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网上看到对王铭铭事件的报道，很惊讶，也很痛心。惊讶的是，象王铭铭这样一位受过专业系统训练的学者，本来不应该犯这一类的错误；痛心的是，不管是谁犯的或是怎么犯的，错误毕竟是错误，而且是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很致命的错误。
各处的网站里也有一些人为王铭铭辩护。比如王铭铭的四个博士生，为了替老师说话还受了不少攻击，有其师必有其生吗？哀哉北大吗？北大应该对其进行批评教育甚至处理吗？提出此建议的方舟子兄甚至据此推测北大的研究生都来自于二三流大学，而且都是些靠北大本科小弟弟妹妹们的高考名声才得以沾沾自喜的胡庸之辈，这也好象有点逻辑颠倒了（本人郑重声明，和北大无任何渊源）。其实笔者以为，这几个学生的勇气也不无可钦之处。先不说学生凭借亲身体验还是有评价和批评老师的资格，现在的情况是，大树已经倒了，小猢狲们的第一反应本来是应该四处散的。不说要保住头上那顶还没有拿到的黑帽子，其实根据国人的古老智慧，即便是落水的巴儿狗，也是应该要众人痛而击之的。这几位小兄弟（好象还有位妹妹？）这种时候敢于挺身而出，他们的人际政治及生存本能，至少也是发育不良了。哀哉北大！这种不明事理的愚钝学生，北大不要也罢。
笔者没有机会看到王铭铭《想象的异邦》以及 William Haviland 的 Cultural Anthropology 原书，但是相信这件事既然给披露出来，一定有实足的证据，毕竟，从北京的晓声同学开始，到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和复旦的曹树基教授，已经有不少人做过系统认真的研究，既如此，抄袭这件事，应该是确凿的了。笔者先要表明三点看法，立场这个好东东，毛爷爷早说过，首先可是要站稳站牢的。
第一，抄袭就是抄袭，学术上还是有明白的标准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不管是抄自己翻译的还是抄别人的，不管是抄了才评上教授还是已经做了教授才抄的，抄书就是抄书，即便是在这个后现代怀疑论充斥的年代，事实和现实，还是可以通过一些共享的程序加以确定的。顺便加一句，在肯定是抄袭的前提下，笔者觉得王铭铭这次抄的很愚蠢。自译自抄，而且是同一家出版社，而且是出自众目睽睽之下的学界公众人物之手，是忘记援引出处吗？是利欲熏心吗？还是学术风格一向不严谨而习惯成自然？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笔者不得而知，只是觉得王这件事做的很蠢，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抄书有聪明和笨的抄法，聪明人做坏事，首先要人看不出来，第二要有最大的收益（最小的代价最大的收获，似乎太有点理性经济人的意味，人类学家们很不喜欢的）。很有名气的王铭铭抄自己翻译的书，抄出来的又是一本在自己学术生涯中并不很重要的著作，请问王教授，有这个必要吗？好了，颠来倒去的逻辑有时候也未必不可以用。有其子必有其父，有其生也必有其师。有如此愚钝的学生，那么老师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这种笨老师，北大开革了也罢。
第二，为王铭铭辩护的人中有人指出批评者有不良动机，说有不可告人背景云云。上海复旦的曹教授在披露此事中的贡献是人所周知的，还有北京的“某老师”，还有京派海派，复旦北大，洋乌龟派和土老鳖派什么的暗中争斗，还有人猜测，此事有无超出学术之上的大政治背景？既然王的学术职务据说在去年已经被北大行政撤销（但是没有公开，参见杨玉圣教授文），并非是针对此事的处分，这是不是说明早有其他背景？大树的根早就不牢靠了（吹的什么风我们不知道），现在所发生的或许只是最后一耙子而已？笔者很同意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的看法，中国人看《三国演义》太多，以致阴谋心理太重。不管这些猜测有没有根据，笔者以为，批评者的动机和背景，和批评无关，这才是常识的是非观念。批评总归是批评，只要有确凿的证据，坏事就是坏事。所以，有些人对批评者的反批评，应该说是不公道的。
第三，有些为王铭铭辩护的人对批评者的专业资格表示怀疑，其实也很不公平。曹树基教授是专治中国历史地理的名家，晓生同学精通文艺理论，他们尽管不是人类学本行，但是这并不能排除他们批评人类学学术观点的资格。学术批评本不该分专业和派系，何况是在当今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的年代。批评靠的是学理上的证据和逻辑，反批评当然也一样。
二
笔者从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王铭铭的人类学作品。在他的英文作品中，笔者读到的头一篇文章，是他和 Stephan Feuchtwang 合作的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or Contest of Historians: Representations of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发表于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991 第3－4期，Feuchtwang，汉译王斯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在英美汉学人类学界的地位各位学友应该很熟悉）。该文以文化反思的眼光，分析“民间宗教”，“通俗文化”及“迷信”在当代中国官方及非官方话语中的转变历程，进而讨论了文化与国家，社会史与国家史，历史知识的表述，知识反思与政治权利等等一系列的重要理论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其中已经隐含了王铭铭以后学术著述的基本线索。王的 Quanzhou: The Chinese City as Cosmogram 一文（载于 Cosmos 1994年第2期），利用泉州地方史的资料，讨论中国城市格局的象征观念和社会空间建构的变迁，在手笔上，颇有 G. William Skinner 和 Arthur Wright 的风格 （见 Skinner 所编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7年 Stanford 版，此书为研究中国城市社会史的经典参考书）。还有一篇份量不轻的文章，题目叫 Place, Administration, and Territorial Cul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995年第2期）。在这篇文章中，王铭铭利用明清闽南地方史的材料，扩展了汉学人类学界 G. William Skinner, Maurice Freedman, Arthur Wolf, Stephan Feuchtwang, Steve Sangren 诸学者对于中国近现代地域政治、民间宗教、及国家组织的一系列重要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官方和民间的社会空间观念的相互关联和矛盾冲突，以及这种互动在民间礼仪和民众社会生活中的反映，无论从文献资料上还是从理论观点上来说，都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王与 Feuchtwang 合著的新作 Grassroots Charisma: Four Local Leaders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2000），笔者尚未拜读，但相信会是一本内容翔实的好书。顺便提一下，芝加哥大学 Marshall Sahlins 在读了王铭铭关于泉州地方史的几篇文章以后，闲谈时曾有如下评论：“This guy is a real historian. He has very good sense.”
说明一下，笔者之所以在这里引用外国学者的名字（对王铭铭的学术颇有好评的，随便再列几个，还有芝加哥大学的 Presanjit Duara, 哈佛大学的 James Watson，加州大学的 Mayfair Yang 等人，在欧美汉学人类学历史学界都很有名望），目的并非是拉虎皮做大旗，也不是说只要是外国人放的屁就一定是香的。我的意思无非是，对于学术质量的评判，在行内是有一定的通用标准的，别人的意见也应该加以参考。所以网上有些说法，如“象王铭铭这种人竟然混进北大，而且还得到连连晋升”，“北大的羞耻，中国的羞耻”之类，如果暂且撇开王铭铭所犯的错误不谈，这些说法，无论是对于王铭铭本人，还是对于同行学者的学术判断力，应该说都是不很公平的。
当然，Marshall Sahlins 本人并非历史学家，也非中国研究专家。他对王铭铭文中引用的有关史实并不熟悉。但是，a good historical sense 的涵义， 笔者以为，除了对史料的把握以外，更重要的是对历史资料的驾驭能力，是从琐碎的史料中发现宏观联系和概念的线索的眼光。简单的说，也就是从对于“特殊个案”的分析中阐释有关社会文化历史的一般性论题和意义，借用一句 Clifford Geertz 的话，“Anthropologists don’t study villages (tribes, towns, neighbourhoods ); they study in villag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1973)。一个优秀的社会人文学者所应具备的，就是从某个具体的个案、村落、社区的材料中发掘、归纳、和抽象一般性论题的能力。这种眼光和能力，管叫它 historical sense 也好，或者叫做 anthropological 或 sociological sense 也好，并非只是某一行的专家才垄断的。我们判断王铭铭的研究是否具备这种眼光也好，公平而论，不能只用对一些史料的把握或者有无常识性错误的单一标准。扯开一句，Marshall Sahlins 本人，比如他的关于夏威夷文化变迁的两本很有影响力的专著 （Islands of History 和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就曾在某些史实上受到过夏威夷史专家的批评。但是，这些争论并不能抹杀 Sahlins 对用结构主义观点阐述历史文化变迁的贡献。
关于如何判断学术作品的问题，笔者想简要提出两点看法。第一，行内行外人士批评资格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需要再重复。第二，学术批评的层面问题：评判或阅读学术作品应该从小处落手，大处着眼。任何学术文本都由事实，推断逻辑，以及论断构成，这些也是批评者开始下手的地方。但是，高明的批评和低劣的批评的差别在于，前者从细微的事实和推断入手，但能进一步触及文本的内在理论结构和学理命题，而后者只是拘泥于一些小节（当然，如果这些“小节”关系到整个大厦的整体结构，那又另当别论）。关键在于，作者的本来目的是什么，基本的推断结构是什么。学术文本中任何事实和陈述都不是孤立的，应该放在一个深层框架中加以总体性的判断。Louis Althusser 所说的 symptomatic reading的意义也正在此。批评的目的并不只是说明对和错，那种指手划脚的批评方式，笔者姑且称之为 sophomorish criticism，或“本科生式的批评”。
某种意义上说，严肃的、战略性的批评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批评者首先要做的，并不只是记录和指出谬误，而在于再建构 （reconstruct）被批评文本的 problematic 和 textual mechanism （再借用一下 Althusser），然后在这个层面上把事实和推断上的谬误与缺失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对文本有一个全面的结构性的理解。换个角度说，这个过程和医生看病很相近。坏医生和好医生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是头痛看头脚痛看脚。而对于后者来说，头痛发烧当然是坏事，阿斯皮林或许也是要开的。但是，好医生会动脑筋，他所希望看到的，是头痛发烧和其他症候之间的潜在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人体生理病理学中的意义及可能的后果。诊断（或批评）往往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至于给出一个病的名称，还有开阿斯皮林，那只是最后的产品而已。
三
王铭铭中文著作的多产高产是众所周知的（这当然也是批评者的目标之一，是粗制滥造？还是食洋食古不化？）。除了三联版的《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是对西方汉学人类学和社会史学领域的系统介绍和评论以外，他的其他几部著作，比如《社区的历程》，《村落视野中的家族、国家与社会：闽台三村五论》，《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依笔者陋见，其实都是相当不错的人类学专著，在田野和历史材料的利用以及理论问题的探究上都不乏独到之处。当然，正如很多学友指出的，王的著作存在很多问题，语言晦涩，概念运用不当，理论探讨和史实资料脱节，等等。例如，复旦大学的曹树基教授曾发表过很有影响的评论（见1998年11月13日《文汇报》和1999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其中不乏很中肯的意见，例如，曹教授对《社区的历程》批评中的一些分析就相当犀利，很见历史分析的功底。笔者对曹教授的史学造诣十分钦佩，但是，笔者觉得曹教授提出的另一些意见，比如某些史实谬误以及对一些问题的不同解释，即便完全成立，也未必会根本性的损害王著在概念框架上的说服力。何况，曹教授和王铭铭的争论在某些地方也可能出于不必要的概念上的误解。举一个顺手的例子，曹教授在批评文章中反复强调的“有关中国社会及中国历史的常识性错误”，即王铭铭在《三村五论》中对于土改和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描述：
“‘土改’的……做法是，首先将所有的农田收归国家所有，其次将它们分成平均的份额分配给家户和个人。”
“五十年代后期，政府逐步地对农村进行‘集体化’，把‘土地改革运动’期间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国有……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类似‘劳资关系’的东西：农民在田间劳动，把收获物交给政府、政府以‘工分’计算农民的收入……再分配给民众。”
曹教授的批评如下（见1998年11月13日《文汇报》）：
“土地改革主要是将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其目的是为了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从来就不曾将‘所有农田收归国家所有’……再一次将农民的土地收归国有。”
“事实上，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未变成过类似‘劳资关系’的东西！农民在田间劳动，收获物属集体而不属于国家……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中，生产队才是经济核算的基本单位。就是在此前的‘大公社’时期，农民也不直接与国家发生经济收入与分配方面的关系，更谈不上政府以‘工分’计算农民的收入。作者作注，似乎一名叫QiJ的美国学者也是这样说的。对于一个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来说，怎能认可这种“学术观点”，并加以发挥?”
无需仔细阅读就可以发现，曹教授和王铭铭所用的“国家”概念并不相同。曹教授的“国家”是狭义的行政概念，指的是“政府”以及具体的机构；王铭铭说的“国家”是广义的社会学概念，“国家”作为一个泛义的政治文化空间，包括各种与行使“国家”权利有关的机构，组织，政策，思想，意识形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不仅生产队大队公社里弄居委会构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就连媒体，思想，学术争论都摆脱不了与国家权利空间的干系。曹教授使用的行政性国家概念，作为“国家”观念的一部分，亦属于作为强势统治集团的国家机器的自我意识，不妨归入官方意识形态范畴。此类缺乏自我反思的概念，恰恰是历史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批判对象。有关这个问题，其实只要浏览一下近数十年来批判政治理论的文献，便可有一个大致明白的了解。顺便再提一下，曹教授提到的那个“似乎叫 OiJ 的美国学者”，原名叫 Jean C. Oi，现任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她的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1989) 一书是当代中国农村研究中很基础性的专著。作为“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的王铭铭来说，参考和援引 Jean Oi 的观点，就笔者看来，似乎也不能算是太丢脸皮的事情。
四
好了，罗罗嗦嗦写了这么多，把该说的和不该说的话都讲了。本来还想继续讨论一下人类学、历史学和文艺批评理论的关系，这里就简单提一句。从学科关联的大背景来看，这次在王铭铭事件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个是历史学家，另外一个专治文艺理论，这可能并非偶然。撇开各种复杂背景不论，即使在欧美学界，人类学和历史及文学批评的学科关系也相当复杂，理论的渗透和影响、方法风格的不同、哲学背景的矛盾冲突，等等。国内学界的这次披露事件，也可以说是近数十年来国际人文学科渗透交错而产生的俱多矛盾的一个很中国式的小缩影罢了，
刚才说起丢脸，才想起该回到本文的主题了。王铭铭给披露出来，不管是聪明的坏事还是愚蠢的坏事，还是好人做坏事，或者是大家都做坏事，不管怎样，坏事就是坏事，都是丢脸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能光看到坏事。在这一点笔者很同意杨玉圣学兄有关学术批评要有平常心的说法：把事和事分开，把人和人分开，把人的某些方面和另外方面分开。不因事废人，不因人废言，这才是我们对待王铭铭事件应该采取的态度。当然，平常心不单单是公众和批评者才应该有，王本人也应该有。犯了错误，擦净身上泥土爬起来，继续往前走，这才是好同志。该道歉就道歉，该做的事情还是要接着做。笔者窃以为，王铭铭应该继续教学生，继续写书，继续做他的人类学研究，这才是对学界同道们的最好交代。毕竟，北大作为中国第一流名牌大学未必就会这么小气；还有，脸皮这个东东，做社会学人类学的朋友更应该知道，不过只是一张薄皮罢了。最后我猜想，曹树基教授作为一位优秀批评家和有成就的学者（还有我们未来的学者，晓生同学）所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王铭铭、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北大领导的道歉（见曹教授论学术道歉制度）。他们（还有我们大家）所真挚希望看到的，除了中国学界的一片蓝天净土以外，当然还有中国人文学术的发扬和光大。为了这个灿烂前景，就算是牺牲王铭铭一头绵羊，恐怕也没有什么太不值得。同志哥，大家齐努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