比较简单。粗放型的改革需要“闯关”的勇气多过具体的专业知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时期活跃在中国改革舞台上的学者，原先主要研究计划经济体制。他们对市场经济的具体内容，以及其优势和弊端并无深入了解。不过，既然过去顶礼膜拜的计划经济模式已在现实前碰壁，自然就只能转身拥抱市场经济。在这一阶段，所谓改革就是朝着市场经济一路狂奔，于是这一代的许多人都成了市场经济的虔诚信徒，成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在改革初期，这种对计划经济的矫枉过正，对市场经济的无限膜拜，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如果没有这一代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当时为市场经济正名，身体力行地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很难想象中国能有今天的繁荣。但是，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有着很大的局限。
1，知识结构的局限：由于深受过去来自苏联的“普世主义”哲学思维影响，他们在内心深处相信世界上必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既然计划经济已经一败涂地，当然就只有靠市场经济取而代之，这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主流经济学家”这个称谓也开始流行。另一方面，这些学者受传统政治经济学影响很深，长于用宏观概念叙事，而短于对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尽管改革开放后对西方经济学如饥似渴地学习，但传统政治至上的思维模式，使他们常常把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一点恰恰与西方20世纪的主流经济学背道而驰。
2，思想的根子是斯大林主义传进中国后形成的绝对主义。用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斗争哲学在中国推广西式民主。中国的民主原教旨主义是一种怪胎，它的上半身是西方式的民主，口头上复述的是从社会契约论到人权宣言，到三权分立，但这种原教旨主义的根基却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而是绝对主义，是一种比西方普世主义还要普世的哲学思维。所以，简单地把民主原教旨主义看成欧美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是不准确的。中国的自由派其实不是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学生。真正接近于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思想的学者应该是象张五常这样的学者。但张五常对中国经济现状的看法跟中国国内的自由派大相径庭，这是值得深思的。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是当今中国社会需要进一步追求和发展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历史的进步。但是，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简单化为一种宗教，作为解所有社会问题的万灵药方是有问题的。由这种绝对主义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现状有一种简单化的内在缺陷。他们把复杂的社会改革，当作简单的拨乱反正，与之相应的改革理论就是从一种普世主义转为另一种普世主义，用“市场经济就是好”取代“计划经济就是好”。这种简单化的改革模式，促进了市场化迅速蔓延到许多公共领域。在住房、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全面市场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弊端。当民众对新的“三座大山”表现出极大不满时，他们束手无策但又不愿承认普世主义有问题，只能把市场化过度扩张引发的弊端归咎于市场化的停滞，把市场化引起的社会分化归咎于国企和土地的私有化受阻。这种南辕北辙的说法，最终导致曾引领潮流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改革深化的进程中逐渐边缘化。
深化改革亟待模式创新
在住房、教育和医疗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失败，标志着“市场经济就是好”的粗放型改革必须转型，改革必须进入以创新为标志的深化阶段。中国几千年的悠久文明传统，中国近代激烈的政治和社会革命，决定了中国的改革不可能照搬任何一种现成的样板。因此，任何一种原教旨主义都不可能适合中国，中国的改革者必须走出简单地把别人的模式当作“普世模式”的误区，必须走出中国独有的道路。
在以创新为标志的改革深化阶段，改革的问题早已不是好与坏能够简单概括。市场经济好不好？国有企业好不好？私有化好不好？政府干预和调控好不好？任何一个脚踏实地的改革者都很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没有绝对的好和坏，而只有在具体实践中适合与否。所以，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是深化改革关键。餐饮行业、酒店要不要私有化？跟银行、铁路要不要私有化是完全不同的实际意义。从这几年改革的深化过程看，意识形态先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逐渐边缘化，改革呈现出全方位的深化和平衡发展。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不仅没有停滞，在许多领域还在不断扩展和深化，民营企业发展势头迅猛，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同时，为了平衡市场化带来的社会分化，中国也在摸索道路和创新。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让收入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改进政府在公共领域里的行为；强化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社会责任；遏制政府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腐败；加强最低工资、社会保险、住房等的保障，等等。这些问题至今虽未解决，但已成为当前改革的热点，并有望引领深化改革的方向。
如果仅仅因为中国的改革没有向市场化方向一路狂奔，没有全盘实行私有化，政府还在用看得见的手干预和调控市场，中国还没有实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原教旨主义就断言改革已经停滞不前，那么显而易见，停滞不前的不是中国的改革，而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自身。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已经不是任何一种原教旨主义能够理解或解释的了。在西方，先前被奉为圭臬的华盛顿共识，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反思和批评。欧美主流媒体最近密集发表质疑和批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文章，作者皆为著名的学者。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街头抗议运动此起彼伏，正酝酿着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如果在这样一个时代，谁还要继续抱着“XX就是好”的老黄历，只能是落后于时代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