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规模扩张

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和深化，为具有适宜内部制度和地理环境的传统发展中国家打开了成长空间，在分享对外经济收益的过程中，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得以升级，相继进入经济成长阶段中的“起飞”和“追赶”阶段。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国在市场、贸易和投资开放方面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措施，在扩大进出口贸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开放沿海地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促进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一）增长速度引领全球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91年～2000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0.4%，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速的3倍强，是同期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1.7倍，位居世界之首；2001年～2006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8%，为同期世界经济增速的2倍强（见表1）。从持续时间看，中国由快速增长驱动的长期经济扩张可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欧洲经济体、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历相比。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19年（年均增长9.2%）、新加坡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20年（年均增长9.9%）、中国香港为21年（年均增长8.7%）、中国台湾为26年（年均增长9.5%）、韩国为30年（年均增长8.5%），而中国的高速增长已持续了近30年。①长期高速增长，预示着中国在过去30年已经进入经济起飞阶段。

（二）规模扩张使经济地位剧升

高速增长促进了中国经济规模实力的迅速提升。从经济起飞期间经济总量变化的国际比较来看，英国、德国和美国在1870年～1913年的43年间，GDP总量分别增长了2.24倍、3.32倍和5.26倍，日本在1950年～1973年的23年间，GDP增长了7.7倍，而中国在1978年～2007年的29年间，GDP增长高达3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9.8%，打破了日本1955年～2005年期间GDP增长11.27倍、年均增长5.0%的纪录。②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也持续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1980年中国的GDP为0.20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1.84%，位居世界第10位；2000年GDP提高到1.20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3.77%，位居世界第6位；2007年GDP为3.28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6.04%，位居世界第4位。实际上，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7年中国的GDP已占到世界总量的10.8%，位居世界第2位，是世界排名第三的日本的1.65倍，排名第五的德国的2.59倍。尽管按购买力平价方法对中国GDP的估计可能偏高，但与汇率计算法相比，这种方法更能体现中国的实际生产能力。

由于中国尚处于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城市化加速阶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保持持续性高增长的可能性极大，中国完全有可能打破世界各国持续高增长的纪录。据世界经济史计量学权威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预测，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可能增长42倍，年均增长率达到9.30%；2030年中国GDP达到21406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5967亿美元，占世界的23%。③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全球经济良性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之上的。在经济全球化迅速膨胀的过程中，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封闭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具有较强竞争力、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具有巨大潜在成长性的经济大国。中国已经从一个落后的经济追赶者逐步向“处于引领地位”的国家转变。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更是把中国称作“全球经济的领袖”。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大时代，崛起中的中国的确可能在世界经济变局中实现处境、地位和角色的转换。然而，经济总量的急剧提升是否意味着中国国际地位的真正提升？中国是否已经真正跨入世界经济列强的行列？中国是否已具备承担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重担？这些疑问有理由促使我们对当今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国进行重新审视，并对与发达国家（特别是全球经济领先者）的差距进行深入探究。

二、中国国际地位的正确审视：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经济强国的崛起，往往是涵盖技术崛起、产业崛起、金融崛起、贸易崛起、企业崛起等多种内涵的整体性崛起。当前中国的强势崛起，主要凭借其庞大的经济规模体量，与发达国家在诸多领域的落差依然制约着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国。

（一）人均水平：与发达国家落差明显

一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发展水平，前者是指经济指标总量，后者是指经济指标均量；前者指一国对全球经济实力的竞争程度；后者则是指该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领先程度，是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等质量因素的集中体现。从GDP总量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且与美国、日本的差距不断在缩小；但从人均GDP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保持在两位数以上。2007年，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19.5倍，日本约为16倍，德国约为16.5倍。可见，中国经济的实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规模反映的，而不在于均量。尽管GDP规模的增加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主要经济均量指标与发达国家的落差，却很难算得上经济强国。

（二）技术领域：全球科技领域的“追赶者”而非“引领者”

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大力增加科研投入、支持企业自主研发、发展高等教育、引进外资和国外技术等手段，科技实力和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与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相比，差距还是十分明显的，“追赶者”的角色地位并未改变。

1.技术对外依赖度相对较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是我国重要的技术来源之一。大量引进国外技术，一方面，对我国的产业增长和技术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导致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性过高。据相关统计揭示，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以上，而发达国家均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则在5%左右。据2006年全国工业企业创新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创新费用支出结构中，购置机器设备和软件费用支出约占55.8%，企业内部研发活动支出占32.4%，购买相关技术占到8.1%，委托外单位进行研发活动的支出占3.6%。我国企业创新经费的半数以上用于购置机器设备和软件，而欧盟国家创新费用的60%以上用于自主研发，表明现阶段我国工业企业的创新主要依靠引入外部技术来实现，总体上尚未进入自主创新的发展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时期内，我国并没有像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所做的那样，在长期的技术研究上投资。根据Gilboy(2004)的研究，中国公司倾向于以购买整套制造设备的形式来进口技术，经常购买组装生产线等整套设备。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硬件的购买占到了中国技术进口的80%以上，而技术许可仅占9%，技术情报服务占5%，咨询占3%。

2.关键技术领域国际竞争力偏弱。从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情况可以看出④，在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光电技术、材料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中国产品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其中，电子技术产品逆差额最大，2007年达到1112.4亿美元；其次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达到179.75亿美元；航空航天技术也达到了103.98亿美元（见表4）。这显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关键性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依然偏弱。

3.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较为薄弱。专利申请量是衡量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有价值的度量指标，大致反映了一个国家前沿技术、核心技术、基础技术的研究能力以及对产业（行业）发展趋势的把握能力。根据OECD的“三方专利族”数据⑤和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PCT数据⑥可以看出，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明显。2005年，我国“三方专利”拥有量所占份额仅为0.69%，而美国为30.5%、日本为28.96%。从PCT申请量看，美、日、德三国仍把持着全球专利市场，2008年其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球总量的比重分别为32.7%、17.5%、11.3%，而中国仅3.7%。由于在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的专利申请上，没有出现与世界同步的进展和相应成长的大公司，中国除在信息技术中表现较为强劲外，其它领域仍乏善可陈。

提高创新能力的一个关键是加大研发活动力度，研发支出反映了一国用于创新的资源投入能力。根据OECD出版的《主要科学技术指标》公布的最新数据⑦：2007年，我国的R&D经费支出总额达到487.9亿美元，美国、日本和德国分别为3437亿美元、1485亿美元和738亿美元，尽管中国已经超过英国和法国跃居世界第四位，但仅为美国的1/7、日本的1/3和德国的2/3。在基础研究⑧方面，我国用于基础研究的R&D经费为22.9亿美元，仅为美国的3.6%，日本的1/8、法国的1/5，意大利的2/5及韩国的1/2（见图3）；在高技术产业研发方面，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支出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5.73%，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普遍达到20%以上（见表6）。

（三）产业领域：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世界加工厂”角色

伴随着制造业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工厂”，已被视为中国崛起的表征之一。因为，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史上，英、美、日等世界经济强国在不同时期都曾充当这一角色。⑨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则被视为新一代的“世界工厂”。但这一论断遭到众多质疑，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世界工厂内涵也在不断变化，衍生出来料加工型、原料采购和零部件制造的生产车间型，以及既有研发能力和品牌，又有控制国际市场销售的“世界工厂”（刘福垣，2003）。因此，对中国“世界工厂”这一判断需要从新的全球分工背景下进行判断。

1.我国制造业仍处于全球分工体系的较低层次，装备制造等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制造核心环节竞争力薄弱。在产业链条层次，生产环节可细分为上游生产（关键装备和核心零部件的生产，如电脑中的芯片等）和下游生产（终端的加工组装），越接近上游的生产其技术含量越高、附加值越大，反之，越接近下游的生产其知识技能越低、附加值也越小。200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平均值为26.2%，而美国为48.4%，日本为33.7%，这说明中国制造业的获利能力不强，制造业技术水平较低，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地位主要体现出总量上，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特别是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制造业核心环节，如高端材料、关键装备与核心零部件。

就装备制造业而言，2001年～2006年期间，我国装备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从2.6万亿元增加到9.2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世界第四大国，但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仅是德国的65.10%、日本的47.49%、美国的35.40%；装备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占制造业的比重仅为24.26%，比发达国家约低10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相对滞后，导致国民经济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装备严重依赖进口，大型飞机、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专用设备、光纤制造设备、大型科学仪器及大型医疗设备等主要依赖购买国外产品。据相关统计显示，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设备投资的2/3都靠进口支撑，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发电设备的9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设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来自于进口产品。⑩

2.中国处于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全球产品价值链的低端，影响力仅限于低附加值的消费品生产环节。在新型的国际分工格局中，产业内部分工逐步代替产业间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一国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仅取决于产业层次的高度化，还取决于在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中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高低上。由生产制造业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的转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而中国目前处于全球产品价值链的最低端，主要集中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加工领域，如家用电器、电脑等，从事加工组装。这种情况反映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在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各类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2007年出口额高达2968.7亿美元，占当年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85.4%，其中进料加工贸易又是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形式，其出口额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84.9%，而被视为拥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一般贸易出口的高技术产品仅为391.2亿美元，不到加工贸易产品的1/7，占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11.2%。加工贸易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充分说明我国出口的大部分高技术产品为其他国家的代加工产品，是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链转移的结果。

由于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控制着具有核心技术的主要零部件的研发、生产环节以及市场销售环节，因此中国即使形成最终产品的生产线和生产能力，也仍然不拥有对产品的主导地位。这种现象突出表现为：本土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被跨国公司形成的垂直竞争严重挤压。iPod经典播放器生产价值的全球分割，就是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一个例证。苹果第五代iPod播放器在美国的市场总价值为299美元，共有451个部件，其生产价值在全球的分割如下：美国批发渠道商和零售商分享75美元，苹果公司分享80美元；提供存储硬盘的日本东芝公司分享73美元，东芝公司实际得19美元，因为硬盘的生产并不在日本境内完成；显示器由日本东芝的合资公司提供，分享生产价值20美元（但其生产也不在日本境内）；芯片由美国公司提供，分得13美元；而其他微不足道的零部件由韩国公司提供，分得1美元；其余的零部件生产商分得33美元；最终产品的组装在中国内地（通过（中国）台湾代工商）完成，分得的生产价值不到4美元（徐康宁、陈健，2007）。可见，产品价值链低端锁定导致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增值能力极差，我国成为“世界加工厂”。

（四）服务领域：核心服务资源掌控能力与强国落差明显

知识经济时代，信息、金融、创新能力、制度等知识经济要素成为决定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经济主导性要素。美国对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就是建立在金融和信息等知识经济要素富裕基础之上的。知识经济要素的富裕程度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着内在关联，使得国家竞争优势不仅体现在能否形成竞争力强的制造业，还体现在能否形成竞争力强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发展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体现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已经形成了现代制造业并有了较强的出口能力，而发达国家则是现代服务业在国际分工中形成了强势地位（汪斌，2006）。

通过计算各国不同领域服务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11)，可以看出发达国家或地区占据了金融、保险、计算机和信息、专利、版权和许可证费用及其他商务服务等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领域的主导地位。在金融领域，美国RCA指数为1.14、英国为2.92；在保险领域，美国为1.01、英国为1.29；在专利、版权和许可证费领域，美、英、日的RCA指数分别为2.65、1.05和3.04；而中国RCA值大于1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运输、旅游和建筑领域，RCA指数分别为1.00、1.36和1.38，这说明我国服务贸易优势部门主要集中在海运、旅游等比较传统的领域，在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金融、咨询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服务领域则具有明显的劣势，反映出我国服务业总体技术水平和知识含量的欠缺，国际竞争力偏低。

1.金融服务资源。一个国家的国际金融活动集中程度，反映了该国对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和控制能力，国际金融市场活动的集中程度越高，则其对资金的集聚和辐射能力也就越大。从股票、债券、信贷、外汇及衍生工具等国际金融活动集中程度看，绝大部分国际金融活动目前都集中于美国及英国，这两个国家与其它经济体之间存在重大差距。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金融集聚能力方面仍存有不小差距。以资本市场为例，2008年，全球证券交易所股票（含投资基金）成交金额最大的五大交易所分别是纳斯达克、纽约证交所、伦敦证交所、东京证交所和泛欧交易所，其全球占比分别为32.2%、29.7%、5.7%、4.9%和3.9%，其中美国两家的总份额由上年的44%上升至62%，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2.3%的份额列居全球第七位。

发达国家对全球金融资源的掌控，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于国际金融中心实现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使得发达国家牢牢控制了全球金融市场的运作，如伦敦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和场外衍生品交易中心，纽约有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芝加哥是全球最大的场内衍生品交易中心，法兰克福有欧洲大陆最大的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和衍生产品市场。中国目前缺少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据伦敦金融城最新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伦敦高居第一位，纽约列第二，芝加哥第七，法兰克福第八；而上海排名35位，北京为51位。

2.核心航运资源。国际航运是一国参与全球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能否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所必备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对一些核心航运资源的拥有和控制程度上，包括港口服务的货物运转枢纽设施、管理远洋货物运输船舶，以及拥有或集聚相当规模的航运辅助服务机构，如船舶金融、海事法律和咨询等。中国近年来航运方面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集聚航运核心资源方面的进展仍然与发达国家相形见绌。

在所控商船规模方面，就企业规模和船舶运力而言，除中远集团、中海集团等几个大的航运企业外，我国大多数航运企业规模偏小，与世界海运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据英国伦敦费莎港口及交通顾问公司《伦敦海运服务集群的未来：行动呼吁》的研究结果，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国际航运中心所拥有和控制的船队规模和客户资源都比上海庞大和雄厚。在航运高端服务方面，我国高端航运辅助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上海在航运融资、海事保险、海事仲裁、航运咨询、航运组织、航运信息等方面与伦敦、香港等尚存较大差距。而国际经验表明，航运服务功能是保持国际航运中心竞争力的关键。例如伦敦凭借其规模巨大的航运服务产业仍保持着全球顶级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世界上大约有一半的船只交易业务在此成交，聚集着国际海事组织总部、国际海运联合会、国际货物装卸协调协会、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波罗的海和国际海事公会等诸多国际航运组织。

3.国际销售网络。国际销售网络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支撑。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比，我国企业对营销网络资源的掌控能力明显不够。以零售业为例，近些年外资零售商将中国当作其货源基地，纷纷在中国设立采购中心，负责全球零售门店的商品采购，据商务部公布的2007年上半年外资零售商在中国采购出口额中，沃尔玛达40亿美元，家乐福达362亿元人民币，麦德龙则为118亿元人民币。对于国内的供应商而言，外资零售商不仅提供产品在国内销售的渠道，更是其产品出口的通道，规模巨大的购买量使外资零售商在上游市场拥有垄断性优势。外资零售商则可凭借其采购销售网状渠道的优势，以极低的采购价格，逼迫我国制造企业屈从于其构建的全球供应链，造成国内企业大部分利润的流失。事实上，对国际营销网络资源缺乏掌控，已经对我国产业的升级产生巨大影响。跨国公司通过纵向约束行为控制我国供应商的生产经营活动，损害供应商的自主经营，而导致我国许多制造企业沦为无知名品牌、无核心技术、无销售渠道、无有效信息、无盈利潜质的车间孤岛，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业和制造业的产业优化和升级进程。

（五）企业领域：企业主导力与大国崛起的地位不相匹配

中国崛起需要伟大的企业。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企业崛起是一国崛起的基础性力量。英、美、日等“世界工厂”在形成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一批主导企业和品牌的诞生及发展，正是由于这些企业在世界制造业领域的垄断性优势，被誉为“世界工厂”的特定国家或区位因此具有主导世界范围众多制造领域的创新产品、生产潮流和生产标准的领袖地位。企业的崛起与大国的崛起相辅相成，但中国却没有形成一批在全球具有主导性的核心企业。

表现之一，规模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数量偏少。200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占有29家，而美国有153家、日本64家、法国39家；中国企业的平均营业额为394.6亿美元，而美国为501.2亿美元、德国为541.1亿美元、法国为563.5亿美元。对比中国企业500强与世界500强，2008年中国500强的营业收入为29921亿美元、净利润总额为1884亿美元、资产总额为81720亿美元，分别相当于2008世界500强同类指标的12.67%、11.85%和7.79%。

表现之二，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偏弱。企业国际化经营，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来巩固国际地位的重要方式。相比发达国家，中国企业国际化还一直处在弱势群体阶段，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充分利用全球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及分享全球市场的能力。据统计，目前我国约有6000家境外企业，仅占全球跨国公司总数的0.4%，而投资额仅占世界的0.55%，并且能够盈利的只占55%。从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大企业的跨国性指数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差距明显，除中远跨国性指数达到39.2外，其余三家都低于30；而世界前十大跨国公司的跨国性指数都高于30。

表现之三，企业品牌国际影响力不够且自主品牌缺乏。在全球化背景下，品牌已经成为一国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品牌之争实质上是国家之间商品核心竞争力和市场的争夺战。从企业品牌的影响力看，尽管中国目前已有100多种制造产品的产量成为世界第一，但中国企业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度和影响力微乎其微。2008年英国《金融时报》的全球品牌百强排行榜中，中国入围的仅有4家，而美国前十位中就占有8家；中国的4家企业分别是中国移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集中在移动通讯和金融两大行业，而这两大行业并非中国竞争优势产业。从企业自主品牌看，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占全国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三，60%以上的企业没有自主品牌，出口企业中拥有自主商标的不到20%，拥有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比重不足10%，90%的商品为贴牌出口。这种情况导致了虽然出口量很大，但中国企业品牌却一直以代工形式输出。

三、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战略导向及上海的响应

（一）提升中国全球经济地位的战略导向

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经济地位的提升，依赖于其对全球经济运行的影响力、领导力和掌控力，并由此决定该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经济国际地位的真正提升，既要把握各种周期性和历史性因素的结合，更要实施强有力的、有选择性的国家战略，提升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竞争力。综上分析，中国在未来三十年实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迈进，应重点在技术、产业、服务和企业等四个领域中实现发展突破。

1.技术维度：增强核心技术的创新力，打造全球科技创新新高地。所谓“核心技术”是指经过一系列渐进式创新和根本性创新，所形成的关键性通用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等。核心技术的出现，能够产生全新的产业部门，并引起相应的组织变革，对整个经济系统的若干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历史经验表明，世界经济强国的崛起都是以世界科技强国的身份出现的。因此，中国要重点推进新能源、生物、新材料、航天航空等未来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攻克产业核心技术、共性关键技术；通过技术领域的突破，打造全球科技创新的新高地；同时，加强核心技术成果向技术应用的转变，一旦技术应用变成国家需求时，就构成了推动经济社会变迁最强劲的动力。

2.产业维度：增强核心产业的主导力，占领全球分工体系的高端。所谓“核心产业”是指对产业发展效益和升级态势有着重要影响的关键环节，既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等高技术产业，也包括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设备制造和核心元件生产环节。核心产业是高新技术、关键设备技术和核心元件技术的重要载体，因此，核心产业是融合了核心技术的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业。核心产业的发展情况直接决定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发展中国家经济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主要是技术和产业上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技术上依赖发达国家，产业上做发达国家的产品组装者。显然，发展核心产业有助于我国打破产业和技术上对外路径依赖的结构性缺陷局面，形成自己完整的核心产业链体系；也有利于我国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升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

3.服务维度：增强核心服务的影响力，提高服务功能的辐射能级。所谓“核心服务”是指对全球经济活动起到控制、协调和引导作用的服务功能，是知识经济时代支撑经济运行的主导性要素，如金融、运输、通讯、零售等。核心服务体现了一个国家对全球经济运行的影响力。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能量的新源泉在于通过高度的国际交流功能向全球提供交流经济的平台，而集聚核心服务资源则是构建这一战略平台的重要基础。因此，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金融、运输、营销等核心服务功能辐射能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中国能否形成控制、协调和引导全球经济的能力，并对中国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4.企业维度：增强核心企业的影响力，培育国际型的竞争力企业。所谓“核心企业”是指在行业中处领先地位，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能够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世界知名品牌的国际型大企业。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是否拥有一批竞争力强的跨国公司，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支持大型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国家责任和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选择。因此，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努力争取在竞争性领域取得国际产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将是中国经济未来数十年必须面对的战略性问题。培育一批在更多领域、特别是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支持它们突围步入世界级企业的行列，对于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安全发展，加快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二）上海对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响应

1.在核心技术方面，发挥突破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区域特征日益突出，在区域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城市应承担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的重任。上海是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中心城市之一，科技创新优势明显。目前上海各类外资研发机构超过200多家，属于世界500强企业投资的研发中心有70多家，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研发中心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是中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上海研发机构集聚初露端倪，形成以张江高科技园区、漕河泾高新技术开发区、紫竹科技园和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四大园区为核心的研发集群，吸引了英特尔（亚太）研发中心、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以及国家组织工程中心、国家动物医学研究中心、纳米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一大批高水平研发机构；上海原创性发明创造能力显著增强，科技水平居全国前列，2007年授权专利24481件，同比增长47.5%，其中发明专利数3259件，实用新型专利数9718件，科技成果达到国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的941个，占总成果的39%。所以，要实现核心技术领域的突破，上海应发挥科技中心城市的领头羊作用，在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重要原始性创新领域率先实现突破，这也是符合上海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战略性、历史性选择。

2.在核心产业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从产业基础看，上海产业基础较为雄厚，芯片、微电子、生物医药、成套设备、造船、飞机制造等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居国内领先地位；以ARJ飞机、8500TEU集装箱船、荣威中高级轿车、嫦娥一号卫星机载系统、百万千瓦级超临界火电机组为代表的一大批“上海创造”产品，标志着上海产业技术高地的形成。从发展阶段看，上海经济增长正从投资驱动向投资与创新并举转化，R&D投入强度的加大有助于制造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环节转移。据统计，2007年上海大中型工业企业R&D支出达161.62亿元，约为2000年的5倍；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和电子通信设备的研发投入规模最大，分别达到45.45亿元和35.48亿元，增幅分别是2000年的5.08倍和3.11倍。从发展空间看，上海拥有长三角区域作为广阔的腹地，可以与长三角城市实行差别发展，重点发展芯片、生物医药、微电子等高新技术产业和以汽车、特种钢、发电机成套设备等为主的装备工业，在长三角区域内实现价值链的整合，形成制造业水平分工、服务业垂直分工的空间格局，加速制造业高端化进程。在新一轮发展中，长三角被定位为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而上海作为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中心，应在核心产业方面起到引领作用。通过集中力量积极发展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高技术产业和航天、汽车、船舶等先进装备制造业，弥补国家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的不足，引领国家未来的产业发展重心；通过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和研发、设计、营销中心，促进产业链条向高端延伸，引领整个长三角区域先进制造业的集体发展，推动国家实体经济的整体提升。

3.在核心服务方面，发挥集聚和辐射作用。加快“四个中心”建设，打造世界级城市，是上海服务长三角、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响应。打造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具有调控、协调和指挥功能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服务型经济是重心，集聚国际核心服务资源是关键。上海建设世界级城市，集聚国际核心服务资源，具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上海已成为国内跨国公司集中度最高和经济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截至2008年，驻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224家，世界500强企业474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初见成效，已形成外汇、证券、期货、银行间拆借、黄金、钻石等国家级金融市场，入驻了央行二部、四大商业银行的市场部门。上海是世界上重要的交通物流中心，拥有浦东和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开辟国际航线100多条，与世界主要城市直接相连；国际海运业在世界占有重要地位，2008年港口综合吞吐量达5.82亿吨，居世界第一；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800.6万标箱，列世界第二。因此，上海应以构建现代化服务型产业结构为主线，通过打造国际航运服务体系、国际金融服务体系、国际商务服务体系、制造业高端服务体系、国际社会环境服务体系等具有世界水准的服务体系，实现对国际核心服务资源的集聚作用，增强国家对经济主导性要素的掌控力，提升我国在全球服务分工领域的国际地位。

4.在核心企业方面，发挥培育作用。上海拥有一定数量的实力型大企业，如中海集团、宝钢、中芯电子等大企业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上海企业总部集聚效应明显，截至2008年底，上海已有17家投资性公司被商务部认证为国家级地区总部，占全国国家级地区总部总数近一半。此外，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服务业相对发达，金融、保险、法律、会计等现代服务业集聚度高，发达的金融业可以为企业提供足够的资本支持，大量的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为企业研发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撑，法律、会计、会展、教育培训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可以为企业提供大量的商务支撑。因此，在核心企业方面，上海应发挥国际化大都市的培育作用，在电子信息、石化、钢铁、汽车、船舶、装备制造、商贸等重点领域和优势行业，加快培育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级品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收稿日期：2009-06-29

注释：

①1979年～2007年的29年间年均增长达到9.8%。

②胡鞍钢：《中国经济实力的定量评估与前瞻(1980～2020)》，文史哲，2008年第1期。

③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Wu Xiaoy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edition; Mandel E. , 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transl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stitute of Nankai University, Commercial Press, 1998 edition.

④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尽管受多种因素影响，却是反映国家科技政策成功的十分相关的指标，其理念是科学技术支撑产业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因此这一指标也常被用作衡量国家技术实力的指标。

⑤“三方专利”是指在欧洲专利局和日本专利局都提出了申请并已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发明专利权的同一项发明专利，避免采用某个国家的专利统计数据时存在的“本土优势”偏向。“三方专利”很大程度上表示一项专利拥有原创性技术以及未来在国际市场上较高的潜在商业价值，因而更能反映一国科技产出的质量和竞争力。

⑥WIPO的全球《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有严格的申报和审批程序，申请量不一定代表最终通过专利认证的数量，但经由WIPO在全球各国设定的分局筛选，从国家阶段最终到达国际WIPO阶段，其结果具有相当权威性。

⑦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主要科学技术指标》公布了OECD国家30个成员国和中国、俄罗斯、阿根廷、南非、以色列、新加坡、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等8个非OECD国家R&D投入的最新数据。由于这38个国家的R&D经费占世界R&D经费总额的95%以上，所以可以通过这些国家的数据大致看出我国在世界研发体系中的位置和特征。

⑧基础研究通常不会在短期内产生效益，但它能建立智力资本，为科技未来的发展奠定根基。因此，基础研究占GDP的份额能显示各国的科技优先、传统领域与激励机制方面的差异。

⑨19世纪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生产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成为工业生产的第一大国，1860年，英国制造业占世界总量的20%；20世纪初，美国在世界工业所占比重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工厂”，1913年美国制造业产量占到世界1/3以上；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挑战美国，日本“世界工厂”的地位确立，制造业占世界总量接近10%。

⑩《我国工业“母机”装备制造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http://www.mouldintl.com/news/508091109405536016.html。

(11)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是指某类商品的出口占本国或地区出口总额中的份额与世界贸易中该类商品出口占世界出口份额的比率，用来衡量本国或地区的行业或部门的竞争力。如果RCA指数大于2.5，表明该国产业或产品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RCA介于2.5～1.25之间，表明产业或产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RCA介于1.28～0.8之间，认为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RCA小于0.8，则表明国际竞争力较弱。

【参考文献】

[1]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translated by Wu Xiaoy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edition

[2]Fisher Associates. The Future of London' s Maritime Service Center:A Call for Action, 2004

[3]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1)

[4]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基础设施的挑战，2008

[5]左学金，陈维.2006年～2007年上海经济发展报告——上海蓝皮书.上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

[6]汪斌.中国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1)

[7]刘伟，许宪春，蔡志洲.从长期发展战略看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04(7)

[8]胡鞍钢.中国经济实力的定量评估与前瞻(1980～2020).文史哲，2008(1)

[9]金芳.国际分工的深化趋势及其对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03(3)

[10]刘福垣.中国在世界制造业的定位.战略与管理，2003(1)

[11]徐康宁，陈健.国际生产网络与新国际分工.国际经济评论，2007(6)

[12]路甬祥.创新合作共赢——中国及亚洲制造业的未来发展.2008.http://www.amf2006.com/lu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