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1年5月1日到2005年4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在安源煤矿进行了以观察性访谈为基础、结合制度文本和历史文献研究的“厂矿工作”，最后形成《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这里摘选调查中的几个片段。
我下到了中国最底层——总平巷的牢骚
2001年6月9日早8时，我来到着名的安源煤矿总平巷。总平巷在安源煤矿建矿初期是工人上下班以及煤炭输出的总巷道，建筑呈牌坊形，用红砖砌成，井口上方塑有铁锤岩尖图案和“总平巷”三个大字。巷内分为东平巷和西平巷。现在总平巷只供输炭和输入采矿物资，工人们进出井已另建有通道。可当年这是进入矿井的必经之路。因此，为了便于矿警和工头监视工人，在巷口两侧，设有岗亭。而安源煤矿工人罢工时，总平巷则是一个重要的战场。1922年9月14日，安源工人高呼罢工的口号就是从这里涌出来的，并在井口上方竖起了“罢工”的大旗，用煤桶堵住井口，与资本家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罢工斗争。
在总平巷口见到许多在维修铁路的工人。他们之间互相叫着各种外号。其中有位名叫唐增福的工人却自称“唐老鸭”。还有一名自称是“黑猫警长”的。有一位自称是“山鸡”的特喜爱开玩笑，说自己的老婆到外打工去了，等过年会开着桑塔纳回来。我问，打什么样的工这样赚钱。他有点不怀好意地看着“黑猫警长”说：“女人到外面打工，还能干什么呢？还不是开发本身的肉体资源。”他话还没有说完，“黑猫警长”就冲过来给了他一拳，并气愤地说：“你**的，敢骂老子，我老婆就是去卖肉了总比在家饿死好。”见此情境，大家忙过来劝架。这时，“唐老鸭”走到我身边，小声地对我说：“黑猫警长一家是四代矿工，他的老爷爷是当年罢工时的代表，他家老婆最近出去打工后突然没有消息了，有人说在深圳卖肉被警察扣住了。你说说，如果他家先人知道现在还需要自己的女人卖肉来养家□口的话，当年还罢工干什么啊？！”听此言，就像突闻惊雷，我的心一下被揪了起来。
据了解，他们都是运输区的，固定合同工，许多都是矿上的子弟，参加工作后大都能分到较好的工种。但我发现，他们并不很努力地工作，总是三个一群，五个一夥坐在地上闲聊。时不时有一负责人的样子的人（也戴着矿灯，一身的机油）来叫他们工作，他们爱理不理的样子。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山鸡”气愤地说，我们干得好坏没有什么关系，工资又不多一分。我问他们现在工人的工资是如何发的。有一位年轻的解释说，现在工资已不是由国家确定的了，改革开放嘛，工资标准和发放的形式当然也是要改的，现在工资主要由运输区核准的，发多发少全由那些当官的说了算。
他们看我很认真地记载他们说的话，也有了表达的兴趣。有一位工人对我说：“看你像个大知识份子，你知道工人是什么意思吗？”他们看到我很迷惑，都笑了起来。那个问我的工人很严肃地说：“我告诉你吧，原来李立三到安源说，‘工人’两个字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天’，实际上他是骗人的，‘工人’中的‘工’字，是说上下一堵，站在中间干活的。意思是说，那些被堵在这里干活的人，就是工人。”在工人们的哈哈大笑中，问我话的工人却一点都没有笑。他仍然很认真地把我拉进总平巷口，并推着我在巷道里走了十多米，然后对我说，“你现在算下过井了，当年***到安源来发动工人运动时，就是从这里走进煤井的，也就走了几十米吧，在巷道里找了几个工人聊天，就把工人骗起来跟着他搞革命，说将来革命成功了，如何如何。可后来呢？他当了主席，我们工人还是工人。”听此言，我更到愕然。
从已有的史料看来，在***成立前的1920年11月，***的先驱者***就来到了萍乡进行社会考察。他的这次萍乡之行，虽然没有直接深入到安源煤矿，但在从长沙前往萍乡的火车上和在萍乡街头的小旅馆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21年秋月，毛泽东再次来到萍乡，这时的***已是**湖南支部书记。其目的是考察安源煤矿路矿工人状况并开辟工人运动。由于安源位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处，当时安源工人运动归属于湖南党组织领导。这一次***是以湖南省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这一公开身份，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利用同乡关系（当时毛拜访的是他父亲的一位故友，是安源煤矿西平巷二段段长，叫毛紫云，人称毛师爷），走进安源这一“乡土工区”的。他到了井下、北处房子、锅炉房等地，考察了工人劳动的情形。对这一次安源之行，***有过很生动的描述：
“当年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之后，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可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由于自己还是一副学生腔，先生样，工人不买你的账。我们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作，现在想起来真有意思，成天只知道在铁轨上转来转去，这样下去怎么行呢？后来想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了过来，思想立场还没有转变过来嘛。一个人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立场转变了，才会认为我们要自觉放下架子，拜工人为师。也真灵哩，后来我们和工人一起聊天、谈心，工人同志才慢慢地和我们接近起来，心里的话才愿意和我们讲。”可以说，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以后的历史证明，***的这次安源之行，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中国革命后来的道路。因为，在这里，他认识到了安源这个在广大贫困农村包围中的工业社区的力量。
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同年12月，***就同刚从法国留学回国后加入了***的李立三（当时叫李隆郅）、共青团员张理会、宋友生四人一起从长沙到安源进行工人运动。时任湖南劳工会评议干事的张理会和长沙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教员的宋友生，曾在长沙甲种工业学校任教，有学生在安源当机械工人，这就为***这些革命者走进安源提供了方便。他们到安源后，通过曾在长沙甲种工业学校读过书的安源铁路工人周镜泉和李涤生，才进一步认识了在安源工人有一定影响的朱少连等人的。当时随***一同到安源去的张理会对***如何引道这些工人认识“革命道理”有过很生动的问忆。***对这些工人说，“煤是资本家挖的吗？火车是资本家开的吗？是我们。他们住的洋房是哪个修的？是我们。工人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人。如果没有你们辛勤地劳动，就没有国家社会的一切，你们整天下井上工，做牛做马，一年到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你们开矿他们赚钱，你们开车他们赚钱，他们住好的，吃好的，还讨小老婆，你们的血汗钱都被他们拿走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极不合理的现象！”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就决定在这里成立***领导的工人组织，并确定由李立三常驻安源指导一切。李立三吸收八名先进的觉悟工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成了安源第一个团支部，并发展了朱少连、周镜全、李涤生等六名党员，于1922年2月在安路局的火车房开了第一次党员会议，建立了安源党支部，李立三任支部书记。为组织工人俱乐部准备领导核心，1922年3月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租牛角坡湖北同乡会东厢房为部址，由李立三、朱少连等10人联名呈请萍乡县知事公署立案。4月16日召开的第三次筹备会议，讨论通过了俱乐部总章和部员公约，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选出评议干事若干人，组成俱乐部领导机构干事委员会。干事委员会下设文书股、宣传股、游艺股、会计股等办事机构，工人监察队。当时工人俱乐部有部员300多人。5月1日，工人俱乐部举行部员大会并游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宣告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拉开了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序幕。可见，无论当年***在总平巷的巷道走了多远，但历史已表明，他在安源的每一步都对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些历史人物，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的这一变迁。
有话就说：干什么工种也靠关系
离总平巷口不到十米的地方是一排黑黑的房子，那里是安源煤矿运输调度站。这里有几位工人正坐在一张全是煤灰的椅子上聊天，我便站在旁边听。从他们聊天的内容来看，他们是司机班的。当他们了解我是来安源搞社会调查的后，就叫他们司机班的班长来接待我。这位班长30多岁，人却显得特别有主张。他将我上下打量一番，便问我是不是党员。我告诉他，我不是****。他听后便说：
我就知道你不是****。因为现在****是不可能来做这样的调查的。道理很简单，在大城市里讲讲三个代表就可以代表我们工人了，根本不必要了解我们工人是如何生活的。我也算是一位****吧。入党这么多年了，可是作为一位工人党员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这些出卖劳动力的人，只不过是别人的工具。中国这个社会是***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的，只是那些做了官的****的。他们做了官，有了权，不仅可以直接统治这个社会，而且可以利用这个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取钱财。我们这些普通的****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他的警惕性很高，看我在录音和做记录，忙说：这些话，随便说说可以，你千万不要记，不然我什么都不说了。可是我将录音机关了后，他也什么也不说了。这时过来一位洗煤厂的工人，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很不可理解，对那位高姓班长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官已经小到只是一个班长，怕什么。”高班长就说，“你也是班长啊，你敢同他讲真话？”经他一激，这位洗煤厂矸选班的值班班长袁小强接受了我的访问。
时间：2001年6月9日11时。
地点：安源煤矿运输调度站外工人休息的长椅处。
受访人：袁小强，男，35岁，洗煤厂矸选班的值班班长。
我父亲50年代从湖南株洲市农村到安源煤矿上来工作的，那时许多地方的工厂和矿山都到农村招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父亲就到了安源来。这样，也就有一批像我这样出生在安源、长在安源的人。我从江西技校毕业后，就进了安源矿。现在已经结婚了，妻子是一位农民，没有工作，就在安源街开了一小店，生意还可以，比我每个月500来元钱工资要高一些。
洗煤厂作为安源煤矿来说，要比下井强一些，主要是工作在地面，环境要好一些，劳动强度没有那么强，工作的时间也比较有规律，工资也有保障，所以这里没有农民工，一般都是正式工人，许多是安源煤矿老工人的子弟。当然，这里的工种也不完全一样，因为分为矸选、水选、煤质、储运，机电、后勤很多部门，总共有三百多人。具体到什么工种就要看关系了。在安源，大家有一句话，挖煤的不如运煤的，运煤的不如选煤的，选煤的不如卖煤的，卖煤的不如管人的。这不光说工种苦，而且还包括福利待遇。在井下挖煤，是最苦的，可钱肯定不如卖煤的多，卖煤又归管人的管，不叫你卖，你就没有煤可卖了。
这个社会讲到底是谁有权谁就是老大。在***的企业里，谁有权就会有钱。谁有权大家就会听你的。以权和钱建立起来的关系是这个社会最主要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听一些老工人讲，那时要比现在好多了，没有人敢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地搞权钱交易。那时候的干部是干出来的。如果有谁完全靠关系去买官，工人是会起来反对他们的。他们就是再恨工人，也拿工人也没有办法，因为有国家的政策保护啊，你没有过硬的理由是不敢开除和处分工人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权钱交易都可以公开进行。工人再有意见也没有办法，不敢说啊。谁说了，就要谁下岗。而且还说这是改革啊。现在谁敢反对改革？就是这些改革，改得工人一点权都没有了，而改得那些领导比资本家还资本家啊。他们只要讨好上级领导就行了，完全可以不管工人的意见。我们这些没有关系和靠山的工人，就只有老老实实干，靠出买苦力养家。企业不是我们的是国家的，而国家又是当官的，所以企业也就是这些当官的人。
袁班长的话，对我震撼很大。的确，安源煤矿及许多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属于国家，但是由谁代表着国家呢？如果说是由企业领导者，也许并不客观，虽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工人的命运，但是他们自己的命运又是由他们的主管部门及其负责人决定的。而且，就工人来说，又是具有一定的等级的，那些具有特定身份的工人，也具有了一定的特定的利益。只有那些以农民身份来到这个矿山打工的人，他们的身份注定了自己是这个工矿企业最下等的人。
访问完，已过十二时。也许是这种思考太过沉重，或者是天气的原因。尽管没有吃早饭，可一点食欲也没有。在黑尘漫天之中，独自回到约一公里外的招待所，已是一身的黑汗。可招待所又是停水，电风扇吹的风还是那样闷热。但不知什么时候，却躺在只有大棉被的床上睡着了。到醒来时，已是下午三时，急忙赶到街心，想见一下前期认识的老工人。不想，我刚到那里，天一下就变了，倾盆大雨，全身淋了个透。老工人一个都没有见着。只得顶着雨回招待所，在路上顿感饥饿，花了二元五角买了一碗“康师傅速食面”，回来一吃，其味难以入口，想来是假货。
井下纪实：“水深水热”
6月13日，晴空万里。因昨晚整理资料3时才睡，所以醒来时已是7时20分，来不及吃早饭，就急忙往矿四工区跑。8时整见到了四工区工会的欧阳师傅，他告诉我陈书记在调度室等我下井，同欧阳师傅一起到调度室。可见到陈书记后，他告诉我，根据矿里的规定，外来人员不经特别批准不许下井。他认为，根据我这样的情况，起码要经矿领导批准。听此言，我连忙跑到矿党委办向孙正风主任讲明下井的要求。他一听说我要下井，很紧张地说：“到目前为此，还没有博士下过井，一个博士如果在井下出了什么安全事故，那是没有办法向社会交代的。”但我说，我来研究安源工人的，需要对他们的生活有更多的体验。如果没有这种体验，就不能真实知道工人们的世界。特别是对于矿区工人的生活，如果没有井下生活的体验，就根本不能真正认识这些长期生活在地下的工人们。而且一位博士的生命也并不比工人的生命珍贵。如果因为自己是位博士，就害怕到井下去见证工人的生活，那么我就根本没有资格来到这里研究工人。
孙主任见我要求下井的态度很坚决，只得给主管矿长打电话，并向主管矿长陈述了我要求下井的理由。主管矿长说，这样的事需要商量一下。等了大约十五分钟，主管矿长来电话说，经研究可以让于博士下井，但要求力保安全，最好就在附近的工区跑跑算了，不要到四工区去，因为四工区的生产条件最艰苦，路途最远。我说，要去就到四工区去，工人能去，我也能够。孙主任只得将我的要求和矿领导的意见通知四工区，并给矿安全检查科打了电话，要求他们为我办理有关下井的手续。在等办手续时，我到了总平巷，见到上次调查时访问过的老工人唐增福。唐师傅知道我要下井到四工区工作面上去，感到很惊讶。他很风趣地说：“***当年到安源煤矿来，只是在总平巷转了转，你却要到目前安源煤矿的最远最苦的采区去，你想比***走得更远？”
8时46分，我同四工区的陈书记一道来到专供下井人员换衣服和领矿灯的大楼，凭矿领导的批示，领到了矿灯和下井服。我们从下井口下去，先走了约800米的大巷，就坐交通车往下走。我当时坐的交通车有六节车箱，像过山车一样，每节车箱可坐10人。只觉得车箱上有一些字迹，用头上的矿灯照上去，原来是个女人的画像，是用白色的东西画上去的。在这阴黑的矿井里，有这么一幅美人画也的确让人感到轻松了很多。陈看我在认真研究这幅美人画，便开玩笑地说：“这画也不知道是我们那位工人画家在下井前画的，这叫画像解渴啊！”他这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交通车是直接往下行的，坡度很大，使人感到有点像往下扎，可能由于我早上没有吃饭，加上第一次下到这么深的矿井，所以有一种天昏地暗的感觉。交通车往下行驶了大约700米左右就停下来了。陈告诉我，现在我们到了目前安源煤矿最深的一级采煤层，大约距地面有1000米了。要到四工区的工作面，还须步行约2000米。他建议到这里看一下就算了，也算下了井，到工作面的确太危险，也很远。但我表示，今天不到工作面，就不上去了。他见我态度坚决，也就表示没有办法，只得舍命陪君子了。
于是，陈在前面带路，我们俩一前一后往四工区的工作面走去。整个巷道黑黑的，偶尔有矿工头上的灯显现。大部分时间，我们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走了大约200米，我们走进了一条更小的巷道。这道巷道下面有好多水，而且明显地感到温度要高很多。我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水中移动，全身都开始流汗。一个在中学就学过的词语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水深火热”，也许我在此时才真正体会到了它的涵义。走过这200来米巷道，我们又进入到了一条更矮更小的巷道。尽管陈在前面一再提醒我“注意头”，但我还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头抬起来，因此，头几次重重的碰撞到了巷道顶上，眼前也就冒出了金花。好在戴了安全帽子，不然肯定会是头破血流。陈见状便对我说，你现在知道煤矿工人为什么总低着头走路了吧。我也突然明白了，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才能抬起头来呢？
接着我们又到了一条直接往下通行的更小的巷道。这道巷道与前面的有了很大的不同，不仅是小得多，而且支撑巷道的也由原来的木头变成了铁架。因为我在主巷道看到的是由石头和水泥砌成，而在“水深水热”的那几百米看到是由木头架起来的。我将这种不同告诉了陈，他告诉我，现在快进入工作面了。因为工作面是采煤点，用这种能移动的铁架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人工作，另一方面又可以减少成本。行走不远，我终于看到在上方有许多矿灯在闪烁，也听到人说话和其他一些声音。我想，终于到了工作面了。
我是差不多手脚并用才从散煤中爬到工作面的。到了工作面，看到十多个工人在狭窄的铁架子下面工作。由于电机出了点问题，还有几个工人在一个较宽的地方修理电机。在我经过一个工人时，他为了侧身让我过去，将矿灯直接照到了我的脸前，并突然惊叫了起来：“你是于师傅吗？”我感到很奇怪，忙问他是谁？他说我是你昨天谈过话的王都华啊。我这才记起了这声音。因为我已无法将面前这个全身都是黑煤灰的人与我昨天所有的认识人联系起来了。可我感到奇怪的是，我现在也满脸的煤灰，他如何能够认识我呢？他笑着说，认识你很容易的啊，因为你戴了眼镜，我们这里还从来没有来过戴眼镜的人呢。
经他这样一说，那几个正在修理电机的工人就围了过来。他们说应该到了休息时间了。于是，我就同他们聊了起来。我先问了他们从什么地方来的，在井下工作有多少时间了。除了一个姓何的老工人（48岁）说自己祖宗三代都是安源的工人，17岁下井，现在在修理班工作。其他的采煤工人告诉我，他们都是江西附近几个地区农村来的，其中有一个已转为正式合同工，其他的都是农民协议工或轮换工。在这地下几千尺的井下，我终于证实了井下主要是农民工的这一说法。我问陪我一同下井的陈书记，为什么萍矿有那么多下岗职工，而采煤则又招收农民工呢？陈小声对我解释说，安煤是有部分工人宁愿下岗也不愿意下井，主要是因为如果申请下岗，像安源这样的国有大矿和革命老区这点背景，国家无论如何都要保证160多元的下岗生活费。下井就太辛苦而且有危险，工资还不高，有时也就是400多元。这样一比较，下岗比下井就要好一些了。而农民工则不一样了，这些年农业经济不景气，种田不赚钱，到这里可以赚些活钱，也就容易满足，工作也比正式工人卖命一些。所以，大部分基层采区都喜欢用农民工，而不想用工式工人，特别是那些工人子弟。听到这，一个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的名词突然涌了出来──贫困的工人贵族？由于陈的声音较小，那些从农村来的农民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可一个劲地点头，而且表现出一种在农村我们可以常见的表情。
从交谈中得知，他们在早上6时下井，要到下午2时才能下班，加上路上来回两个小时的路程和近一个小时的清洗，他们实际上工作在10小时以上。他们中一个姓李的年轻人对我说，“我们这些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没有技术，只有这一身死力气，到外面找不到工作。能够进安源煤矿来找工，已经不错了。只是这里的工作的确太危险，分配也有些不公平。如果能有点保障就好了。”另一位姓刘的农民工说，“井下干活是苦一些，但只要埋头干就是了，没有那么多麻烦。而且到了井下，人和人就平等了，都是一脸的黑，也分不出富贵了，命也一样值钱，所以也就感到蛮好的。”他这一说，就有人附和说，“对啊，一上了井我就有气，反而到井心里的气也就消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想？那位年龄较少的工人说，“道理很简单啊，在矿井里大家都只有一条命，这条命都是土地爷的了，如果发生事故，无论是你是博士还是我这个文盲都是一样死。”他还没有说完，何师傅就向他身上吐着口水，大声说，“你这个乌鸦嘴！！你在这里放屁啊！”接着在场有的工人也往这位工人吐着口水，骂他是乌鸦嘴。那位被骂的工人一句话也不敢说，坐在煤地里，用那双全是煤的手擦着脸上的口水。
我听着这些陈述，看着这些面目不清的工人们，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我真的不能想像他们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艰难地出卖着自己，过着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我在想，在许多经济学者高调讨论“知识经济”的时候，是否想到，有那么一批中国的产业工人，他们每天都是进行最基本的物质的创造，但是，我们却在遗忘他们，在牺牲他们最基本的利益。我坐煤堆里，不知是劳累还是心忧，也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一个劲地流了下来。
第二部分 工人行动中的政治
一、工农维权与抗争性政治
2004年7月17日下午2时，我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陆雷博士陪同哈佛大学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教授乘飞机从北京来到了长沙，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到安源去。
我同裴宜理教授是在2003年12月认识的。当时我应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邀请访问华盛顿。裴宜理教授闻讯后邀请我到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访问并作一次学术演讲。12月4日，我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来到波士顿，裴宜理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阎小俊到车站接我，然后我们就直接到了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并在那里见到了裴宜理教授。裴宜理教授是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学家之一，她1978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其后在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任教，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西研究中心主任，现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亨利•罗索夫斯基政治学讲座教授。她是我这次学术演讲的主持者，给我出的演讲题目是“当代中国农民的抗争活动及对农村稳定的影响,“Organized Peasant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mplications for Rural Stability”，而我当时讲的题目却是“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与政治”。我之所以改变既定的题目，主要是想强调两个方面：首先，当代中国农民的抗争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维权活动；其次，它不仅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而且对于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次演讲中，我主要分析了两个问题。
其一，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的基本特征。我认为，近十年来，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在1992年以前，农民的多数抗争可以大体归结为西方学者称之为"弱者武器"的"日常抵抗"形式 ，这种抵抗主要以个人行动为主，因而不需要计划或相互协调，利用的是隐蔽的策略，以不与权威发生正面冲突为特征，是一种有关个人直接利益的"机会主义"抗争。而自1992年至1998年，农民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依法抗争"或"合法的反抗"这类形式 ，其特点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以上级为诉求对象，抗争者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上级，抗争者不直接对抗他们控诉的对象。这种抗争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上访，以诉求上级政府的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它一般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主要是一种有关集体具体利益的抗争。而自1998年以后，农民的抗争实际上已进入到了"有组织抗争"或"以法抗争"阶段 。这种抗争是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政治性抗争 。
其二，农民维权活动对中国政治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近十年来中国农民维权活动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态下发生的。虽然农民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但他们在经济上被剥夺的同时，还一直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治框架下而缺乏公民社会意识和规则的社会里，他们的抗争活动只能属于弱者的反抗，是一种被“法律认可”的但被“政治禁止”的行为。但这并不是说，农民维权活动不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在我看来，农民维权活动与国家政治有着十分复杂的互动性，它可以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政治提供许多相关的信息。这主要表现为，农民维权活动构成了一种社会压力，迫使执政者从政治这一高度来认识农民的处境并不停地修正其相关政策；农民维权活动在对知识精英们进行着现代权益社会的启蒙，也因此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话语状况；农民维权活动也在改造农民自身，他们从以法维权中获得了的政治体验，培养了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同时也在提升着农民整体的政治诉求。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力量，对社会各个领域具有深远的示范意义，必将引发一场旨在建构一个民主开放的公民社会的世纪性维权运动。
演讲结束后，裴宜理教授亲自开车请我到哈佛大学附近的一中餐馆吃饭。她送给了我一本《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的中译本。实际上，在来美国之前，我已经从书店里买到了这本书并认真研读过。她告诉我，她父母是作为传教士从美国到中国去的。她本人生在上海，生长在日本，然后回美国来读书和工作的。她一直对近代中国的民众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痴迷。她最初的研究是有关农民问题的，主要的研究成果就是其博士论文《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1845—1945》。这本书是她学术的真正起点，是研究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淮北地区农村动乱问题的。她认为：
“传统形式的农民暴动之发生，亲缘和地缘关系比起阶级地位更为重要”。而“这些传统的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进入这一地区开展动员农民工作的共产主义革命者陷于两难境地。尽管共产党干部吸引利用了既有的暴动模式，但在1949年后，他们也将全新的阶级斗争方式引入了中国农村”。即使在上海这一高度“现代”的背景下，“在不断演进的反抗方式中，与工人中存在的世俗关系——地缘祖籍、性别、文化程度等等——相比，阶级地位的作用仍然不是那么突出。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干部着手在上海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时，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队伍中既有壁垒的深刻影响。反之，这两个政党不同的社会基础也深深地刻画出了先是国民党政权然后是共产党政权的不同特性”。
我告诉她，我的研究思路与她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我们都是从研究农民问题和研究工人问题；所不同的地方是，她更多研究的是历史而我更关注的现状；她要寻找到工人和农民在进行反抗时所表现出来的相一致的地方，而我更想搞清楚的是工人和农民在进行反抗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接着，我介绍了自己正在进行的安源工人的研究。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方法，就是深入到矿区进行访谈。2001年到2003是我研究的第一个阶段，进行的开放式访谈，主要是想通过这些访谈了解当代工人阶级的基本状况。下一阶段将从工人的集体行动进行结构访谈，要研究在工人阶级在目前的状况下，为什么会产生或不产生集体行动。在我看来，现在学术界对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研究是十分有限的。
裴宜理教授对我的这些观点表示出非常的兴趣。她说，无论研究历史还是现状，研究工人还是研究农民，基本的分析框架是很重要的。她还表示，对安源研究十分有兴趣。于是我邀请她，在方便的时候，来中国的安源考察。
正是这次约定，裴宜理教授在7月15日从上海来到了北京，然后开始了我们这次安源之行。
二、两封上访信
7月18日早8时30分，湖南省委宣传部派车送我们三人和湖南师范大学周作翰教授一起从长沙到安源。上午11时到达安源。由萍乡市政府安排在安源宾馆的711（裴），712（周），713（于、陆），中午萍乡市委陈副秘书长设宴招待。下午3时，安源煤矿党委办孙正风主任来到宾馆。简单交谈后我们即前往安源煤矿。
安源的变化很大，道路扩宽了，绿化也做得不错。安源广场更象一个开放式的公园，成为了安源居民休息健身的主要去处。我们一行来到安源广场，那些正在聊天的老工人就很高兴地围了过来，同我打着招呼。柳本金很大声地告诉我，最近他到了北京旅游，可因我的电话换了，没有找到我。我是知道的，他说这些话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他到过北京了。尽管大家还是一样的说笑，可我总感到气氛有些不一样，却又说不清楚是什么。只是看到有几位我曾经访问过的老工人同我简单交谈后就到一边去很秘密谈论着什么，不一会他们中的一位就急急忙忙走了。而其他同我聊天的老工人也一边同我说东道西，一边四处观望，时不时流露出一点紧张来。过了大约十多分钟，原来离开的那一位又赶到了我们中间，他很郑重交给我两份材料，说要等会看，不要让人发现了。这让我感到非常惊愕。因为，从我2001年到安源来从事工人状况调查，虽然我也经常能够听到各种不满和愤怒，但从来来都是公开而热烈的。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非常急切地想了解这些不能让人发现的材料是些什么内容。于是，我离开了人群，来到广场不远一个的小餐馆，找了一个没有人注意的地方翻阅这两份材料。
材料一
关于请求按国家及省有关法规、文件发放护理费和伤残补助金的报告
萍矿集团公司党、政、工领导：
我们是安源煤矿伤残退休职工，现请求上级组织认真按照国家劳动部(1996)266号文件及江西省劳动厅(1996)第125号和(1997)第23号文件精神，给我们发放职业病工人护理费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我们这些退休职工大部分都是曾经长期从事井下生产一线工作而患有二至三级矽肺病的人，按国家有关规定属四类工残患者，可享受二级护理待遇，死亡补助金标，准可为本省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48个月至60个月的金额。可是，这些待遇我们并没有享受到或者说没有完全享受到。
我们矽肺病人的死亡补助金实际地仅拿到本省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0个月的金额，还不到规定的二分之一。我们的营养费每月仅28元，平均每天不过一支冰棒的钱。我们在医院住院治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和《工残保险条例》等有关文件规定，我们这些职业病患者可领取到一至三级不等的护理费，但是除了少数个别跟医生、领导比较熟悉有一定关系背景的人才能开到证明批到字领到护理费之外，极大多数人是享受不到的，因为我们既不熟悉申报程序又不熟悉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而且身为患者病得自身难保，既没有那份耐心又没有那份精力。有关部门理应站在“三个代表”的立场上考虑尽量为患者提供便利，维护职业病患者或工残人员的合法权益，而不应当“裁减”和损害我们这些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我们这些职业病患者或工伤残者都曾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都是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幸患病或伤残的，不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饱尝了伤病的折磨与痛苦，可我们无怨无悔，建设祖国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和义务。但，当我们因工伤残之后，国家既然规定了相关的待遇，我们不但可以而且应当不折不扣地享受，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凌驾国家法律法规之上而予以剥夺或裁减。
我们曾多次向上级组织和领导反映我们的上述意见，但始终得不到满意的回答。为此，我们再次向萍矿集团公司党、政、工组织和领导请求，迫切希望能够认真按照国家劳动部、省劳动厅有关文件精神给我们发放职业病工人医疗护理费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特此报告，请予批准。
安源煤矿矽肺伤残退休职工
二00四年三月十一日
材料二
1.8万名萍矿退休职工的心声
关于请求增加工资、改善经济待遇的报告
现将萍矿退仆职工现行工资状况、造成之原因、以及我们的迫切要求陈述于后，供参考。
据可靠统计资料：现萍矿退休职工平均工资仅524元，比全国、全省同行业和钢铁、电力其他行业退休职工工资低4()—50%，比萍乡地区各行业退休职工工资低40%以上。仅以萍乡高坑地区为例，该地环卫1人退休工资平均达800元以上，而高坑矿井下退休职工工资仅为500多元。
造成萍矿退休职工工资水准极其低下，主要是前几任主要局领导滥用职权，拒不执行上级相关文件决定，擅自制定一些不合理政策造成的。
萍矿前任局长陈庆禄、张玉衡、文培斌等人扣压上级有关文件，多次剥夺萍矿退休职工增资以及提高工龄工资，增补菜蓝子费等待遇，致使萍矿退休职工工资极为低下，这是不堪容忍的。
萍矿退休职工曾经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付出艰辛，也作出了一定贡献，到头落得如此境地：在全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大背景下，我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日趋下降，因物价上涨，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尚不能解决温饱问题。
鉴于萍矿退休职工的工资现状，我们迫切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要求省里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早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殷切期盼省委省政府给1.8万名萍矿退休职工一个圆满的答复。
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萍乡矿业集团公司全体退休职工
2004年6月28日
（签名、盖章名单附后）
看了安源工人送来的这些上访材料，我突然明白了，今天的安源为何增加了这许多的紧张。
三、党委书记的委婉警告
4时，我们到安源矿党委办公室。安源煤矿党委书记刘xx和党办主任孙xx与我们进行了座谈。刘xx书记先对裴宜理教授访问安源煤矿表示欢迎。他有针对性的谈到了安源矿的经济状况和退休工人的问题。
社会稳定是企业最大的政治
时间：2004年7月18日下午4时
地点：安源煤矿会议室
人员：刘xx，安源矿党委书记
欢迎哈佛大学的裴教授、湖南师大的周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的于博士和陆博士来安源煤矿参观指导。于博士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到我们安源来调查已经有5年了。现在啊，象于博士这样搞社会调查的真的还不多。他坚持了数年，真正深入到矿区，甚至还到了我们矿里深最危险的采掘点，与矿工交朋友，了解实际情况，不容易啊，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我听说，我们矿的矿工对于博士很信任，这很好啊，说明于博士与大家心连心啊。只是现在社会情况有些复杂，有些情况工人也不一定了解，因此，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也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啊。比如最近一些退休工人就在争三级工资的事情啊，我估计你们这次来，他们肯定会与于博士讲的。我在这里不妨先介绍一些情况，好使你们特别是于博士心中有数啊。
现在退休老工人讲的问题，是一个历史老问题。早些年由于煤炭行业性不景气，我们的日子过得好紧的啊。于博士在2001年来时，我们安源矿还是破破烂烂的啊。听说于博士就总在外面的马路上与工人一起吃饭，饭里面会有许多煤灰啊。这几年情况发生变化了。一是由于包括我们煤炭行业在内的能源行业全面复苏，二是在国家政策帮助下我们安源矿成为了上市公司。企业效益好了，我们就还了一些老账，搞了一些环境建设，提高了职工的生活福利待遇。总的来说，全矿职工无论是普通工人，还是高中层干部，都是感到高兴的。但是并不是说就没有问题了，比如现在退休工人提出的增加三级工资等问题，就是比较突出的事情。
我们矿是个老矿，企业人员的构成比较特别。现在全矿4310人在岗,就有3000多退休职工。这是原来用工制度造成的。现在用工制度改革了，所有的人只要同我们签订了劳动合同，就是我们的员工了。现在我们一般也不说农民协议工，都是我们的职工。我们第一线的700多工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工。但原来退休职工我们不能不管啊。根据国家的政策，我们企业也把这些老职工交给政府的社会保险。这个社会保险是全国统筹统调.我们企业曾经为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老企业，退休工人多，所以靠全国统筹才能养得起。这样一来，现在退休的人领的钱不叫退休工资，就叫养老金。由于国家统一的标准，有些退休老工人领到的养老金就比较低。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退休老职工对生活水平的提高期望值也有所提高了啊。他们看到社会上有些人富了，我们这些在职职工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他们的生活水平却没有提高，有些意见，找矿务局要求提高福利待遇，要求加三级工资。实际上他们已是社区的人了，不是我们企业的人了。他们的福利待遇已经与我们企业没有多少关系了。可这一点，他们并不明白啊，总还认为自己仍然是矿上的人，要矿里面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可这中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的。可以说啊，他们生活困难提出增加福利待遇，叫做于情有理，而于法无据啊，这如何能解决呢?当然啰，我们还处在过渡时期，有些问题还没有接轨，他们有些人不理解，但不能以此来搞出事情来，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分析啊，这些退休老工人也是一时吵嚷一下，没有什么关系。问题啊，安源是有革命传统的地方，当年安源大罢工时工人就特别团结。现在有些退休老工人就想学当年的样子，想团结起来与矿务局讲条件。只是当年与现在不同了，现在是法制社会了，做所有的事情都要有法律和政策依据的。等他们感到靠这样的办法，不仅不能增加自己的福利待遇，反而对自己及子女都有危害时，就不会再吵了。要不了多久，安源就会风平浪静的。
我们是国有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是我们的目标，但社会效益也是很重要的。现在对安源矿来说，维护社会的稳定也就是我们最大的目标，是我们安源矿最大的政治。我想，这一点，我想于博士与我们有同感。于博士是国家级的研究人员，离党中央近，站得比我们这些基层干部高，看得比我们远，还希望你多给工人做些工作，与我们共同一道来维护好目前这个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如果出了什么事总不件好事啊。
刘xx书记这一番讲话很有水平。不多的言辞，不仅解释了安源退休职工提出的问题，还鲜明地表明了企业的态度，最为重要的，他在礼貌周到之中不软不硬地对我提出了警告。这些年，由于我一直在研究社会冲突，也就常会得到这样的一些警告。只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所以也一般不会太把这样的警告放在心上。而且，相比较而言，刘书记的这些话，远比我在调查农村群体性事件时被乡镇干部警告要委婉和礼貌得多。我对他讲话中提到的两点特别感兴趣。其一，安源的退休工人现在是社区的人，他们的福利待遇不再由企业负责任。工人从单位人变成社区人，是作为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提出来的。可在现实中，有许多企业就是利用这一改革而把工人作为企业的负担推给社会。但是这种变化对工人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却很少去认真关注。特别是由于许多配套措施没有落实，工人的合法权益往往在这些改革中被侵害，而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更是人们不愿意触及的。其二，安源工人有团结起来抗争的传统。这实际上是更有意思的问题。的确，当年的安源工人大罢工造就过一代共产党人，也培育了安源工人团结战斗的传统。但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政治力量会因不同的目的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利用这一传统。可以说，它是一份政治遗产，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也可以有不同的利用。
离开矿会议室，在孙xx主任的陪同下，我们一起来到了总平巷。裴宜理教授对巷口那个神堂特别感兴趣。孙主任告诉他，建矿很长一个时期，安源矿工都从总平巷下井的。由于矿工的职业特别危险，工人下井时都要在这里烧一柱香求神保估。裴教授说，在井下的工人实际上与井上的时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有很多不一样的，他们一走进这个巷口，就把自己交给土地神了。然后，我们一起参观了罢工时期的谈判处。孙主任重点讲了当年刘少奇代表工人去谈判的故事。裴教授主要想了解，刘少奇是以工人还是教员身份来谈判的。看来，历史学家关注的更多是细节，
参观完已六点多钟了，孙主任说要代表矿里面请大家吃饭。我说，这就不要了，还是按我们的老规格办事到职工食堂吃饭。这样，我们一行五人到了新装修过的矿工食堂。同工人一样，花四元钱一位。可能由于孙主任的特别关照，我们的菜比工人的要多一些，只是全是红红的辣椒，裴教授边口边开玩笑说，只有吃到安源的饭，才能知道这里为什么出革命家了，毛主席说的啊，不吃辣椒不革命呢。我开玩笑说，这是哈费大学教授第一次吃到安源工人的饭，也可载入史册了。
在我们吃饭期间，有一些矿工过来与我聊天。其中我多次访问过的农民协议工叶明根更是语出惊人。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于博士啊，你在2001年对我讲过，只要我存到了1万元就一定会讨到老婆的，我现在都快存到2万元了，还没有讨到老婆。你这次来了，不帮我讨到老婆就不准回北京啊”。之后，就是满堂欢笑。吃完饭后，我们一行参观了工人宿舍。
四、工人们的策略
19日早上8时，我们就来到了安源广场。因纪念馆还没有开门，我们来到正在聊天的工人中间，想听听他们在谈些什么。这里，我访谈过多次的一位老工人把我叫到一边，说有好多话要同我讲讲。
我们争取的自己合法权利
时间：2004年7月19日8时15分。
地点：安源广场西南角
人员：xxx，简称x
陈XX，安源矿退休干部，简称陈。
x：这次我来安源矿，知道了你们退休老工人就福利待遇问题上访和找矿务局领导谈判。作为矿里的老领导，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陈：我们的退休工人是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这个事情的责任不在我们退休工人,而在于矿务局的领导不依法办事,我们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我是完全支持的，而积极参加了这些行动。
x:这个事情最早是如何发起的?
陈：这个事情啊表面上看是最近发起的，实际上已准备好多年了。你是知道的，这些年我们这些老工人一直都在讲我们的生活水平太低，我们都感到不满啊。我们当年为安源矿，为国家的煤炭事业可是出了大力的啊，可现在呢，他们不管我们了。天下那有这样的理，那有这样对待自己先人的?现在这些在位的领导啊，不讲良心。说到底，是不要脸，只顾自己享受，不管老工人的死活。现在啊，这个世道真的变了，让一些自私自利的家伙当了权。想当年我们这些矿长，那个这样贪过，我们想的就是如何多出煤，如何出好煤。现在呢?他们就是想着自己多赚钱。他们现在肥得流油了，却敢克扣我们这些老工人的三级工资，还有菜篮子钱，工龄补贴。这简直是不人道。每当我想起这些，心里就有气啊。但我们也没有办法，找不到具体事件啊。今年春节期间，矿里面开会，有老工程师就说了矿务局前领导克扣了我们的三级工资的事。这下子我们知道了，原来是我们现在低工资是他们搞的名堂啊。这个事啊，很快让全体退休老职工知道了。大家感到这很气愤啊，就有人建议长矿务局领导讲道理去，要他们被发我们的工资和菜篮子钱等福利待遇啊。
x：你们讲的这些工资、菜篮子钱、工龄补贴有依据吗?
陈：现在还没有找到正式文件。讲实话，我们到那里去拿文件?他们那些当官的不给我们看，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上，有没有文件并不重要啊。我们的生活水平摆在这里，我们就是只拿了这么多钱，平均500元左右。而他们这些在位的呢?那可了不得啊。有的拿几十万的年薪。是我们工人的几十倍。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当年毛主席领导我们安源工人罢工时，有一个理由就是矿里面的那些当权的比工人工资差了几十倍。现在就是这样啊。这是什么世道啊。不管有没有文件，我们讲的这个理总是对的吧。我们这些老工人是讲道理的，没有文件你们当权的不会为我们制订一个文件出来啊?你们拿几十万元一年的文件还不是你们自己定的。一讲到我们这些老工人的福利待遇问题，就不行了，就要文件了。真是霸权主义，蛮不讲理，现在那有我们工人讲话的地方。我们老工人为矿里做出过那么大的贡献，现在却没有吃饭的钱，这不合理，要改过来!现在我们我们就认这个理，这个理就是我们的依据。
x:那么，你们如何去争取这个权利呢?
陈:我们首先是把矿务局克扣退休职工的事告诉大家，大家知道这个事后很气愤啊，就说要找他们算账。我们讲要注意策略啊，不要一下子行动，要先派些人去矿务局试探一下。于是就有三五个退休工人自愿地跑到矿务局找领导啊。可领导不接见，不理这些老工人。大家一看，这样不是个事啊，也就想起了当年安源大罢工时期李立山说的话，人多力量大，要团结起来啊。于是，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就组织起来联名写告诉信啊。这样一来，矿务局领导就吃不消了，就不得不理不采了，他们到我们这些人中间来做工作，说有人想组织工人闹事。这是狗屁话呢。我们闹什么事，我们是要债，是要钱，是用国家同意的方式来上访，来同你讲道理。
x：你刚才一再说“我们”是指一些什么样的人?
陈：我所说的我们，主要是现在敢于为退休职工讲话的人，也可以说是工人代表。现在在全矿进行活动的主要人员有三四十个，大都是一些退下来的基层领导啊，比如象我这样的曾经在基层矿担任过矿长的，也在矿里面担任过工区长的、班组长的，还有老工会主席、工会干事啊。我们这些人在工人中有威信，大家也信得过。而且我们这些人原来就是退休工人的领导，对大家也有一份责任，现在大家的日子过得这样不好，我们就该出头为大家讨一个公道。当然啰，我们这些人相对于老人来说，文化水平要高一些，经济条件也要好一些，有时间和能力为大家办这些事。
x：你们这些“代表”是经过什么程序产生的呢?你们是不是成立了什么组织呢?
陈：我们这些代表没有经过什么选举啊。最初是大家愿意为老职工办这件事情，就自愿地出头了。后来人数越来越多，各矿也产生了一些骨干成员，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核心了啊。但我们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决定还是不成立什么组织，就叫工人代表。为什么不是组织呢?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叫什么组织，他们就会找我们麻烦，说我们是非法组织，就要打击的。而叫工人代表比较好，我们可以开代表会议啊，也可以从代表中再派出人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有的代表就专门负责找文件和搞材料，有的就负责去宣传，有的负责出头找领导谈判，有的就负责把情况告诉大家。这比搞组织灵活，实际上也能发挥作用。我们这些工人代表上次在一起讨论时，大家就说，我们搞什么事情都要讲法律依据。虽然我们现在找不到补发工资的文件，但我们采取的行动却一定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我们要做到守法的公民，而不能打人、骂人、更不能做干拢办公等违法的事情。
x:您认为这个事有结果吗?
陈:这个事一定会有结果的.我们是安源矿工,我们的先人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过,他们起来罢工,与资本家斗,最后不是也取得了胜利了.而且帮助共产党打下了江山啊。当然啊，我们今天团结起来找矿务局谈判解决我们的福利待遇，与当代的共产党领导的罢工是不同的。我们是要债，不是要权；我们是经济问题，不是搞政治。而且，我们是些退休的老工人,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们不怕什么,他们拿我们没有办法的,我们会一直斗争到最后胜利的。
在我们聊天之时，安源矿党办x主任来了电话，主要讲了二点：第一，现在有些工人想闹事，他们昨天送了一份材料给我，要小心一点，不要让工人利用了。第二，昨天商量的开一个工人座谈会，现在矿里的书记不同意召开，主要目前的形势比较紧张，而且x是外国人，怕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听到这些话，我表示可以理解。
陈在一旁很警觉地听我接电话。他不问我：“是不是矿里来电话了?这些人啊，就是怕我们与外面的人联系，可这能挡得住吗?这样吧，你先去参观。我给些材料给你，我要讲的这里面都有了，这些材料把我们为什么要找他们谈判，为何要依法斗争都讲清楚了”。我接过他递过来的材料，感到非常的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