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4年春天，巫宁坤先生偕其老伴李怡楷女士应邀回国，参加燕京大学校庆。我和他素昧平生，只有过文字之交。当时，他们住在南四环中段一亲戚家里，巫先生给我来了电话，想和我晤面，并去拜访李锐老。当时已近米寿但一向为人谦逊的李锐老，说什么也要和我一道去南四环会见巫先生，绝不能让他费力劳神。
4月24日午后，我们来到南四环中段一居民区的一座楼房里，会见了巫先生和他的老伴。我们几乎畅谈了一个下午。到夕阳西下时，我们只得告辞。他把我们送到楼下，分手时还分别送我们一人一本他所著的一本书，名叫《一滴泪》。
（二）
有了这本书，才知道他第一次应邀回国是在1951年。在这之前，他的履历很简单：1938年，他作为扬州中学的一名流亡学生来到了武汉，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三个月。后来他去了西南联大，作过左倾的学生文艺团体“冬青文艺社”的积极分子。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就中断了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习，为美国人士援华的“飞虎队”担任译员。1943年10月，他又去了美国，为在美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担任翻译。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他进了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读书。两年后，他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英文系。1951年新年，他眼看就要获得博士学位了，忽然收到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到燕京大学任教，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也有信表示欢迎。于是，就决定放下写了一半的有关英国文学的博士论文，决心回国任教。他的主要行李，就是几个装满了他匆匆搜罗来的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1951年7月初，他到了旧金山，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友好同学李政道博士特地来帮助他整理行装，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7月18日早晨，他登上了驶往香港的邮轮，李政道还前来送行道别。他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他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就一笑了之。
8月中旬，他从广州乘车抵达北京。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他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就到中南海怀仁堂听了周总理七个小时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报告。这时，他才想起来李政道在分手时说的“洗脑”，但又想也许不会吧。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时隔不久，全国又开展“三反”，燕京大学被定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另一个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为美帝效劳，尽管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他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
（三）
1952年11月份，他和老继母分乘两部三轮车，前往坐落在天津西郊的南开大学。他被分配去教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读和中译英，工作量很大，但他并无怨言，因为他是唯一一个30来岁的教授。在一次课间，他引述了鲁迅的名言：所有文学都是宣传，但并非所有宣传都是艺术。从而间接地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钦定的以政治思想正确与否而决定文艺作品优劣的教条提出质疑。
尽管有不同看法，但他出色完成教学任务之后，还勤奋翻译《莎士比亚在苏联舞台上》、《白求恩大夫的故事》，是他那时的译作。
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仿佛大家都是目不识丁的大兵。讨论时，人人都得在发言中暴露思想实际，沉默是不允许的。
除此而外，晚上全校老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一位年轻的男教师朗读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授的马列主义笔记，人人得做笔记，期终还得考试。这弄得很多人显得十分无聊，不停地抽烟，或者打瞌睡。有一次，他对年长的同事们说：“这简直是对教授先生们智慧的侮辱！”有人听了一笑了之，有人在背后甚至当面说他思想落后。
1954年春天的一天下午，大约有20多名的英、俄语老师开他的批判会。有人指出他所说的“洗脑”，是美帝捏造的反动谰言。有人揭露他在斯大林逝世时非常勉强地参加了悼念队伍，而且毫无悲痛的表现。巫宁坤在教学方面取得的成功，也被谴责为表现自己、损害同仁。还有人说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个人英雄主义。
1955年时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南开文学院召开全院教职员一百多人的大会，主持会议的人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不仅是南开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积极分子们争着发言，大喊大叫，声势汹汹，把一个曾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翻译官的俞姓俄语讲师，吓得当场昏倒而被人抬走。
他刚到家，有三男一女破门而入，自称是公安人员，还亮出一张“搜查证”。那个女的竟搜查已经有孕在身的巫宁坤的妻子李怡楷，并搜查已患糖尿病多年的老继母的身。翻箱倒柜地搜查这个家，把东西扔得满地。还问巫宁坤有没有手枪和别的武器、收发报机等等。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特务活动”的物证，感到很失望，临走时，就把他的信件、地址本、笔记本、文稿等等，全部带走。
这时，巫宁坤除了深感受到了侮辱伤害外，更悔恨自己不懂得“谨小慎微”。同时他想起林肯总统的名言：“该抗议的时候却保持沉默，这种罪过使人成为懦夫。”
在这期间，他听说对门俄语讲师的太太和一个在他家寄宿的先生因为“运动”的关系，双双上吊自杀了。接着他又听说南开还有其他人自杀。所有这些自杀的人，都被说成是“抗拒运动，自绝于人民”。并说：“党和人民绝对不会被他们的罪恶行径吓住。”
但是，由于自杀事件不是一个两个，“运动”马上降温。当又一次盘问巫宁坤在美国的经历、并怀疑他的爱国主义时，他开始愤怒地反抗了。他说他的一生是敞开的书。
他被软禁在家时，收到巴金夫人萧珊寄来的法文原版的司汤达的小说《巴尔姆修道院》，他就着手翻译起来。他觉得司汤达笔下优美动人的世界和心灵高尚的人物，与包围着他的龌龊的政治和奴颜婢膝的小人形成绝妙的对比。
1956年春天，出乎他的意料，党报刊登了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周恩来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交朋友。这使巫宁坤顿感高兴。不久，中共天津市委派到南开的一位干部向他道歉，并向他保证：“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今后决不会再发生。”这使巫宁坤更加深了对受人敬爱的周总理的报告所怀抱的信念。
5月中，学校人事处通知他即将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他的妻子李怡楷也去该学院工作。6月中，他们夫妇带着五个月的儿子巫一丁前往北京。
（四）
7月中，巫宁坤被调去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译处工作，翻译处罗致了北京各大学的著名英语教授，其中也包括钱钟书等人，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感到自由自在。有一次，巫宁坤翻译一篇发言稿，感到原文辞不达意，就脱口大声说：“这么笨拙的文字，让人怎么翻啊？”素来以言辞锋利而闻名的钱钟书，这时狠狠地盯了他一眼，接着又把一根食指竖在自己的嘴唇上轻轻地“嘘”了一声。这使巫宁坤感到自己太天真而忘乎所以。
大会闭幕后，适逢“十一”，他被邀参加观礼。他和很多人站在天安门对面的观礼台上，遥望毛泽东接受游行队伍高呼“万岁！万万岁！”他不理解对共和国的领导人，怎么能像对皇上一样山呼万岁。
返校任教后，他担任两门阅读课和一门作文课。三个班的学生都喜欢他的课，领导和同仁也时有好评。在1957年“百花齐放”的春天，他忙里抽闲地供应几家重要学术刊物的约稿。
整风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五个星期之后，“伟大领袖”再次亲自出马，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又一篇社论，谴责目前的批评出现不少“毒草”，对“肃反运动”记忆犹新的人们，又被投入一场更残酷的“反右运动”。“伟大领袖”事后透露：这不是什么阴谋，而是“引蛇出洞”的“阳谋”。
在这之前，校党委召开教职员“鸣放”座谈会，大伙的发言冷冷清清。一天晚上，于副校长来访。言之凿凿地保证：党中央强调了这次整风必须“和风细雨”，提意见的人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动员巫宁坤帮助党和党员改进工作作风。同时他表示对教职员鸣放会很不满意，提出的都是些鸡毛蒜皮。他认为大学教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应当就重大问题提出批评意见。
以后接连两个晚上，于副校长又亲自登门，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同时，教师党支书老刘也来敦促他大胆鸣放。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于是在又一次教职员大会上就发言了。
他首先简要地回述了他六年前中断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应邀回来为新中国工作，没想到回国后却碰上种种困难，然后重点谈到“肃反”中他在南开的遭遇，“那是毫无道理、十分荒谬的，肆无忌惮地违反民权，明目张胆地官方私刑。即便来我家搜查的人手里捏着所谓的‘搜查证’，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怀孕的妻子和生病的老母亲进行搜身？南开大学至少应向我们道个歉吧？”继而他赞扬党的“双百”方针，赞扬目前广泛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和鼓励言论自由的氛围。他引用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古训，并发挥为“防知识分子之口胜于防洪”的高度。从而他说在我们几亿人口中，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应当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而不应当让他们继续当封建王朝那样卑躬屈膝的士大夫。
在外交方面，他认为“一边倒”的亲苏政策，未必最符合国家利益。谈到英语教育，他对中国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来指导英语教学的做法提出疑问。他说难道有一天我们还要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大学指导中文教学吗？
关于文艺理论和批评，他认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是不全面的，因为那是由于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主持会议的于副校长对这席发言满意，后来有的教授在言谈中也表示赞赏。不久，就放暑假了，他放心大胆地着手翻译史坦贝克的《珍珠》。暑假还没结束，教职员们就忙于参加政治学习。接着院党委就要大家联系自己和联系学院“阶级斗争”的实际。
9月1号开学却并不上课，是高等学府第三次停课搞“运动”。在揪斗“右派学生”后，也揪斗教师中的“右派”，巫宁坤又一次当上了头号政治罪人，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名列全校榜首。学校的毛校长（女）抽着一支支香烟对他说：“巫宁坤，我猜想你未必真正体会到你有多么幸运。如果你对国民党犯下了你对共产党犯下的罪，你会被枪毙，绝对没错儿。”
1958年4月17日下午，他被送到了北京南城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与小偷流氓和各单位送来的“右派”混杂在一起。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咸得发苦的腌萝卜。6月11日深夜，几百名“右派”登上了一眼望不到头的一长溜公共汽车，通过了行人绝迹而都有荷枪的士兵站岗的街道，到达前门火车站，登上武装押解的“专列”，一连三天三夜，到达临时戒严的滨临兴凯湖的密山小城，然后由几只大木船，把这些人都运往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在那儿夏天修堤，冬天打冰方，有时候也割芦苇、拉爬犁、种大豆。冬天忍受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夏天则与蚊蝇搏斗。
1960年10月26日，这些“劳教”的“右派”，由武装押送到河北省清河农场的三分场，又称宁河农场，陷入了更严重的饥饿。一名年轻的俄语教师“右派”，由于长期便秘得了肠梗阻，差点儿送了命。更可怕的是全都浮肿，也有死亡。巫宁坤的老继母和妹妹从北京，李怡楷的几位兄长从天津，轮流“探监”，给他带去黑市寻购的高价食品，但他仍然浮肿和肌肠辘辘。就这样，还要出工强劳动。有一次，李怡楷的大哥又送来高价买来的一包烙饼，同房中的一个姓刘的已经浮肿很久的原搞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用优美的柳公权字体给他写了一张条子：“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来给我送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巫宁坤趁别人不注意时，悄悄地递给老刘一张烙饼。第二天，这位老刘就搬到重病号集中的屋子里去了。分手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对巫宁坤说：“老巫，你不知道那张饼味道有多好。我内人一到，我就加倍奉还。”巫宁坤说：“别挂在心上，老刘，你要多多保重。要是你不还，我就把你的柳体字借条裱起来作个纪念。”
冬去春来，全国都渴望一个好年成和少饿死一些人。5月的一天，巫宁坤奉命带另外两名“右派”去农场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挖一个六尺长、二尺宽、三尺深的坑。坑一挖好，他就看到一匹瘦马拉着一部平板车慢慢走来。待快到眼前时，他看到车尾一张污秽的草垫子下面露出一双枯瘦的脚。他掀开草垫一看，吓得全身战栗：原来是老刘！他含着泪，埋好老刘后，赶车的要他们“搭顺车”回，他们三个人一个也不肯上车，宁愿自己走回去。
这件事，使他十分感伤。他想到，老刘上大学时是个运动员，一向体魄健壮，他居然那样摔手而去，下一个就不会轮到我巫宁坤！在抛去了重重顾虑，向李怡楷发出了“可能见最后一面”的紧急呼号。
（五）
确实，李怡楷是个极忠实的伴侣。1952年冬天，燕京大学撤销后，巫宁坤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时，李怡楷还是南开英语系三年级的一个学生，人称“假小子”，自行车骑得很快，冬天还爱溜冰，还是女排健将。由于巫老师讲课特别好，她有时和别的同学一起到巫老师家串门，也顺便说说自己学习的心得和问题。她面如满月，不时发出孩子般爽朗的笑声，这使巫宁坤打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1954年7月一放假，他们就在7月8日成婚。回到南开，系领导没有一句祝贺的话，而且不给怡楷分配工作。他们就依靠巫宁坤微薄的工资过着简朴的生活。1956年夏初，巫宁坤被调回北京那所学校任教，李怡楷才被分配到英语系资料室管理英文报刊。1958年巫宁坤被“劳教”后，李怡楷一度险乎被迫放弃公职，后又把她流放到合肥的安徽大学当英文打字员。
现在巫宁坤面临生死，她好不容易请了一星期的假，到清河农场探监，亲眼看看三年没见面的现在又面临绝境的爱人。她先后两次带着三年没见过爸爸的儿子一丁和出生后从未见过爸爸的女儿一毛，在天津、唐山间的茶淀车站下车，来回轮换着背着孩子和高价购买的黑市食品，每一次行走单程18里、来回36里的石子路，与气势衰弱的巫宁坤见了三次面。在那里，她碰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妻子带着九岁的儿子，来为爱人收尸。这个孤苦伶仃的女人靠打零工养活孩子和自己都不够，哪有能力到黑市购买高价食品支援丈夫。她的遭遇使李怡楷泪流满面。她宁可冒着超假的危险，也要把巫宁坤救出苦海。
她为此决心深入虎穴，重返北京，找到了当初再三鼓动巫宁坤鸣放的于副校长。虽然于副校长借口他们夫妻二人已与这个学校没有任何组织关系再三推托，但她反复陈情，终于说服了于副校长。他最后说:“巫宁坤目前的情况太糟糕了。我们当然不愿看到他死在农场。国家需要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学校缺乏称职的教授。让校党委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保外就医……”
（六）
1961年6月29日午后不久，巫宁坤正和几百名劳教分子和劳改犯在抢收小麦，忽然值日队长通知他去和总场来的人事干部谈话。在一个树荫下，这个中年男子向他宣布：“农场领导让你回家保外就医。这是革命人道主义，你明白吗？”“保外就要好好表现，明白吗？”
这样，巫宁坤赶快打起行囊，先到天津拜见了老岳母和李怡楷的哥哥姐姐们，然后直奔合肥。1962年暑假期间，李怡楷知道安徽大学英语专业急需高级教师，便鼓起勇气向外语系李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提出让巫宁坤重登讲台。
不久，系里就通知巫宁坤从九月份起当临时工，每月工资60元。这虽然不及他当教授时工资的三分之一，但他感到很满足。1964年7月4日，他又被“摘掉极右分子的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李主任表示：很快就可以让他转正，大幅度提高工资。
8月初，系领导决定新学年开始，分配怡楷教公共英语。因为她的爱人巫宁坤已摘掉了“右派”帽子。至于巫宁坤恢复公职一事，因学校人事处的刁难毫无结果，只给临时工的工资待遇由60元涨到70元。
1965年，一些著名的影片，如《早春二月》和《抓壮丁》在报刊上被定性为“毒草”。年底，全国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安徽大学文科楼上也贴满了大字报。有的大字报把他画成“笑面虎”的漫画，说他是“死老虎没死”。接着他就被学生们揪斗。还有他班上的一群学生在夜间冲进了他的家，叫嚷“打倒极右分子巫宁坤！”“打倒美帝国主义！”把他拉下床，拖到楼下门口与外语系几位直挺挺跪在门前小道上的教授一起，被“革命学生”一路吆喝，连推带搡，押解到人山人海的水泥篮球场。从此，作为“牛鬼”被关押在“牛棚”，离他“回到人民的队伍”还不到两年。他的七十多岁久患糖尿病的老继母也被诬称为“地主婆”，被轰回扬州老家，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他的“临时工”工资也由70元减为30元。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进驻学校，对“牛棚”里的“牛鬼蛇神”的斗争和严管更加升级，并强迫他们从事重劳动。同时，还逼着他们写出了这样的“认罪书”——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狗胆包天，竟敢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光辉革命路线，真是死有余辜。感谢您的英明伟大，您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动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庄严地宣誓：我们一定用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深入检查个人的罪恶历史和反动思想，尽一切努力弃旧图新，尽快回到您的光辉路线上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万岁！
1968年11月，安徽大学师生员工三千人，包括老弱病残和“牛鬼”在内，徒步前往三百多里外的和县乌江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家一连走了好几天，每晚途中宿营时，“牛棚”的人还得组织学习“四个伟大”或进行批斗。吃饭时，人人都得向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鞠躬“请示”，背一条毛主席语录。吃完饭后再到毛主席像前“汇报”和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时，一些已经解除专政的“牛鬼”和尚未解除专政的“牛鬼”家属，还是工宣队的眼中钉，成了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李怡楷首当其冲地被“下放”到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她只有一间半堆满了犁、耙、大粪桶、尿桶、耙子、种子、化肥的叫做“公房”又暗淡无光的茅屋，蚊蝇扑面，充满了尿臊、牛粪、发霉的粮食和耗子屎的臭气。
1970年4月底，出了“牛棚”的巫宁坤又被取消了“临时工”待遇也被“下放”到这个生产队。虽然全家团聚了，但全家大小五口全靠李怡楷的57元工资过活。他们熬过了几年，林彪折戟沉沙，1973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再一次提上日程，经省革委会文教副主任杨效椿和安徽师范大学校长魏心一的一再努力，巫宁坤于1974年一月底，被调到芜湖安师大任教，恢复了每月70元待遇。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
（七）
1980年2月29日，他和李怡楷带着正读高三的三儿子巫一村启程回京。一丁和一毛留在安徽读高等院校。路过南京，他特别拜访了他过去读中学时的历史和国文老师羊达之。这时，羊老师已是南京师院中文系的著名老教授。他在一张宣纸上给巫宁坤书写了宋词人陈与义的《临江仙》，因为词人劫后余生，故国重游，感喟国破家亡之痛。在畅叙别后四十年时，巫宁坤曾很有兴味地谈到了这首词：
二十余年成一梦，
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3月2日，他们才到达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离颐和园不远，原是侍奉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的私邸。一进大门，有一条短短的汽车道通向一座四层红砖楼。他一进校就听说“文革”期间有一女生被批斗逼疯，从这楼顶上跳楼身亡。这又使他想到羊达之老师给他书写的《临江仙》：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他恢复教学后不久，即1980年10月，听说社科院外文所主办的“全国外国文学学会”订于12月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他向学院陈院长请教可否参加。陈院长立即打电话给外文所所长冯至教授。冯教授大喜：“我们不知道宁坤还活着。”这样，他很快就接到了一个特邀请帖。
12月，200多人聚会时，他见到了许多多年不见的老友，很是高兴。其中不乏“改正右派”。在一次全体大会上，主办单位的一位苏联文学研究者作报告，题为《要文学，还是要革命？》等于重写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写过的一篇文章，猛烈抨击现代派文学。巫宁坤认为：这篇学术报告就是老祖宗遗教的翻版，而且报告人又抬出日丹诺夫的权威，大声疾呼要求禁止“文革”以后在国内出现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流通。日丹诺夫何许人？斯大林手下的文化沙皇。巫宁坤感到这太荒唐了。但他对自己说：“你是客人，闭上大嘴巴。”
会议的最后一天，与会同志分成三个组进行讨论。他参加了“文艺理论组”，七八十个人。会议由冯至教授主持，讨论并不热烈，最后主席介绍文化部文艺理论处处长讲话。这位处长的开场白是介绍他上高中的儿子对他说的一段话：“爸爸，别提你说的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啦，过时啦！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啦。人们需要点新东西。”说罢哄堂大笑。接着，处长换了个严肃的语调说，他的儿子是被一种错误倾向引入迷途，这种错误倾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现在该是扭转这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啦。最后，他以权威的口吻总结道：“我们必须在文艺理论工作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他说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好像还是赞成把全国引向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似的。这引起巫宁坤的十分反感。
按照会议惯例，领导干部作总结就意味着马上就宣布散会。散会的下一个节目就是告别宴会。巫宁坤觉得绝不可放弃这发言的最后机会。他争分夺秒地立即举手：“主席：我可以讲几句话吗？”尽管这有点出乎意外，主席也只好请巫宁坤发言。
他开头，也轻松愉快地回到处长讲他儿子的话，还加了一句：“处长同志，我很高兴你没打你的儿子一顿屁股。”这立刻也引起了哄堂大笑。接着，他谈到了现代派文学说：“这一点对有关的争论适用。全中国，甚至就在这间屋子里，有多少人熟悉现代派文学？在人们有机会读几本作品、并得出自己的看法以前，你有什么权利武断地下一道禁令？自封的书籍检查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昨天大会发言的同志，依靠列宁的权威，把革命与文学对立起来。列宁那篇文章，是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写的。当时他认为现代派文学在俄罗斯流传可能不利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事业，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把现代派文学和革命对立起来，这只能是政治幻想的虚构。至于日丹诺夫，幸好他早已带着花岗岩脑袋见斯大林去了。如果今天有谁在中国要把选择强加于人，那么我肯定会选取自由的文学而谢绝奴役人的革命！”
全场轰动。他走出会场时，有好些人和他握手，兴奋地说他“讲得好”。南京大学中文系“改正右派”张教授还拦住他说：“老巫，谢谢你，谢谢！你说了我想说的话，但我不会说，谢谢你说了出来！”他边说，激动得眼睛里含着泪水。
（八）
12月中旬，巫宁坤从成都回到北京，特地去看望了身体欠佳而没有参加成都会议的卞之琳老师。一见面，卞老师就说：“听说你在成都又放炮了？”他虽是老党员，还不失为一位忠诚的忘年交。他说：“你吃过那么多苦头，怎么仍旧这么天真？我要是你，我就会珍惜我的改正，专心搞艺术研究和文学翻译。”巫宁坤笑呵呵地作了谢答。
同时，他又去拜访了沈从文老师。他记得1973年岁末，他在高庄忽然接到沈从文老师从北京的来信，使他惊喜交集。因为1958年被划入另册后，一直和沈老师断了联系。一个月后，又来了一封仍是非常秀丽的密密麻麻地写了长达八张的八行书，语重心长地勉励他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他本人的一生经历现身说法。巫宁坤曾把沈老师的来信一字一句地读给受苦受难的妻子和三个小儿女听，连当时只有十岁的小儿子一村都听哭了。
1980年回到北京之后，他曾摸到小羊尾巴胡同五号探望了沈从文老师。沈老师和师母住的是一座破败的小四合院一间朝西的小屋，除放一张小床外就没有多少余地了。床上靠墙的一面堆满了书。听说师母还得到别处去“未晚先投宿”，比起五十年代东堂子胡同的陋室来更是每况愈下，再看看他们二老身心交瘁的容颜，真不知言从何起。可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室，回也不改其乐”。沈老师之音依然那么年青，仿佛“一派清波”，仿佛“生平在各个地方所见到过的河流，皆一一从心上流过。”老师从未谈过个人的困苦。他一脸佛陀的笑容，好像在说他对苦难安之若素，对生活的信念四季常青。但是，当他们谈到两位好友不幸弃世，沈老师竟潸然泪下。一是1973年，巫宁坤的大学同学萧珊，在上海经受多年的劳改煎熬之后死于肝癌，当时她的爱人巴金还关在“牛棚”里。另一位是杰出的诗人查良铮，在南开大学遭迫害二十余年，终于在“四人帮”覆没后不久，在天津因心肌梗塞逝世，还背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
说来，这种死难者太多了
（九）
在有了如此经历之后，1979年10月从芜湖来到北京办理“右派改正”，他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又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到北京饭店的国宾馆看望老同学。李政道备课很忙，和他匆匆晤谈了一番。临别时，他特发奇想：如果当年在旧金山，是他巫宁坤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怎样？换句话说，李政道还会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国政府的国宾？
所以，他在这本书的“尾声”中说：我曾用一句话概括我30年来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串着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个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这本先用英文写的书，于1993年初在纽约初版，同年6月，英国、澳大利亚分别发行；稍后，被译成日、韩、瑞典文版，美国和英国所出的书还分精装本和平装本。多年来，众多亲友和世界各地的华人敦促他撰写一个中文本，但由于种种原因，他迟迟未能应命。后来香港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先生远隔重洋，不辞辛劳，鼎力催促协助，他才得以弥补这一缺憾。
还该补充一句：1986年春，他在英国康桥大学作客，应主人之嘱，写过一篇自传性长文，题为《从半步桥到康桥》，发表于《康桥评论》。在这篇文章里，他简略地归纳过他的坎坷平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为了不辜负他的苦难余生，不辜负千千万万同命运的死者和生者，他觉得至少可以把一家三代人在中国数十年的亲身经历忠实地记录下来。其中的悲欢离合和众多知识分子家庭大同小异。不过这些苦难人的故事可以涵盖整个新中国的一长段的历史时期。
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在美、英、日、韩、瑞典、法国、哥伦比亚、澳大利亚等国和香港、台湾的报刊，也有专文评价。在中国大陆，北京的《英语世界》独家转载了片段摘录，并发表了编者按，《读书》等书刊也有所评论。中外各家评论褒贬不一。无论是褒是贬，本书作者都认为受益匪浅。同时他认为，有人又祭起老祖宗“焚书坑儒”的法宝，那就超出文学评论的范畴了，自然另当别论。
来源: 《炎黄春秋》2007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