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改革回望革命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已近四十载。对于普通人来说，命运浮沉与得失已经成为衡量这场历史转折的关键词。改革带来利益调整，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平等，其中曾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重建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国企工人群体首当其冲，其社会经济地位、生存状况与权益保护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断裂，由此在当下掀起一场场道义型社会抗争，同时再加上其他一些社会群体同样表现出来的不满，表明改革背景下的社会不平等已成为一个不容置辩的“社会事实”。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改革转型时期的社会不平等？如何化解由此引发的社会不满与社会冲突？在若干分析方案中，有论者（Nee，1991；Lee andSelden，2008；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2012；等）强调社会不平等现象是由转型时期特殊的国家—社会—市场关系所致，是转型陷阱的一种表现，也有论者（冯仕政，2008；李路路、陈建伟、秦广强，2012；等）强调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要重拾阶级分析。作为长期关注近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的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Elizabeth Perry）也加入了这场讨论，《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以下简称《安源》）一书试图通过发掘中国革命传统来为当前提供学术思考。
裴宜理发现，改革时期工人的诉求是对工资收入低下、生活状况越来越差的不满，触发了诉诸尊严与平等的集体抗议行为，国企工人在开展抗议时高呼的“曾经是牛马，现在不是人”口号似乎与当年中共安源工运时期的革命口号“曾经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存在着历史的互文与修辞的翻转。其间政治话语的转变所反映出的可能是革命传统的遗失与遮蔽。如果将被遮蔽的革命传统发掘出来，或许对化解今日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与民众的怨恨有所启发。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政治的连续性以及由改革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提供了回归革命原初价值的天然温床，也就为重拾安源——还尊严于数万民众——这一社会主义国家的道德基础提供了现实可能（裴宜理，2011）。
《安源》一书接续了裴宜理长期的学术脉络和她对中国一以贯之的道德热忱，一方面，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的命运是裴宜理的核心关切，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一股重新理解共产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潮流。然而，立足于当前的转型改革，我们也不禁追问，裴宜理这一致力于为发掘的中国革命传统来为改革困境提供方案的努力是否可行？本文将就此不揣冒昧地做一定的讨论。
二、重拾安源传统？
裴宜理（2014：12-13、261）认为，改革时期的道义抗争行为所体现出的国家与社会、官与民的撕扯状态需要在体制内诉诸合法抗议的风格，而早期安源工人在体制内诉诸道义公平的合法抗争方式，正是革命传统中的有益成分，如果对此加以发掘，可为今天解决转型社会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提供启示。因而一个思考的逻辑顺序即是，首先，这种被称为安源的革命传统到底为何，又如何形成，这一点在《安源》一书中有细致的呈现。其次，导致改革时期出现不平等现象的真实逻辑是什么？最后，我们可否通过重拾安源传统来应对改革时期的困境？
（一）作为革命传统的“安源”：何种传统？如何形成？
在中共革命早期的“安源”时期以及后来被称作“小莫斯科”的时期，工人运动领袖通过“文化置位”手段，将当地民众熟知的节日、风俗、仪式与阶级化的社会分层观、阶级斗争的革命理念嫁接起来，创造“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营构出更易被底层民众所接受的策略性框架，增加革命话语的动员效能。同时，在大罢工胜利之后，通过工人教育与自治组织的建立来实现与当局的和平共处，采取非暴力抗议的行动风格（裴宜理，2014：60）。
文化置位对于革命传统来说，只是“萌芽”阶段，革命传统之所以能够深植于民众的心灵习性，还经过了“文化操控”过程，即国家运用政治权力对革命历史话语进行灵活性的阐释（裴宜理，2014：第一章）。新中国建立之后，安源作为工人运动发源地而被塑造成革命圣地，成为文化操控技术的关键素材，有关安源的文艺作品创作、安源工运史的修纂以及安源纪念馆展览内容的调整，都随着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与权势转移而变化，“安源”成为一个反复被操控的文化意象。革命传统借助国家强大的行政权力而深植于民众的观念图式之中。尊严与平等构成了革命追随者与革命进程、新政权中的民众与国家政治建立起道德联系并开展政治行动的修辞工具。“安源”用以指称共产主义革命早期在工人运动所孕发的修辞策略和革命风格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道统”的追认和肯定，因而“安源”成了“中国革命之传统”。
严格来说，中国革命传统是由安源、井冈山和延安等多源流叙事拼接而成的，在社会主义政权设计上，“井冈山叙事”与“延安叙事”分别指向政党领导军队与政党国家体制，而“安源叙事”则是最接近“社会”层面的一支传统。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安源叙事与工人的主导阶级地位、国家兜底的福利体系等社会体制绑定在一起。在改革的历史转折中，由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连续性而保留了“井冈山叙事”与“延安叙事”，但由于安源叙事赖以成立的社会体系明显与改革逻辑相悖，自然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
然而，尽管安源叙事被改革议程边缘化，但并不意味安源叙事的消失。一方面，改革后的国家仍凭借文化宣传机器诉诸革命历史来强化自身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另一方面，它已成为一部分社会群体（如国企下岗工人）诉诸集体记忆的凝结符号，当日益深化的改革进程触及相对剥夺感的临界点，人们就会出于心灵习性抑或利益依赖，而将“安源”视为合法抗争的道德宣称。正如裴宜理呈现的，当代改革时期工人的行动风格与遥远的革命年代以及不甚遥远的激进政治年代中的工人行动有着高度相似性，他们似乎共享着同一套翻身话语和行动方式。
按照《安源》一书的文脉，似乎可以通过重拾安源传统来化解这些社会冲突，毕竟安源传统中的尊严与平等理念亦是今日的底层人民所诉求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的紧张状态也亟须安源时期所采取的体制内妥协共处的方式来得到弥合。然而，如果我们重新审视安源叙事边缘化、改革时期不平等形成的政治社会学逻辑，就不得不对此持谨慎态度。
（二）改革时期的社会不平等是如何形成的？
对开展道义抗争的社会群体来说，以尊严与平等为核心的“安源叙事”的确是一种可欲且效果颇佳的道德资源。这无论是出于安全性的权宜考虑还是基于革命记忆与长期在计划体制下生活所养成的精神与利益惯习，都能使得抗议者在心理和行为上自我设限，确保政治上的稳定，也能促使国家采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奠定的诸多制度方式予以吸纳或做出回应。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要思考能否真正重拾安源传统，就要探析改革时期社会不平等形成的真正机理。
革命时期，工人运动消沉之后，尽管由农民革命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主流并最终夺得了胜利，而新政权依然建立了工人阶级国家。随后，党和国家积极推进经济重建与工业化，建立起具有“父爱主义”特征的再分配体制，使工人享有终身福利保障，并通过政党的动员与组织、宣传与教育来形成高度同质性的社会集体，这种从上至下对工人阶级进行塑造的方式，最终再造了与新中国成立前完全不同的“第二个工人阶级”（Walder，1984），并在国家制度与政权建设基础上成为领导阶级或曰“政治阶级”，工人作为政治阶级的一分子享有国家赋予的各种权利。然而，这是以论证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权力正当性为主线的，工人权利并不具有独立意义而是从属于国家权力甚至是作为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而存在的（汪仕凯，2016）。这种附属地位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阶级属性高度政治化而“社会化”严重不足。
因此，进入改革时期，国家由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转型并切断了与工人的制度联结后，工人以缺乏保护的方式进入了市场竞争环境，变成了一个个契约劳动者，由于工人“社会化”不足而无法形成“社会”意义上的“阶级”，也就无法形成与契约劳动相匹配的劳工权利，更无法开展社会运动意义上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来抵挡市场经济的浪潮。实际上，“国家”这一变量在工人群体属性变迁中起主导作用，国家先是再造了政治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后又将工人推向市场（陈峰，2009）。又及，市场经济也是由国家引进并赋予其社会主义体制下正当性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无论是旧工人还是新工人，都不断地接受着国家灌输的“市场话语霸权”（陈周旺、汪仕凯，2013），国家不断向工人阐明市场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唯一出路，以使得工人服膺于国家和市场的隐形联盟。
可见，改革时期以工人群体为代表的社会不平等是由特殊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导致的，工人的利益表达——话语与行动——受到诸多历史的与现实的结构所束缚。所谓历史的，是指工人阶级叙事尽管强调尊严、平等与做主人的意识或许只是一种“阶级主体的幻象”。若从单位组织这一微观视角来做考察，就会发现工人不得不依附于单位组织，其工资、福利、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获得都来依赖于单位供给，工人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人格上，都难以称得上是独立的（华尔德，1996；李猛、周飞舟、李康：1998；李路路、李汉林，1999）。所谓现实的，是指改革的逻辑是一部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强调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生活政治和机会平等，是要斩断国家与工人的制度联系，而企业则需要较低的用工成本和高度简化的劳资关系来开展生产活动，而国家在劳动冲突治理过程中扮演着“中立”的仲裁者角色。
因而，工人在向国家伸张自身利益主张时，由于传统政治话语中的结构性缺失而无法将“权利”作为自己的应然主张（程秀英，2012），同时他们也深知，符合某种“政治正确”才能获得行动的合法性，从而不得不委身于革命历史与计划体制带来的历史想象、集体记忆与言说框架之中，选择与国家的历史联结作为斗争的精神援手，从革命历史、计划时代、领导人发言和相关法律政策中汲取道德资源（佟新，2006），将国家意识形态指认为对自身有利的“话语机会结构”，因而也就出现了《安源》一书中所呈现的当下工人在伸张诉求时高呼“曾经是牛马、现在不是人”“打倒资本主义”“工人阶级万岁”的场景。
（三）“安源”传统可以解决社会不平等吗？
国企工人的道义型抗争是转型时期独特的社会现象，但不仅是国企工人，其他一些社会群体也在遭遇社会不平等，日渐影响人们对改革成效的评价，消解人们对改革未来的期待。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学术界，都在为此寻找解决方案。裴宜理通过《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传统，主张从安源革命传统中汲取养分，还底层民众以尊严与平等，并主张将社会抗议控制在非暴力的社会妥协机制内。重拾安源传统可否化解社会不平等？抑或，是否可以重新为底层民众带去尊严与平等？聚焦于国企工人这一群体，按照前文我们对改革时期社会不平等形成的分析，这些问题便转换成：工人作为通过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包括工业化、思想教育、政治动员、单位体制）形成的政治阶级，如何在“去政治化”的体制与市场化的改革中重获尊严与平等？
重新审视《安源》一书发现，安源革命传统是阶级化叙事的产物，在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致力于将社会不平等“政治化”，在此基础上完成尊严与平等的道德表述及相关制度安排，但同时这一传统还有另一面——它是建立在训诫、依附与动员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政治技艺。例如，“文化置位”实则是革命者“教导革命”的结果而非来自安源工人阶级意识的自然生发，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操控”技术所立足的政治体制则彻底剔除了“社会”面向，形成“有国家无社会”格局。因此安源这一革命传统不是社会民情世代沉淀的结晶，而是政治意识形态建构政治文化从而“发明传统”（霍布斯鲍姆，2003）来营构政治认同的结果。
改革时期，作为曾经的“特权阶级”，身处市场经济中的工人在向国家伸张诉求时，不仅会引用相关法律条文，还会诉诸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工人与国家之间的某种“正义契约”（Lee and Selden，2008）。然而，现如今国家正在力图将不平等现象“去政治化”，在对待国企工人的抗议上，越发倾向于不采取传统的“政治”机制予以回应而是倾向于将其归类为法律框架内的劳资冲突问题，将劳动争议由街头转移到法庭上，鼓励维权工人寻求司法救济（庄文嘉、岳经纶，2014），以防止工人的集体行为挑战国家所力图维护的劳动关系体制。由此，工人的集体行动就变为单纯的“谋利行为”“维权行为”而被“去政治化”，国家在处置工人集体抗议时也就可以不再纠结于自身的历史包袱进而采取高度理性的劳动冲突控制方式，既能有效处置工人抗议而不危及意识形态根本，亦能通过“依法治理”来增进制度—程序合法性。
可见，工人群体已无法回到过去引以为傲的政治社会安排。与此同时，由于工人群体先天“社会性”与“现代权利意识”的阙如，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无法有效地从改革前的政治阶级向改革后的社会阶级转化，继而无法采取有效的权利话语和集体行动来捍卫自身的权益。如此一来，中国工人就徘徊在政治阶级与社会阶级的边界来回游移，重拾尊严与平等的安源传统无法获得“政治”或“社会”上的支撑。
就《安源》一书的文本来说，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的努力从学术层面上来说是极具说服力的，裴宜理从翔实的史料和田野素材中提炼出已被历史尘封的隐匿线索，这对我们理解中国革命及中国政治的连续性乃至当前政治社会颇有启发。正如裴宜理（2015）所指出的，最好的历史学能够解释各种文化、制度和行为，并通过理解那些过去经常被遗忘或隐藏了的元素，来为将来如何改善这些文化、制度和行为提供启迪。只是，通过发掘革命传统来化解今日社会不平等可能需要抱以“谨慎的喝彩”。为何会出现这种偏差？
一个拙见是，裴宜理在对中共革命动员与政治实践进行研究时所运用的分析策略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脉络中的，例如“文化置位”概念从分析效果上来说与社会运动理论中关于“情感动员”或“框构”的讨论是一致的，但社会运动理论是建立在充分的“社会”成长基础上的，而“文化置位”实际上是“教导革命”的结果。同时，“文化操控”概念是建立在葛兰西“文化霸权”等分析脉络上的，一开始就默认了在“政治”和“文化”关系中前者对后者的绝对压倒优势。由此来看，《安源》从文化主义脉络的考察重“政治分析”而轻“社会分析”，意味着对革命传统的“政治建构性”有所失察，对改革时期重拾安源叙事所必需的“社会性”基础重视不足。
改革进程伴随着“社会”的觉醒，而中国革命传统的形成及其在革命型政权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存续，都是建立在无社会的基础上的，这决定了它可能无法完美适配于改革转型时期的社会变迁过程。如今，一方面，工人无法重拾安源叙事以期“回到过去”，国家也无法提供工人实现传统政治理想的现实可能；另一方面，工人不能“面向未来”诉诸完整的社会权利，国家也无法为此提供“政治机会空间”。这一左支右绌的两难困境背后，实际上也是改革的困境。
感谢吴毅教授以及陈颀、周浪等学友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指导与建议。文责自负。
（本文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