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陆每年退伍军人都有几十万，退伍军人的安置和他们的处境，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要消化这些问题，可谓是任重道远。

至于大陆到底退伍军人生活状况如何，官方并没有全面的披露报道，人们往往只能从国庆、春节等走访慰问、帮困送暖的例行活动中略见一斑。比如，据一则官方媒体报道，2002年国庆节前夕，青岛市对全市的280户企业军转干部进行了困难救助，并从2002年起，青岛市还为3000余名烈属和9500余名伤残军人提高了抚恤金（保健金）标准。

不管退伍军人问题的实际情形严重到什么程度，政府对那些生活困难的退伍军人都应该进行救助、支持，使他们能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在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同时，还应该从战略上求得根本的解决之道，从而比较彻底地解决军人待遇问题和退伍军人安置问题。

自从1955年开始，大陆开始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国家采取法律的形式，规定公民在一定条件下必须服一定时期的兵役。应该说，这种已经实行了50年的义务兵役制，在大陆转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存在着军队职业化改革的内在需要。

首先是义务兵役制难以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如果实行军队职业化，参军不再是“服役”，而是一种自愿、主动的公民行为，不是征集或者“征兵”，而是招募，这既能够体现对军人的尊重，防止因一些人逃避兵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有利于改善国家形象，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维持常备军并不需要强制，而是出于国民的自愿。

其次，按照大陆现行的兵役法，义务兵服役期为2年，这不但带来了退伍军人的就业难题，而且也不利于保留军事骨干和技术兵员。因为军队的职责就是保卫国家安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不可能一心二用——一边从军并适应现代军事技术的要求，一边又学习军事之外的技能，退伍就能够适应市场需要。试图两者兼得实现军地两用，就可能严重影响军队的军事素质；如果不考虑退伍军人就业，又会使这些在军营中生活了两年或者更长时间的人，面对社会竞争茫然不知所措。况且按照现在的兵役法，初中文化程度即可入伍，而文化层次不高的退伍军人一旦走向市场，就存在就业竞争力低的问题。如果继续实行义务兵役制，军人待遇低，不能吸引高文化水平的人，那些经过军事训练而文化水平不高的退伍军人，就可能整个国家发挥着难以预测的影响。而军队职业化，减少每年的退伍军人本身就是减轻就业压力，同时也有利于建设一支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的高素质常备军。

大陆过去在兵役问题上强调更多的是义务，是奉献。其实，国防安全是公共物品，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责任，因此，在转型过程中，虽然还需要继续鼓励青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祖国建设贡献青春，但是，更应该充分考虑和尊重入伍者的利益。提高军人待遇应该和职业化改革同步。军官的实际收入应该略高于政府同级公务员，士兵也应该相当于一般工人的平均工资。对于没有参军的国民征收兵役税。对于一生也没有服役的人来说，缴纳一定的税收，也是对没有入伍的一种补偿。实际上，大陆已经有类似的政策。比如，有的地方规定，凡有固定收入的人员须按比例交纳国防义务费。

如果把军人视为一种职业，较高的待遇和退伍时的优待等等，就会使国家更易于招募高素质的军人，而且退伍后的社会适应能力也会更强些。况且从军出于自愿，可以增强军人的自我责任意识，能够比较自觉地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有在职业化之后，让全部退伍军人自谋职业才能在情理上说得通，因为他们在参军期间时已经得到了正常的待遇，退伍时已经得到了职业培训、优先录用等优待，这样既避免了军人和退伍军人的心气不顺，也避免了强制性安置而带来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矛盾。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里，如果不断让军人和退伍军人感到他们有过无私奉献，而国家始终亏欠他们的话，这不是什么要兆头。

第四，逐步取消对待退伍军人的城乡差别对待政策，以体现公平原则。在大陆现行兵役制下，义务兵退出现役后，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这样一来，尽同样的义务，可城镇籍退伍兵由国家安排工作，自谋职业的话还可以得到补偿，而农村籍退伍兵就只能回乡务农。这种差别对待有可能印发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比如，1981年就发生过范围涉及14个省、自治区的农村籍退伍兵闹事。

提高军人待遇，逐步实现军队职业化，自然是一项花钱的事情，但这是国家长治久安所应该花的钱。高素质的军队对于一个转型国家来说，是用GDP所无法衡量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