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老师走了。
本来以为听到这消息，我会有一种超然的平静：毕竟老师已经99岁高龄，弥留也已经大半年；何况老师物我合一的境界一直是作为学生的我所深深向往的。打电话确认消息时，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李怡楷老师温和如常、甚至略显轻松的声音也让我很感安慰：如此高龄安然离世无疑是喜丧。可是这两天我还是完全沉浸在一股情绪中，读纪念文字，偶尔念诵一两句，或与妻子略加谈论，一出声就走音，只好不断停顿；翻看一张张旧照片，一幕幕的往事就在眼前起起伏伏……
“那个人就是巫宁坤”——在我们刚到国际关系学院办理入学事宜时，系里有人对我们指着不远处一个半侧的身影介绍道。这个身影，个子不高，看着四十来岁(其实算来应是63岁了)，精神爽利，正在朗声与人说话。他身着一身米黄色中山装，外套同色大衣，在那个年代，显得非常地卓尔不群。我顿时对这位导师起了好奇心。可惜，开学伊始老师就去美国访学了。由于他的缺席，也由于有关他的传说，我们都期盼着他能早一点回来，也好见识一下他的手段。
读研之前，我对巫宁坤是只闻其名，未知其人。他回国开课以后，逐渐熟悉起来，怀着敬意，我们称他“巫先生”。直到国外重逢，才得知他更喜欢我称他“老师”，这样可能亲近一点；我便改称他巫老师了。
在十年封闭刚结束，思想文化尚未开放之时，中国的英文界里，巫先生以熟悉国际上文学批评流派而著称。作为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克莱恩（R.S. Crane）的弟子，先生的理论功底在国内少有匹敌。他开“研究方法”课，给我们讲新批评理论，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给我们打开了全新的学术视野。遵循新亚里士多德派(neo-Aristotelian)的理论，他重视作品本身作为一个有机艺术整体的研读赏析，认为时代背景、作者经历、社会意义等，都不应是文学研究的主旨，而只能作为文学的周边研究。他启迪我们做文学批评要有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做有独到见解、有思想性的文章。这对我后来的帮助很大。我在麦吉尔大学读博士时，导师也要求立论做文章，要能够介入(intervene) 学界的讨论，能够提出自己的辩论(polemic)。从方法论上讲，二者一脉相承，是新时代学术研究的主流。
“研究方法”课中有一个单元，是认识掌握各类英文工具书，如牛津英语词典，大英百科，韦氏词典，论文索引，同义反义词典等，都是我们以前不曾用过的，有些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先生分配我们每人一部，仔细研究其编纂原则、用途特色、采用体例和使用方法，再回到课堂以研讨会的形式交流所得，然后先生加以评论汇总。课程大大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让我们掌握了做研究的基本方法。
老师的英文水准是有口皆碑的。一次在朋友家有幸见到《汉英词典》的主编吴景荣教授，吴教授问起我导师是谁，在获悉后，他一字一板地对我说，在中国，英文最好的人，一个吴兴华，一个巫宁坤。这想必不是吹捧。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那冗长拗口英译版在老师的口中抑扬顿挫，汩汩流淌。老师的英文散文“Chimes of Solitude”，我每次读来都倍感文字优美，口齿留香；更兼其丰富的内涵和奇特的意境，公认是难得的佳作。其文字被认为有19世纪英国散文大家之风（黄灿然把它译成中文版《孤琴》，也是精品）。老师的长篇回忆录A Single Tear与之互为映衬。另外，老师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狄伦·托马斯的诗歌被推为最佳版本，我认为首要关键是对原文的精准把握。现行的汉译作品动辄微妙之处失察，逻辑关系模糊，原文欠精是主要问题。
老师口语的快捷和熟练时常冷不丁就展现出来。一次，老师的美国同窗Melvin Seiden教授聊天中笑谈美国一个升降机租赁公司取名叫Sure Erection，巫老师便拿这个双关词语随兴发挥了起来，其机智幽默，令在座各位捧腹不已。
当然，才华横溢的人难免会恃才傲物。曾经听到师母带着半是批评半是骄傲的口吻说起，巫老师初回国内看到当时英文界多数人的水准，说了一句，“给他们10年时间”；老师获罪二十多年没有从事专业，平反回来后，看了一圈，又说了一句，“再给他们10年时间”。多么平淡的“狂傲”。
先生对我们功课的严苛早有同窗提到过；严苛之外，对我们学业上的提携帮助却十分用心周到。突出的一点就是着意为我们引介良师，都是英文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专程请来为我们讲座的，如赵萝蕤，许渊冲，以及多名在京外教。赵萝蕤是巫老师在芝加哥大学的师姐，正是她招巫先生回燕京大学任教的；她讲课优雅平缓，丝丝入扣。许渊冲是巫老师西南联大同学并同为飞虎队做过翻译；他讲起诗歌翻译声若洪钟，振聋发聩，我们恨不得都往后排坐。老师还安排我们到北大听李赋宁讲英语史，听Melvin Seiden讲莎士比亚。Seiden教授是巫老师为北大请来的福布莱特教授。
老师家里来了学界人物，也时常招呼我们前来拜见，杨宪益、戴乃迭夫妻，便是其中赫赫有名的一对。那个著名的“一个有意思的人办了一件没有意思的事”的说道就是在巫老师家亲耳所闻。这里抄录同窗好友郭中迅的一段回忆：
一晚，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妻和几个朋友来巫先生家作客。我们几个学生也去了。……聊天当中，戴老师用她带有外国口音的中文说起杨宪益不久前决定加入组织这件事。她说，当钱锺书听说后，淡淡地评论了一句：“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做了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杨老面带尴尬笑容，不语。戴老师讲这句话时的音容笑貌我终生难忘。钱老带刺的《围城》式的幽默光芒四射。
不过这事还有下文。在几年后那场举世震惊的事件中，杨老愤然退出，巫老师听说后又补了一句：“这不就更有意思了吗？”
后来我到了加拿大，老师也定居美国。在我出差回国时，老师曾多次让我代表他去看望杨老，当然一方面是老友之间的关心互动，另一方面也是为我们晚辈提供机缘，借以近朱，殷殷用意令我十分感动。
这里我想特别提到的是老师对我个人成长所注入的心血。我的论文选题是西方文艺理论，这在当时很少有人做，而老师对我的大胆给予了很大的鼓励，还见缝插针地介绍我拜见了来访的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得以当面向他请教。后来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对伊格尔顿理论的评论。到了论文答辩时，老师又邀请了短期访华的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做校外评委，他是多次获得终生学术成就大奖的教授。记得在老师家里跟他见面时，我刚从保加利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做翻译回到学院，送了这位抽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一包保加利亚香烟，谑称“马克思主义香烟”(当时保国还是苏联的小兄弟)。答辩委员会主席则是老师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时的同窗、北外的周珏良教授，评委中还有本院的曹教授。其阵容之强大，实在令我汗不敢出。但这种压力对我后来出国深造却大有助益。詹姆逊的评语为我入学麦吉尔大学起了关键作用。
老师固然对学生出名的严厉，固然谈笑多鸿儒——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他广交中外学者，十分得心应手。我们私下议论，这个人做个大学教授，同时兼任一国大使，也是游刃有余啊。但他跟我们这些学生交往也颇为随和，常常妙趣横生。
老师爱喝酒，边喝边聊，挥洒自如，笑声朗朗。我第一次品尝法国干邑就是在他家的客厅里。我们也曾不时拎上一瓶酒上他家去打混。喝到高兴处，便说走不了就在先生家打地铺。巫先生便道，“欢迎打地铺，不过男女生可要分开哟。”说得大家大乐。要知道那是80年代初，社会氛围依然不轻松，这种玩笑由老师对学生开出在当时可是极为爽朗的。还有一次，老师的侄女从美国来看望他，不知怎的我也在场，席间说到师母在美探亲，时常有英俊男子殷勤请客，巫老师便喊道，“啊呀，快拿醋来！”他不羁的性情和对事物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富有启迪性，也让我们既开眼又开心；又因老师是扬州人，有一次在老师处羁留时我们调侃道：“巫先生可以是扬州第九怪了！”他笑而不语，大概是默认了。
有傲骨、有格局，并不妨碍老师生活中待人的细心周到。有一次老师要长期出门，我陪他到校外办一些事情。除了其它事务，他还要去买一包洗衣粉，我不解地问他，你们不在家还需要洗衣粉做什么？他答道：“我们不在期间要有亲戚来小住，如果洗衣服找不到洗衣粉，该多不方便呀。”此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对我也是一种不言之教。
令我铭记不忘，而说来难以相信的，还有老师的烹饪。在他的学生中，我大概是最有此等口福的了。早在北京时就吃到过他专给我做的扬州炒饭；又在多伦多尝到他煮得香喷喷软绵绵的花生米；在佛吉尼亚州他的“一室一厅涂鸦处”也享受过他地道的扬州烧肉，那香醇丰厚至今可以回味。可我品尝到的哪里仅仅是先生的手艺啊！
所幸者，曾有机会请老师到蒙特利尔我的家中小住了一个星期，并带他领略了一些带有法国风情的魁北克风物。在我，这也算一个小小的安慰吧。
其年老师九十二寿，曾寄我自述一首：
九十有二自述
巫宁坤
四海为家又一年
往事萦怀不怨天
一室一厅涂鸦处
三更三点画梦园
有茶有酒万事足
无虑无求一身健
废读废写废放言
难得糊涂听雨眠
我也不揣冒昧，拟了打油一首，依韵以贺。今略加修改，抄录于下，以为纪念：
恭贺恩师高寿 (新韵)
沧海一滴润地天，
九旬余二贺高年。
三番棒喝无纤骨，
四处漂泊有善言。
五笔六横渲意气，
七词八语道真禅。
放翁爽朗直堪叹，
自谓糊涂听雨眠。
今天老师远去了，伴着孤琴长眠了。留下的是无尽的怀念。
2019年8月16日，蒙特利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