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说的两个人，一位是潘痴云，一位是周邦立。 二人都是献身中国革命，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矢志不渝的优秀知识分子，并以译作和著作传世。 但他们都历经坎坷，深受磨难，其悲剧性的一生，反映了极“左”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的重大伤害； 并使我们对历史进行反思，以资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潘痴云
1927年，潘痴云出生于河北沧州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父亲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专科，先后担任过中学教师和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技工，编过《农报》。 母亲是小学教师。 抗战初期，其父随高树勋部队抗日，后被汉奸邢仁甫杀害，当时潘痴云才10岁。
潘痴云自幼喜爱文学、绘画。 14岁时，他只身逃亡，辗转到大后方重庆。 由于对也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徐悲鸿、傅抱石等大画家的仰慕，连初中毕业文凭都没有的潘痴云，在16岁即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组，1946年夏，随学校迁回南京。 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以犀利的笔做武器，以变幻不定的笔名，写了许多战斗檄文，对蒋介石专制统治进行斗争。 为此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险乎被捕。 在这紧急关头，中共地下党吸收他入党， 并安排他进入苏北解放区党校学习。 南京解放后，他随大军渡江南下，被分配到华东革命大学南京分校校刊编辑室工作。
这个编辑室的一些人，很奇怪潘痴云“这样一个拙于言辞的‘书呆子’，竟然是个共产党员”。 负责人阮某曾在新四军做过随军记者，也曾是个共产党员，地主家庭出身。 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北解放区时，经组织批准，回到上海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组织生活中断。 他后来自己交代：“这段时间的生活来源，是向农民收取地租。 ”上海解放后，他找到从前的老上级，安排到华东军大南京分校校刊编辑室担任负责人，但党籍尚未恢复。 这样一个人却自以为“老革命”，常摆老资格，对自己仅担任校刊这个科级单位的负责人深为不满，常常在青年中大讲怪话发牢骚。 当时校刊编辑室只有潘痴云一个党员，阮的怪话牢骚给他开展党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难；阮某又根本不买潘痴云这个“毛头孩子”党员的账，事事找他的碴儿。 那时潘痴云才20岁出头，涉世不深，不知如何对待这种人，只一味地强调“团结”，并以当时编辑室不团结的现象为素材，写了一篇小说《团结问题》，以“小俞”做笔名，发表在1950年9月13日《文汇报》的副刊“文学界”上。
既是小说，情节当然是虚构的，其中心思想只是强调应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 阮某不知通过何种渠道，知道这篇小说是潘痴云写的，就自行“对号入座”，向组织处处长徐某汇报说：潘痴云无视组织领导，擅自在非党的报纸上发表文章。 徐某也完全支持阮的看法，立即召开批斗会，对潘痴云大加挞伐。 罪名之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何要在非党报的《文汇报》上发表文章？罪名之二：作为共产党员，不经组织审查批准，就擅自在非党报上发表文章，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罪名之三：小说中的主角既像阮某又不像阮某，这是对阮某的诬蔑。
这说明阮某和徐某对小说与通讯的原则区别毫无所知。 但潘痴云当时血气方刚，对阮、徐所列的“三条罪状”压根儿不服。 他从未听说过共产党员不能在合法出版的非党报纸上发表文章，或者发表文艺作品必须经组织上批准。 因此和阮、徐二人发生争执。这时候来了校一级的新领导唐某。 此人下车伊始，就只听阮、徐二人的一面之词，决定将潘痴云调出校刊编辑室，以平息因小说《团结问题》引发的风波。 然而校方却把潘痴云挂了起来，一直不安排他的新工作。 他感到十分委屈，就表示假如学校不要他，就可以把他调出校外。
这一来，可惹恼了刚上任的唐某，认为这冒犯了他的尊严，于是顺手拾起阮、徐二人给潘痴云定做的大帽子：“目无领导，不服从分配，无组织无纪律……”并扬言这是“政治问题”，给潘留党察看一年。 潘痴云拒绝接受这个莫名其妙的处分，向南京市委申诉。
据说，市委派人下去调查了一次，主要是了解唐某所说的“政治问题”。 唐某否认说过这句话。 潘痴云本想再向上反映， 但想到堂堂校级领导人说话也会赖账，再反映也没啥意思，就稀里糊涂地不了了之了。
不久，潘痴云就被调到市委，安排住进市委招待所，并被告知等待另行分配工作。 后来才知道，“组织”竟把他作为“精神病患者”“寄存”在那里的，因此在招待所期间，一直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话。 他的“组织关系介绍信”自然就不知道应该转交到哪里。 这一等就是一年多。这期间，阮某因长期隐瞒地主家庭出身，且包庇恶霸地主父亲，徐某因腐化堕落，已于1951年和1952年先后被开除党籍；唐某在“三反”运动中也被撤职。 而他们诬陷潘痴云的不实之词，却一直留在潘的档案里，造成他的一连串的不幸。 他万没想到，因一篇旨在加强团结的小说，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然而，潘痴云并未因此而搁笔。 当时正值京剧改革，他从小就是京剧迷，此间便写了许多关于京剧改革的文章，在上海《戏剧报》和其他刊物上发表。 其中有一篇刊登在1951年5卷6期的《戏曲报》上，对田汉改编的《金钵记》（《白蛇传》）提了8点意见，其中大部分都被田汉采纳了。 一个20岁出头的青年，敢于向权威提意见，而且报刊上又敢于刊登，这在“名人效应”盛行的今天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看潘痴云写的文章能不断地刊出，人也较忠厚老诚，就抱不平地悄悄告诉他：当初，是把你当做“患有精神病”送到招待所来的。 并告诉他：赶快到市委去要求工作。 他这才恍然大悟，立即去市委申诉。 几经周折，才派他去昆山县（当时属于江苏省）人民政府工作。
到昆山后，潘痴云被分配到城区政府部门，具体工作是结婚离婚登记， 每天从早到晚没有几个人来登记。他实在闲得无聊，就继续自学俄文。 谁知，这却惹恼了昆山县文化不怎么高的领导干部，认为他“摆大学生架子，妄自尊大，工作时间还学外文”，还是“无组织无纪律”、“目无领导 ”等等 ，帽子一大堆 ，在工作人员小组会上无情地扣在他的头上。
这不难看出，华东革大南京分校的阮某和徐某这时虽被开除党籍了，但其游魂仍随着他们当初搞的人事档案又游荡到昆山来了。 而1951年9月7日南京市学校党委给他开具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就一直让他自己拿着。 他决心自己再次上大学，离开昆山，自找出路，为祖国和人民发挥自己的能力。
那时候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在遭到帝国主义列强封锁的情况下，特别需要得到“老大哥”苏联的帮助，这就需要大量的俄语人才。 潘痴云决心报考上海俄语专科学校 （即后来的上海外国语学院）。 经过不懈努力，1953年，他如愿以偿，进入俄专学习。
在上海俄语专科学校，潘痴云的主课教师格列波娃很器重他，他用俄文写的诗和文章得到格列波娃很高的赞赏。 格列波娃认为潘痴云的俄语水平，已相当于苏联十年制高年级学生的水平，却让他在一年级学习最简单的变格变位，这太浪费人才了。 但看到那个“破档案”的学校领导既不准潘跳级，也不准缺课。 无奈，格列波娃只好私下里允许潘痴云在上课的时间阅读他喜爱的俄文文学作品，而潘痴云竟然边阅读边翻译起来。
这时候开了一门“俄语实践”课，由一个也是20来岁的苏联姑娘任教。 对潘痴云来说，这课对他也没有多大意思， 就仍坐在最后一排专心致志地伺弄他的 “自留地”———翻译俄文书稿。 这位年轻女教师不知道潘的俄文实际水平，几次要他回答问题，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自然也就没有回答，或者虽然也应声站了起来，却不知道应该回答什么问题。 校方知道这个情况后，依然按照那个“破档案”中的老套套，给他照旧戴上“无组织无纪律”的大帽子，并指使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召开会议批判他。 不久，校方就勒令他“自动退学”。 其罪名，无非还是先前那一套大帽子，再新加上“妄自尊大，不尊重苏联教师”等等。
1955年 ，潘痴云从上海俄语专科学校被勒令 “自动退学”以后，他到了在西安教书的母亲处。 自从1941年他14岁只身逃难离别母亲，已经14年没见过母亲了。 这次见面时，母亲竟认不出已长大成人的28岁的儿子，竟问他“找谁”，这使潘痴云哀伤地痛哭起来。 所幸的是，潘痴云到西安不久，北京人民出版社就约他翻译《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这部书的译作1957年出版后，颇受读者喜爱。 不久人民出版社又约他翻译亚美尼亚作家卓利扬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生活》、苏联符·伊万诺夫的《游击队员》等等。 以后约稿不断，但因远住西安，常常由于通信不及时而延误了交稿时间，于是母亲主动退职，和他一起住到了上海。 他过去在上海的好朋友，替他在上海淮海中路华亭路租了个14平方米的房子。
谁知好景不长，1957年以后国内国际政治风云变化无常。 1961年，当时全国唯一发表译文的杂志《世界文学》突然停刊，潘痴云也就失去了发表译作的这块阵地。能够出版外国文学翻译书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等，也不向他约稿了。 随着中苏关系紧张，苏联作品的介绍也突然被停止， 并且又听说 “爱伦堡不行了”，“萧洛霍夫有问题了”，今天这个作家的作品不能介绍，明天那个作家又被打上“修”字。 有段时间，报纸杂志集中火力围剿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批判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人性论”， 甚至把这顶大帽子戴到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头上，批判其世界名著《悲惨世界》。这样，文艺翻译界一时无所适从，介绍资本主义世界的作品怕“副作用”，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又怕作者被扣上与苏联“修正主义”有关系的大帽子。 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只好约潘痴云翻译东欧和亚非拉作家的作品。 他遂翻译了波兰的《灰色的光轮》、罗马尼亚的《一封失落的信》和《罗马尼亚短篇小说和戏剧选》、巴西的《金钱的故事》及《墨西哥短篇小说选》，还有《伊朗当代短篇小说选》。但最终都是徒劳。虽然这些译稿出版社都准备采纳，但后来都小心翼翼地婉言退了稿。 因为按照当时中国特殊的意识形态标准，在这些作品中也会找出一些“对社会主义不利”之处。 这逼得潘痴云干脆翻译一些超时代的童话、民间故事和寓言，但又被认为“太人性化”和有“借古讽今”之嫌，他的外国文学翻译和介绍就完全沉默了。
60年代初，表面上好像仍维持着 “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 当潘痴云已经没有经济收入、难以维持生活的时候，曾到上海市有关部门要求给个固定工作，一位职位不低的干部还以“向苏联学习，允许自由职业存在，两条腿走路”等等，拒绝了他的要求。
本来，在公安局的档案里，潘痴云已是“脱党分子”，他的妻子李庆云在同济大学的档案里也被列入了 “另册”。 在那极“左”路线盛行之时，人人自危。 为了保护自己，相当多的人以“左”的面目出现，以显示自己站在“正确立场”上；更有甚者舔着别人伤口上的鲜血，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
1963年公开“反修”，“九评”见报，潘痴云夫妇才如梦初醒，意识形态的斗争更加激烈。 一时间，苏联文学都成了“毒草”，不能移植到中国这块“纯粹社会主义”的土地上来。 对于潘痴云这样一个没能端上“铁饭碗”的人，生活毫无保障。 这时候，潘痴云夫妇搬到了工人住宅区商业二村。 户籍警通知潘痴云去居委会选举 “人民代表”，潘拒绝了。 这样，户籍警便在居民中宣称“潘痴云很反动”，要居民们“提高警惕”，“注意监视”，有“情况”及时报告派出所。 于是潘痴云夫妇在邻里中成了 “另类人”，一些人开口就骂：“什么东西，反革命分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一张大字报出现在潘痴云家的宿舍大门口， 大意是潘痴云长期隐瞒身份，以翻译外国小说为名大肆放毒；严重警告潘痴云：必须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 否则无产阶级的铁拳是无情的，到时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署名“革命群众黄爱武等”。
那时很多人改名“爱武”，“黄爱武”应该是个假名。这张大字报是这一大片工人住宅区的第一张大字报，引来了成百上千人的观看。 多数人流露出惊奇，其中也有表现积极者对“阶级敌人”发出的愤怒之声。 当天下午，附近五十二中学的一些学生突然闯进潘家，将潘痴云揪出批斗。 “革命小将”们连踢带打，把他生拉硬拽到屋外空地中，让他站在事先已摆好的小凳子上，要他“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 一向耿直认真的潘痴云不低头，也不言语，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行。 于是又招来一阵殴打，有人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交出你平日大包小包拎回家的情报！ ”这显然是平时盯着潘痴云夫妇日常包裹外文书刊的手提袋了。
当天晚上，五十二中的一些学生在幕后人的指使下破窗而入，抄了潘痴云夫妇家15平方米的一个房间。 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满地尽是被翻查过的书，被撕得粉碎的被褥棉絮、枕芯，被打碎的画框玻璃及热水瓶胆的碎片，许多翻译稿件、信件、照片等等，也被撕碎……第二天一早， 潘痴云的妻子李庆云就到五十二中，找到带头抄家的头头红卫兵“问问清楚”。 这位“小将”说，是派出所的“警察叔叔”叫他们去抄“反革命特务的家”的，并指使他们撕毁棉絮和枕芯，打碎画框、热水瓶，翻查每一本书，为的是寻找“反动证件”，结果很失望。 最后只抄出4本文集， 交给在对面厨房里指挥他们抄家的“警察叔叔”了。
这个“小将”头头还是单纯，竟说出了“警察叔叔”，潘痴云夫妇清楚了：后台是公安部门。 “小将”们交给“警察叔叔”的4本文集，是解放前潘痴云在大学时代从事民主运动时所写的反对国民党专制当局的战斗檄文，分别题名为《毁灭》、《蓓蕾》、《桥头堡》和《遵命集》。 看了这些标题，“警察叔叔”们大喜过望。 他们不会想到，当年潘痴云是冒着被反动专制政权逮捕杀害的危险写下这些文章的。 这4本文集经公安部门像破译密电码似的仔细研究了个够，当发觉这原是针对国民党反动专制的，他们既感到很被动，又不敢把它们销毁，因为李庆云给派出所和公安局贴了张大字报， 警告他们： 谁毁了这4本文集，谁就是站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去了！ 同时李庆云又写信， 把这件事情告诉当时已赴北京上访的潘痴云。 潘在上访中也提出了这样的警告。 上访接谈人李彬立即电告上海政治指挥部：必须将这4本文集妥为保存，因为这些文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见证。
在文革中， 潘家先后被抄了3次。第一次主要是找“反动证件”；第二次抄走全部信件去“破译密电码”，找“苏修特务”的证据；第三次抄走所有的照片，想找出他们夫妇与“反动人物”关系的蛛丝马迹。 这都是奉公安部门之命而来的。从4本文集真相冲破公安部门的“怀疑”网起，迫于压力，1967年下半年， 由上海政治指挥部通知公安局的两位负责人， 先后来到潘家赔礼道歉，声称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归还了4本文集和信件。其实，在文革前多少年，潘痴云就被列入“另册”了。 在一切不实之词应该完全推倒后，公安机关又以“脱党分子”、“因有严重政治问题被上海外语学院开除” 等等不实之词来管制潘痴云。 总之，潘痴云一生的不幸，就始于写了一篇《团结问题》的小说而迭遭横祸，以致失去了党籍，失去了固定工作。 在那捧上一个“铁饭碗”才被认为“正常人”的年代，被怀疑具有“不正常”身份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被认为是“无业游民”而招来的嘲笑和鄙视，都是无法申诉和辩解的。 受害人只能任由别人随时随地贬损自己的人格、折磨自己的灵魂。 但是尽管如此哀伤，潘痴云还是在文学翻译中取得了可观的业绩，翻译出版了许多部经典文学名著，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等等。
在这个漫长过程中，由于他要求恢复党籍一事屡屡徒劳，而且一次又一次感到揪心的疼痛；加以1991年到1992年，出版社约定的4部书《罪与罚》、《贵族之家》、《卡扎科夫散文选》和《摆脱克格勒》的译稿交稿的时间都很紧，他把痛苦藏在内心深处，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忘我劳作，出色地完成交稿任务后，终因多年积忧积劳，身罹肺癌， 艰难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于1994年8月20日，离别了对他不公的人世，年仅67岁。从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的潘痴云，解放后却没有享受过一分钱的公费医疗，最后病重住院直至逝世的一切费用，都是用他的血汗换来的稿费支付的。 他过去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活动，不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不是为日后“论功行赏”得到某种“封赠”，而是纯粹为建立一个合理的新社会而奋斗。 但是他从22岁起就被社会遗弃，经受着生活和精神上的无情折磨，直到全国解放后的几十年，这对他来说未免太残酷了！所幸的是， 潘痴云给后人留下了有益的精神食粮， 同时也实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他生前常说：只要我的译书和译文能够得到读者的喜爱，就心满意足了。 他逝世后，李庆云收到全国各地老同学和老朋友、包括多家出版社寄来的无数慰问信， 信中对潘痴云的不幸早逝表示沉痛哀悼，对他的为人、译稿及译风给予高度评价， 对他为国际文化交流作出的重大贡献表示极大的赞扬， 并为失去一位优秀的翻译家而痛惜。 老同学们为他的一生的不幸鸣不平的同时， 更为他一生处于逆境能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富有的大写的“人”而十分敬佩。
潘痴云留下来的译品是：《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与他人合译）、《罗马故事》、《爱情的最后一夜》、《战争的最初一夜》、《苏联现代文学欣赏》、《卡扎科夫散文选 》、《普里什文随笔选 》、《火烈鸟的长袜》、《罪与罚》（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著， 已列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名著名译丛书》）、《贵族之家》（俄国屠格涅夫名著）、《摆脱克格勃》、《奥·基罗的童话》、《一生的故事》（共6卷）等。另外，他在报刊上发表过的译文有40多篇，在报刊上发表过的论文、杂文、散文有20多篇，还有一些遗作尚未发表。
周邦立
在抗日战争时期，流转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学生中，有一个与著书有着特殊缘分的周邦立。 周出身贫苦，少年时刻苦自学，后就读于苏州中学。 抗战初期，他考入了当时由竺可桢教授担任校长的浙江大学。 甫进校门，他便参加了进步团体“黑白文艺社”，经受了抗日战争中艰苦生活的锻炼和浙大民主精神实事求是学风的熏陶，一边刻苦学习专业，一边积极地投入救亡运动。 “黑白文艺社”以文艺为名，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政治热情的青年学生的爱国团体。 周邦立负责管理这个团体的图书。 在遵义何家巷学生宿舍一个偏僻角落，有常年不见阳光的两间小屋，那是周邦立的住所，也是“黑白文艺社”的图书馆。 这个小小图书馆引导许多同学抉择了他们一生要走的道路。 周邦立的英文、德文程度原来就较高，入浙大后又努力学习俄文，通晓了这3种外文。
1942年，在贵阳，周邦立的原高中同学、1939年就已入党的胡庆曾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 1946年前后，一些自然科学研究学者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科学时代”，并出版了同名刊物，宗旨是宣传民主、普及科学、团结进步的科学家，很快在全国就有了一定影响。 周邦立到了上海，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并为《科学时代》撰写和翻译了不少文章。
全国解放后，周邦立先后在中华书局、华东建筑工业部、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工作。 他欢欣鼓舞，积极努力，但过了一段时间，渐渐流露出消极情绪，因为对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感到不解和厌倦。 他认为，过去国难当头，国民党政权专制腐败， 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哪能埋头读书做学问呢？ 现在国家处于和平建设时期，急需要科学、需要知识、需要潜心做学问的人，而这都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相反，倒是倾向于权力、热衷于政治向上爬的人太多，靠那么多的科盲、文盲怎能建设现代化的国家？ 这每天浪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多太多啦！ 坐在办公室里开会、清谈、斗争、批判，就能建设社会主义？许多原来搞业务的人都去搞政治了， 他想反其道而行之。 孰是孰非，几十年后再看吧！
这个惜时如金的人，渴望着为社会为人民多做点儿好事。 经过反复考虑，他终于下定决心，申请辞退，做个“单干”的职业翻译工作者。
开始，他翻译苏联米丘林学派的著作，后来转而翻译和评价达尔文的学说，成为我国达尔文著作的主要译者之一。 1959年是达尔文诞生150周年和《物种起源》发表100周年。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周邦立根据自己多年翻译和研究达尔文的成果，撰写了一篇《达尔文年谱及其著作》。 可发表后，他却对自己很不满意。 因为他很推崇达尔文，认为达尔文一生都在为真理和正义献身、为人类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生活道路上的每一步都值得大书特书，而自己那篇短文却介绍得过于简略了，他觉得应该为介绍达尔文多做一点儿工作。他想到古今中外研究达尔文的学者虽不少，可是以年谱的形式记述其伟大一生的作品还没有。 他暗下决心，要为达尔文写一部内容翔实丰富的年谱。
此后30多年中，为了翻译达尔文的各种著作和编著《达尔文年谱》，周邦立广搜博集有关达尔文的各种资料，所有达尔文的英文原著以及这些著作的俄文版和中文版，他几乎全部阅读过。 达尔文的日记、书信及各国专家学者对达尔文的研究和评论，他都反复批阅予以摘录，并编制了大量卡片。 他还参阅了《资本论》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迹的有关著作，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
在编写《达尔文年谱》的过程中，一遇有疑难，他都不惮烦难地屡屡写信， 向英国研究达尔文的专家弗里曼教授请教和核实。 弗里曼毕生致力于达尔文的研究及其著作的翻译，有关达尔文的生平及国外的研究情况，甚至达尔文的一些轶事，他都耳熟能详，攀谈起来如数家珍。周邦立作为“社会闲散人员”，无法领到图书馆的借书证。 他只好拜托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朋友辗转代借。 打倒了“四人帮”，中国又有了希望，周邦立这个“个体户 ”，何尝不想重回科学文教机关 ，有个起码的工作条件呢？ 不久，华东师范大学聘请他做特约编审，每周到校一次， 给科技情报人员讲解翻译技巧并解答问题，这时他可以领一张借书证，可以到图书馆借书。 但是临时工毕竟是临时工，只做了一年，借书证就被吊销了。 想想当年在流亡的浙大读书时， 自己就办了个小小图书馆，真令周邦立感慨万千！
在上海， 周邦立一家五口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两间亭子间里，屋里到处堆满书籍，连在桌子上摊开一张稿纸也要煞费苦心地巧妙布局。 子女们晚上要做功课，他只好把桌子让给孩子，自己在双腿上架一块木板，或者把棉被折叠起来当做小桌子来写作，直到夜深人静，儿女们都睡觉了，他才能坐到桌子前继续挥毫译著。 30多年中，他大体上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的。 尽管生活如此艰辛，他工作起来仍然效率高、 出活儿多。 可他在生活上自律甚严，虽然稿费收入稍多些，但他却总是粗茶淡饭，衣履简朴到有些破烂的程度。 但是对于一时有了坎坷遭遇的朋友，他却从不吝啬，总是慷慨解囊，济人急难。
就这样，他这个“单干户”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苦干了30年，译著1500多万字，其中已出版的每册10万字以下的书籍26种，10万至40万字的书籍16种，40万字以上的7种，还有与别人合译的20种，共计69种。 此外，还有一些尚未出版的译稿， 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60篇以上。
其中，他撰写了世界上最完备、最准确的《达尔文年谱》， 纠正了以往世人对这位科学史上伟大革新者的误解，以及对其史迹记述的讹错，受到达尔文故国研究达尔文的专家的赞扬。 改革开放后，1982年3月，为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周邦立的《达尔文年谱》，这不仅是中国学者研究达尔文的一部巨著，也是全世界第一部完整的达尔文年谱。 该书约40万字，将达尔文的生平事迹和有关资料， 逐年逐月逐日加以撰写，附有许多珍贵照片、航行地图和50余幅插图。 全书包括达尔文的家族和家庭环境、童年生活、求学经历、环球旅行和科学实验的始末、科研和著述过程、家庭经济生活、朋友往还、晚年与疾病顽强斗争的动人事迹，以及身后的哀荣。
由于编著者周邦立的辛勤搜集，这部年谱还公布了不少国内从未发表过或语焉不详的宝贵资料，使世人得以窥见这位大科学家恢宏的风格气度和严谨的治学作风。 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马克思与达尔文这两位科学巨人间的一段交往。 那是1873年，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出版后，马克思曾把该书寄赠给达尔文，并在扉页上亲笔写下“查理士·达尔文惠存，诚恳的敬仰者卡尔·马克思1873年6月16日”。 达尔文为此特向马克思复信致谢。 《达尔文年谱》刊载了这一复信原稿的照片。由于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翔实、 文笔生动感人的年谱，而且是在国外从未出版过同样性质的著作的情况下我国首先出版的，因此它一问世，就引起了轰动，国内外读者反响强烈。 初版6000册，数日内即告售罄，不得不立即重印。 远在英国伦敦的达尔文的孙女爱玛·诺娃，已是98岁的高龄老人，曾编过许多有关达尔文的书籍，如《达尔文旅行日记》、《达尔文和贝格尔舰的旅行》、《达尔文回忆录》等，当她拿到这部年谱的时候，激动不已，欣喜异常，特意寄语编者和中国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谢。 《达尔文参考手册》的编著者———英国伦敦大学动物学教授弗里曼，获悉《达尔文年谱》出版后，多次给周邦立写来热情洋溢的信件，表示赞扬和激赏，并把这部书送到伦敦英国博物馆及其他学术机关和图书馆陈列并珍藏，其中特别把书赠送给达尔文的母校剑桥大学，并亲自为美国著名的《自然》杂志撰文，介绍这部著作。
1982年4月， 北京召开了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周邦立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对于周邦立来说，这次来京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自从辞职“单干”后，他已多年没有见到北京。 这次来，他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和老同学。 他兴奋地说，听了代表们的发言，他很受启发和鼓舞，觉得他这个“学术个体户”更有了用武之地，回去后要抓紧迟暮之年，争取把《达尔文自传》、《达尔文论文汇编》都尽早翻译出来。 看着他劲头十足的样子，大家都为他高兴，他才64岁，在学术上正是丰收季节。但是，周邦立南归沪上不久，就被确诊为肝癌。 直到逝世前一个星期， 靠了好心的邻居们的帮助和疏通关系，他才得以住进医院的急诊室。 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确诊后不过一个月，他就溘然长逝。
由于没有所属单位，周邦立身后是凄凉的。 而他的译著却是值得人们永远刮目相看。
来源: 《文史精华》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