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分科学发展与非科学发展

作为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处在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拐点之上。

第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经济改革的市场导向，应该是有选择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应有选择地、程度不一地退出纯市场化改革），综合配套的（辅之以宏观调控、微观规制和中观层次区域协调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干预和法律支撑体系），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上的历史进程。

第二，应该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调整期。改革开放必须走出引进、借鉴、移植和模仿的启蒙阶段，创造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转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科学发展要构建的创新型国家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理论、制度和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创新。

第三，中国主要由投资、出口、低端加工业以及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向开放性自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已成为议事日程上的急迫任务。

第四，中国社会面临的战略转型是全方位的结构性调整。和谐社会的建设将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多元化综合改革，从而推动中国的发展走进改善民生、更加关注公平、全面协调的新阶段。

第五，实现从非持续性的粗放发展向可持续性的科学发展的转型，应该“最大限度地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胡锦涛语）。

发展是什么？发展的辩证法就是流动性和创新性。古代哲人赫拉克里特指出“万物皆流，无物长驻”；《诗经》、《诗品》有“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如将不尽，与古为新”的记载；熊彼特还提出关于不断的“创新性毁灭”的命题。

发展与增长有区别，同时发展又分为科学发展与非科学发展。我们在改革开放30年中，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发展代价。要走出下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困境或瓶颈：

(1)没有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2)无情的增长，成果不能为社会共同分享的经济增长；(3)无声的增长，没有发言权、没有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经济增长；(4)无根的增长，没有文化根基的经济增长，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逐渐消失；(5)无望的增长，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为代价的没有前途的经济增长；(6)低头的增长即依附型增长现象。这也是应该加以杜绝的第六种病态的导致不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现象；(7)失控的增长现象。例如鼓吹市场神话和公共品市场化。韦斯凯尔(T.Weisker)指出这是一种“愚蠢的增长”，即“不受约束的增长、漫无目标的增长、无政府状态的增长”。

科学发展必须解决“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实现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向度转移，并在推动科学发展中着力实现创新型发展、公平与和谐型发展、绿色型发展和非依附型发展。这一点已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提倡创新型发展，构建创新型国家

科学发展的特征之一，就是旨在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创新型发展模式。“创新型国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着眼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后者是涵盖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理论创新在内的综合性概念。这一提法脱胎于世界经济论坛“核心创新国”概念，但是广义化了。后者规定：按每100万人口获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的发明专利授权在15件以上的国家或经济体，可以跻身于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核心创新国”。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大规模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借鉴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方法是必要的；而“比较优势”、“木桶效应”和“市场交换技术”等对外开放的战略或策略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下，是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根据中国的国情，偏重于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比较优势而参与国际分工，在早期阶段也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01年报告所言，中国一直是一个以技术模仿为主的制造业大国，而不是以独立的自主创新能力为特征的制造业强国。这里讲的创新是狭义的科学技术的创新，其中包括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事实证明，不能单纯依赖市场化，用市场也交换不到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而核心技术、设计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战略性产业核心竞争力、高科技人才、工作团队及其创新能力是不能假手于他人的。它们是藏身于全球化市场交换体系之外的。这样做，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大国的科技进步问题，并且滋生技术依赖症。

现在我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我们必须完成从启蒙型、模仿性移植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大跨越：转向自主创新经济，而不是依附型经济；转变为“世界工厂”、“世界办公室”和“世界实验室”，而不是“世界加工厂”或者“OEM（贴牌生产）大国”；转变为“大脑型国家”、创新型国家，而不是提供原材料和低端加工产品的附庸经济、打工经济、外包经济一类的“躯干型国家”。我们应该尽快完成这一大转变，并把振兴民族创新精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创新型国家上升到涵盖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在内的国家发展战略核心的地位。创新精神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具备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同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

应该强调指出，就建构广义的创新型国家而言，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拐点，应该从对西方理论和制度的大规模移植、引进和模仿，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历史大转折阶段。众所周知，西方先进的理论和制度是值得借鉴的。18-19世纪之交的“西学东渐”的积极成果是送来“德”(Democracy)先生和“赛”(Science)先生，还有“富”(Wealth of Nations)先生和“费先生”(philosiphy)。这个世纪之交的“西学东扩”送来市场经济即“马”(Market)先生、人文精神即“猴”(Humanism)先生，以及以绿色为代表的新发展论即“驴”(Green)先生。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借鉴、移植、启蒙、引进和模仿阶段。这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学术依附性有余，学术自主性、原创性或者“悟性”不足；“西学东渐”有余，“东学西渐”不足。这些都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应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原创性或原生态是可以分层次的——最高层次是开拓意义上的创新，专指体系构筑力和思维方式的创新；其次是具有批判意义的创新，是指对前人理论成果的推陈出新；再次是在传承意义上的创新，是指对前人理论成果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丰富、深化和完善。如果在第一层次乏善可陈，缺乏能够进入世界学术前沿创新第一方阵的世界大师级人物，缺乏学术自主创新能力和理论体系构建水平，提不出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经验的术语、范畴、方法、分析框架、学术范式和理论体系，就很难融入“国际主流学术”而进行平等的国际学术对话和学术论战，就不能自立于世界创新型国家之林。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着力建构中国形态、中国气派或中国学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重铸“东学西渐”的辉煌篇章，为世界学术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三、突出公平与和谐型发展，构建和谐的小康社会

科学发展的特征之二，就是旨在构建和谐的小康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型发展模式。全球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结构性的转型过程中，中国也面临社会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型问题。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无法用哪一个西方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型来进行诠释的。历史经验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遵循“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的。李嘉图定律的实质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与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劳动群众的利益相矛盾，并以牺牲后者的利益为代价；而库兹涅茨所谓的倒“U”型曲线规律，即人均财富差异和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规律，则把这一定律模型化；可以说，中心—外围理论正是李嘉图定律在国际空间上的拓展和运用，熊彼特的“创新性毁灭”理论为它粉饰和包装。它们反映出西方社会及其发展模式的制度性缺陷和内在的根本性矛盾。

而中国社会及其发展模式是发展的理念、原则、目标和机制诸方面的统一体。为实现全面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科学发展观指引的是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注重生产力发展与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效率与公平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追求经济效益、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

而非科学的或反科学的发展，则是没有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Jobless)，是改革开放成果不能为社会共同分享的经济增长(Ruthless)，是以牺牲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李嘉图推进”（少数人受益、大多数人受损）或者“负帕累托状态”（无人得益、人人受损）。因此，“帕累托式的改革”（有人受益、无人受损）、“次帕累托推进”或者“卡尔多式改进”（对受损者予以补偿）自然变为题中应有之义。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地方，在于党和政府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应该对在改革过程和分配方式中吃了亏的农民、民工、下岗失业者等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直接地主动地支付和补偿转轨成本、改革成本亦即和谐成本。

在现阶段，我们尤应注重改善民生问题，着力解决社会公正，特别是三大收入分配差距或者三大利益失衡问题，亦即居民收入差距、中观层次的地区差距以及宏观层次的国家与居民收入差距，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和谐地发展。

三大利益失衡之一是微观层次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较为突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呈下降趋势。与此对应的则是利润侵蚀工资、资本分配比重提高的现象。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这种状况说明，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

二是中观层次的地区差距。东中西部的差距，尤其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差距，已远远超过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

三是宏观层次的国家与居民的收入差距，亦即国富民弱而不是国富民强。我们长期强调“国家利益本位”、“集体利益本位”、“国富”理念，强调“大河有水小河满”而不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强调“国家拥有”而不是“国民拥有”或“藏富于民”。尤其在计划经济时期要求低个人消费、低个人工资、高国家积累甚至牺牲农民的利益（例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发展生产。

建立在“民弱”基础之上的“国富”固然可以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钱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国与民之间长期利益失衡带来的弊端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且会产生两种“挤出效应”。一是带有凯恩斯主义色彩的国家消费会产生对居民个人消费的“挤出效应”；二是国家垄断大量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会产生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挤出效应”。

在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三大差距或者利益冲突问题，尤其如何跳出“李嘉图定律”、“李嘉图推进”的陷阱或者阴影，成为摆在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面前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重大问题，国外的一些经验可供参考借鉴。

(1)值得称道的关于收入分配和利益均衡的政策和建议。1995年的《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宣言》明确指出：“在社会群体和国家之间公平和非歧视性地分配增长利益，并使生活于贫穷中的人民获得生产性资源的渠道得以扩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倡导“社会分红”理论。他认为，国家理应“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社会分红”在经济萧条时期能够起到扩大消费的作用，因而是一种“反周期”的政策工具。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澳门和东莞在实际上也实施了发“大红包”的政策。近年来，俄罗斯员工的工资每年以16%速度增长，高于本国GDP的增长速度，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和研究。还有，美国阿拉斯加州用石油收入建立“政府资源基金”，每一位阿拉斯加州的居民每年都能从基金带来的利润中获得分红。我们也可以考虑通过立法让国民享受到国有资产带来的红利，而不仅限于国家通过国有资产利润的再分配，对福利和公共设施的投入。与此同时，政府还要注意有针对性地增加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范围。中国卫生体制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职责，把公共产品和半公共产品的供给完全用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这样的改革必然走向趋利化，违背公益事业的发展规律，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2)19世纪末期、20世纪中期的两大社会进步或社会公平运动，倡导“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向贫穷作战，以及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关于政府治理、革命企业社会责任、生态责任、保护劳动者权益，重建中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的风潮。然而“里根革命”开启了一个为华尔街谋利益的新保守主义时代，结束了林登·约翰逊和约翰·肯尼迪的“进步时代”。

(3)稀释和缓解社会矛盾和非和谐的主要办法是发展生产力和全球化扩展。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全球范围不断地复制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4)扩充中产阶级（这种橄榄状社会结构在加强社会系统稳定性的同时，也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社会结构界限）。1.3亿人口的日本自诩“一亿中流”的“均质社会”，而美国以1.2亿中产阶级自居。

(5)重视民间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过去20年全球性“结社革命”的产物）和慈善事业。这是旨在弥补市场或政府失灵的所谓“第三次分配”的主导力量。美国慈善基金占GDP的9%。

(6)强化对企业的微观规制和劳动立法，其中包括缓解劳资矛盾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这是全球在20世纪末兴起“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产物），并自诩为“工会国家”。

(7)发展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这说明西方的财产观、剩余价值分配方式和分配量等都在变。西方学者认为，有了社会保障这个平衡器和安全网，就会社会稳定、资本安全。以至于有人把北欧国家如瑞典与奥地利称之为所谓“杂交型社会主义”社会。

(8)倡导绿色的新发展观（这表明资本关系已被设置了限制其扩展的人文界限和生态界限）。其标志是倡导可持续发展六项原则的《斯德哥尔摩宣言》（1972年）即《人类环境宣言》、佩鲁在20世纪70年代撰写的《新发展论》、在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宣言》（1992年）和《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宣言》（1995年）。

(9)西方国家尤其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化倾向。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程内对原教旨或古典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局部调整和否定。其中混合经济理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有可供借鉴的合理因素。

(10)西方政府“治理革命”。其中关于服务型政府和预算国家的理论和政策有一定参考价值。

美国为此耗费了近一个世纪，而日本用了半个多世纪，韩国大约1/4世纪，社会矛盾和非和谐情况才有所缓解。但是，建立在以价值、剩余价值和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是逃脱不出“李嘉图定律”的困境和怪圈的。我们应该根据中国国情对此有所借鉴。

总而言之，中国现阶段国民收入的分配出现了利益失衡的取向，必须切实解决“为谁发展”、“发展成果为谁拥有和享受”这一重大问题。中国改革目前已经走到一个新的拐点，我们应该重新研检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取向，建立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并且向劳动者倾斜的分配新格局，落实区域经济（包括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从而为建立和谐的小康社会夯实坚实的基础。

四、推崇绿色型发展，构建绿色生态社会

科学发展的特征之三，就是旨在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型社会的绿色型发展模式。坚决杜绝经济增长的Futureless现象，即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为代价，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危及子孙后代的没有光明前途的经济增长类型。推行绿色型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对我国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国情进行深刻反思后的一种理性选择。这是从人与自然这一视角，解决“怎样发展”从而走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和困境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生态文明是中国“天人合一”古代哲学的现代话语，是各国媒体使用频率最多而争议甚少的名词之一，它是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一种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为社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保障。不可或缺的社会文明形态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平起平坐，使人人享有生态民主、生态福利、生态公正、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尽管西方学界有“绿色马克思”和“黑色马克思”（罗宾逊语）之争，并且有三种生态文明理论派别或者绿色思潮，其中包括生态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和激进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他们要求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观价值论、理性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机械自然观，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价值观以及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激进派把马克思绿色化，推崇马克思生态—环境伦理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人称之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高阶段”）或生态学社会主义。

西欧大约200年的工业化过程（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到上个世纪60年代），经历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恢复。至上个世纪，不足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靠消耗全球60%的能源和50%的矿产资源实现了工业化。并且欧美大国的崛起倚重“内忧外化、外财内移”（日本学者庚欣语）转移和化解发展代价和风险。21世纪，全球其余85%的人口将有相当一部分陆续进入工业化阶段。而中国13亿人口对矿产资源、土地资源和淡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加上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无法支撑我们按照西方工业化模式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发展。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兴起时，整个西欧人口不到1个亿，西欧的人口现在也不过4亿左右。而我国改革开放时的人口是12亿。中国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人均资源是1/2，我们目前面临的生态困境的难度，都大大超过历史上的西欧国家。因此，当今的中国必须进行全面的总体性调整和反省，包括价值观念、发展战略和利益格局。　　。

例如，我国的汽车产业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就很值得反思。一个尖锐的问题摆放在我们面前：中国的能源状况、土地和道路状况有必要优先发展汽车产业尤其小汽车吗？与此相关，中国的经济是否呈现过度工业化的特征？如何走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要不要从过度工业化转变为适度工业化？如何卓有成效地软化“过重”的产业结构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印度搞适度工业化，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软件产业及信息技术带动的服务外包业，这些经验能否值得借鉴和推广？如此等等，涉及的都是包括绿色型发展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国策问题。

五、谨防依附型发展，构建开放型自主经济

科学发展的特征之四，就是克服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杜绝病态的依附型增长现象，构建开放型自主经济模式。这是从一个新的视角，解决“怎样发展”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学术界有些同志认为，在冷战时期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一大批南美国家及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省等，走的是依附美国（美国的市场、美国的安全和国际保护）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所谓的“依附发展”。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依附模式，而且是世界上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依附发展”。中国在走“依附发展”道路这一结论，目前显然言过其实。但是，应该看到，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推行出口导向的大国发展模式，它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依附性发展的倾向。

这种出口导向型模式的特点是过分依赖外资、外需和外贸。一是外贸依存度高，中国已由1978年的9.7%上升到2006年的66.9%。中国对外贸的依存度已超过所有八个工业发达国家和两个发展中大国。二是外资对国内市场的控制率，已经从1993年的8.64%上升到2006年的31.55%，超过了20%的国际警戒线。三是中国能源供给的对外高依存度。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还是欧佩克之外最大的石油出口国，2006年我国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达到了47%，成为居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四是我国的外资依赖度（外资占私人固定投资的比例）高，现在已经在50%以上，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印度只有8%）。五是消费率低。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80年代62%左右下降到2007年的约36%，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7年的约36.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而世界平均消费率高达78%-79%。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正日益形成一个依赖外资、外贸和外需以及制造业比重过大的结构。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稳健的可继续发展的经济结构。中国只是市场供给意义而并非需求意义上的大国。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战略调整期，主要由投资、出口、低端加工业及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其负面影响日渐凸现。很多结构性的长期矛盾与供求总量平衡的短期矛盾交织在一起的中国经济，不可能长期倚赖变幻莫测的国外市场需求来拉动，它积累的深层问题，也不能总是期待着靠扩大外需来化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不可避免的，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化和世界经济的衰退，入世后的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冲击。

当务之急是要完成出口导向型大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即从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自主经济的转变。外向型经济以出口导向为主，总体上是一种政策性开放。而开放型自主经济则以内需为主，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些都是构建开放型自主经济的前提和基础。开放型自主经济具有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的竞争优势，因而其运行能够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制度性开放。从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这个结合点出发，我们急迫地需要能够长期保持国内外经济平衡发展的对外开放取向、对外经贸战略和政策。

综上所述，中国这个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正处在一个以五大转折为特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拐点之上。大力实现创新型发展、公平与和谐型发展、绿色型发展和非依附型发展，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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