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居于统治地位的改革时期、或紧随其后的继续改革时期，就思考层面而言，改革本身的取向和设限，实际上便会成为我们全社会集体认知所难以摆脱的统一视界与管径。若以单一的改革视界与改革思维作为当今一个时期的绝对主导者，我们便必然难以摆脱改革站位、取向、性状、气质等的根本规制与影响，便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改革所设定的视界，便必然只会看到一个被“改革化”不同程度处理过的世界。改革思维，使我们发现和革除掉了一些重大的疾患；但改革思维，也有可能让我们在不断迷恋进一步发展到过度迷信的过程中，失去一种对本该有真实世界的正确认知与判定。
智慧的古人，给我们讲过一个“郑人失斧”的故事。大意是：一位郑人，丢失了自己的斧头。起先，他怀疑是邻居偷了，去观察邻居，怎么看都像偷斧之人，越看越像小偷。后来，斧头找到了，证明不是邻居偷的，再去观察，就怎么看也怎么不像了，越看越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了。
集群化的社会与单一体的个人，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是极其相似的。郑人所犯的主观臆想之错误，在常常缺乏集体自觉的全社会身上，也并不是没有表现的。我们一个人、一个社会，总是容易在做出一种基本的判断后，特别是当这种基本的判断曾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被倾向性极强地断定为正确的之后，便沉迷于自我的想定、判断中而不能自拔，甚至，还会不断地在现实世界中，找寻出一个又一个支撑自己判断的证据与理由来。其结果是，丧失掉与耽搁了对最该用心关注之事实的进一步跟踪、反复甄别和不断认定，使自己在迷梦最终破碎的时侯悔之不及。
郑人迷恋于自己看上去可能很对的一种想法、想定，国家与社会迷信着一直得心应手的诸如革命、改革之类工具手段，其实说到底，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过于迷恋、迷信于其他早应走出的什么，而放弃和远离了最该紧紧盯住和看准的不断演变着的事实本身，从而最终落得个被冷冰冰现实狠狠教训一番的下场。
改革，本身虽不是什么臆想、幻象，但却会因过分地、不合时宜地一味迷信与依赖，而生出许许多多的臆想与幻象来。她制造臆想与幻象的原理往往是这样的：首先，她会取得全社会绝大多数的人认可、认定，让并非总是那么清醒理智的整个国家和社会，坚信改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对的，都是无往而不胜的。其次，她会无节制地、永不停歇地瞄准整个社会肌体的各个部分与环节，想法设法地要找出、挑出、搞出一个个堪做改革刀下菜的毛病、问题、瑕疵来。最后，便弄成了一种我们谁也不想见到的败家局面：个个不满意，处处剜割忙；遍地狼烟起，人人火拼急。更有甚者，碰上一两个冒失的主刀者，还可能会直接向着大脑心脏乱砍一阵，造成敏感中枢的紊乱或瘫痪，引发全社会的连锁动荡、动乱反映。
这不是危言耸听。改革的利刃，触碰到敏感要害的中枢部位（政治体制的基础构建等问题），解决问题是绝对不可能的（几千年文明传统之积淀、几十年血与火革命的结晶，仅用改革的小儿科手段是太幼稚了），制造麻烦则是一搞一个准。即便，我们有所克制、收敛，不擅动核心中枢，一通大炮乱轰过后，纷纷跌落下的，除了做不出几盘菜的一小堆蚊子苍蝇外，也一定是会有大片大片的枝叶、花果、庄稼、瓦砾等，跟着遭殃，遍地狼藉的。不断地一味改革，最大的弊端在于，她能让我们通过其负面看世界的、偏执找问题的视界，发现并走入一个“郑人疑邻”般的疑似真实之世界。使我们置身其中的每个人，着魔般地坚信，整个社会，似乎本就是由一大堆该不该解决、能不能解决的问题所垒砌构成的。她会让我们在迷信、迷恋自己的猜疑与误判中，一步步难以回头地走下去，一步步越来越远地脱离开现实世界的真实实际。如此一来，在一个垃圾堆般的世界里，我们除了感到恶心、愤恨外，是不是再有剩下的，也就是无助、绝望和想早一天离土别居到另一方净土上去了呢？一味永搞、乱搞改革之最，实乃大之又大焉！
现实的世界，果真原本就是这样的吗？如果我们现如今的世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那是否可以说，是我们对改革的迷信，是永不停歇的改革，给我们制造出了一大堆本不成问题的问题来？让我们生活在了如“郑人怀邻”那样一个充满着臆想幻象与偏执猜疑的非正常世界里呢？过去，我们只是更多地认为，在美好的童话和乌托邦中，有不少的臆想与幻象；现在，我们也应该知道，一个看上去比较悲惨、无望的世界，其实，有时也是由我们的治病预设、负面心理和偏执猜疑，所开辟营造和虚幻构建起来的。
到底是不是这样一回事呢？到底是不是永不停歇的改革，将我们拖进了偏执臆想与负面虚构的非正常世界呢？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只能让事实站出来说话。我看问题，喜欢从中国人最基本的大格局观出发。那就让我们从历史时期转换的高大层面上，去看看不断继续改革时期，是不是为我们很大程度上臆想、虚构、想定及呈现了一种非正常的扭曲变形世界。
我准备从当前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变了形的中国、变了形的中华文明传统、变了形的中国社会与整个现代世界之关系三方面，粗略地展开来谈谈。
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改革给我们想定和呈现了一个扭曲变形的中国？
还以郑人丢斧的寓言故事为例。郑人之所以一开始认定的，与后来经过证明是事实的两段认知间，为何会出现那样大的差异？且在一种倾向性认定始终占据统治位置的早先时期内，自己还根本无法从对邻居的怀疑中摆脱出来呢？简单地说，就是他太坚信自己早前的误判断了，仅仅只依循着自己的误判断之视界、去看待本该客观直面的现实事物了。
这是不是能说明一个道理？一种坚定的相信，其实就等于是为自己设定和确立了一种对待事物与世界的视界、界面、管径、方式。当我们将这种坚信，锁定在邻人是贼上，本不是贼的邻人，也会时时处处看上去像是贼。用于改革也同样。当我们锁定中国总体上是一位弊病缠身的重症患者，是需要动用改革利器大整大改一番的对象，则即使我们已经革除掉了肿瘤和顽疾，早已发展到了需要疗养、康复，甚至出院锻炼、上路发展的新阶段，仍会因自己尚没有从“郑人疑邻”式的迷梦中走出来，而误判了规律与时局，误读了自己与世界。
改革，作为以批判、否定、革除、救治态度看待中国的产物，作为除去不能不治之疾患、改掉必须改掉之弊端的工具手段，她只能在把中国想象和设定为一个重病患者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抬出来使用，也才能真的在事实上发挥好自己的作用。而在大病已除、仅仅需要进一步清理清扫的继续改革时期，中国的肌体，虽说还不能说完全健康、康复了，但事实上，的确是已经从重症室转到了正常治疗的病房，甚至已经正在朝着疗养、康复、快出院的好方向，一步步地坚实迈进着。这个时候，我们还不断地挥舞着改革的手术刀，不仅对正常化的治疗与事无补，还有可能制造出大麻烦来，让病人难以恢复身心健康的正常生活。
从历史大的起伏周期规律看，现如今的中国，无疑，不是属于最好的时期，也不是属于最坏的时期。她属于一个从大破除时期的末段，向全面大好时期初级阶段转变的中间过渡时期。我们大病之后，动过大手术，进行过大输液，有过大改革、大发展，成就与问题几乎同样多、同样大、同样令人瞩目。与自己文明几千年独立发展中登峰造极的几个朝代相比，我们在阶段性特征上，还处于刚初愈、刚起步的早前一段与不成熟期。与我们自己未来美好的远景相比，也仍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崛起路上艰难上升着的爬坡期。所以，我们不能称自己是最好的时期、最盛的盛世。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不是最不好的、有根本顽症和致命疾患的时期了。早前的革命、改革，已经为我们扫清了许多障碍、重疾，已经让我们基本没有了生死存亡的沉重担忧，已经将我们带进了能与世界大国比肩而立的新时代。至少，从纵向看，我们比1840年好，比1919年好，比1949年好，比1978年好。从横向看，我们今天的困难与危机，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困难与危机差不多，甚至还没有欧洲、美国等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更为严峻和紧迫。我们毕竟是处于上行通路中的问题与危机，而西方则是下行通路中的危机与病患。所以，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时期，应能得到大多数理性人们的心里认可吧。
一个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时期，是不是就等于说，必定是一个比较正常、中性的时期？这个结论，应该是基于事实的贴切判断吧。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还没有加进去。那就是，无论怎么看，谁也无法否认，我们目前在总体趋势上，是处于一段大历史周期的上升期。处于上升期的社会，怎么说，也应是充满着正向驱动力与希望牵引力的吧？若此种定位、定性成立，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现今的中国，从整体总体与发展阶段上说，应是越来越具有积极乐观心态、越来越升腾出更多希望理想的正常社会形态与阶段吧？简言之，就是一种积极朝着正向迈进的正常态社会，就是一种正面因素逐渐开始向占优方向发展的中性常态社会时期。
很显然，从事实出发得出的结论，与我们在继续不断改革旗帜下所想定的、所看到、所感受到的中国社会，是不是还是有着蛮大的差距的？一个基于事实的判断告诉我们，当今是正常的、甚至还是有些偏正向、偏积极有希望的社会。可一个被人为设定为的继续改革时期，却让我们感受到，今日之中国是一个问题成堆、不大改狠改万万不行的负面糟糕社会。这两种判断间，到底是哪一个出了偏差？到底是哪一个在做着怀疑邻居偷斧的郑人？到底是哪一个为我们幻化出了不合实际的扭曲变形之世界？这，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结论：在继续不断深化改革的时期，受着改革这一强力主导工具的引导、诱导、误导，我们把大量疑神疑鬼的、不一定真实的、甚至完全是臆想虚构的许许多多所谓毛病与问题，填塞进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想定与判定里。我们集体在做着“郑人疑邻”般的傻事！我们都还没从自我设定的迷梦中走出来！
其次，让我们去看看，为什么说，改革给我们想定和呈现了一个变了形的中华传统文明？
在警察的眼里，进入视线的所有人都是嫌疑者；在医生的眼里，任何人体器官都可能出了问题。在革命时代的革命者心中，不仅推翻政权要用革命的手段，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得来上一次深入不断的彻底革命。今天，改革时代的改革迷信者们，也正这样大声疾呼着：要进行政治改革、思想改造、文化变革，俨然要把继续革命的做法，再版重来一次！
不断深化改革，最终总是要在进入到“深水区”、“敏感部位”的时候，迎面碰上中华文明传统这个绕不过去的大山的。对钟情热爱于此者，这是咱的祖基、老根，是个千秋万代不能丢的传家宝。可在改革改上了隐、透过革命与改革界面一眼望去满世界尽是毛病问题、恨不得永不停歇地将眼前一切统统改掉的人看来，这也正是必须大改特改之一轮大攻坚的大战场。
基于同样放大找问题、负面看世界的原因，迷信改革的人们，不可能不将他们最记恨的中华文明传统，做一种全面灰暗化的处理。不这样，那才不符合他们思想行为的逻辑了。一个简单而坚实的道理是：很多在改革视界与管径下看来有问题、是病患的东西，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中华文明独特的组织器官罢了。改革，多以以西方模板为参照系，多以问题意识为探测器。所以，在面对总体上根本不相同、分道而行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传统时，他们不把许许多多没有问题的正常事物看做有问题，不把我们最独特、甚至最美妙的东西看成是最需要切除掉的毒瘤，那才是怪事一桩呢！
鉴于他们把极其正常之中华文明传统的方方面面，都会搞得扭曲变形了很多，甚或直至搞到极端贬损污蔑、颠倒黑白的地步，所以，我不想在这里一一罗列和举证了。以后我会针对主要偏失与贬损说法，搞一轮猛烈地炮火伺候的。这里，仅拎出中央集权的一例来，给大家示意示意。
中央集权，本来是中华合之道文明最根本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要求所客观决定的。一点也没什么不对的。除非有人认为需要铲除这种文明的存在！否则，别不自量力地想在这个问题上打主意。无论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普遍存在之实际状况看，还是从中华文明几千年所做到的卓有成效之提升优化看，我中华文明之中央集权，根本就是文明的集权、有机的集权、正常的集权、成果显著的集权、高度普适与特别具有创造性的集权，是人类必不可少集权探索的最高成就取得者与最高级别领先者。就这么一种怎么看都可以与西方民主选举制相提并论的成就，却被傲慢与偏见贬损成了独裁和专制的代名词。凡此种种，数也数不清。我倒是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办法，以一种“××原本是怎样怎样的，却被贬损扭曲成了什么什么”句式，我们便可以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一列举出来。说不定，致力于编辑此书的人，还可以弄出个举世震惊的《冤案九百九》或《十万个黑白大颠倒》之类的垂世名作来呢！
我个人主张，与其一一对应地给他们解释、与他们辩论谁是谁非，还不如找准最重要的关键点，照着一味继续改革的旗帜狠狠地发炮。让制造负面心理与偏执问题倾向的偏执改革，尽早收敛起自己的铺盖卷，该上哪、便到那儿去。这，其实，才是目前情况下，对质疑、挑衅、压制、肢解中华文明伟大传统的最好回应和致命一击。对疑心重重、怎么看别人都是贼的郑人，最好的办法有二：或者，让其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事实面前自醒，这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功夫与代价；或者，便是直接把冷冰冰的事实赤裸裸地给呈现出来，让事实当头一棒，狠狠砸碎他的迷幻梦境。改革，是一张负面看中国、刨挖中华文明根基的大网，只有撕破它，揭开这张大网，我们才能解除掉最后的威胁，才能把中华复兴的力量彻底地解放出来。
至于中华文明的基本事实，我只在此提示性地列举几条，以为显示支撑之用：一、她是与西方分之道文明，截然不同的合之道最高阶段的文明。任何想用西方一套解释和阉割她的，都是极端偏执错误的妄想。二、她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所依托、所创造、所坚守着的。过去靠着她，今后也不可能丢弃她。三、哪种文明都有各自的优长与弊端。直至今天，西方文明所能实现的，中华文明文明未必能够实现。但中华文明早就能做到的，今天的西方文明也仍是望尘莫及的。四、自身文明的根本性的东西，特别是与自身体系直接相关的重大基础问题，不是任何革命或改革，想改掉就能改掉的。文化革命，要革当权者的命、要革千年文化的命，结果已经落得了个悲惨下场；改革如若不汲取教训，也同样会自找苦吃，会最终落得个遭人唾弃之命运的。五、按改革思维看存在很多大问题的中华文明，在立足于文明自身发展和人类未来需要的视界上看，恰恰是最代表着人类未来希望与模式的，是最能够替代日落西山之西方体系的最佳候选。六、问题不是出在了中华文明的事实存在与发展规律上，而是出在了我们的改革偏执与偏见，及其所造成的虚幻猜疑和固执偏信之上。
结论：问题根本不在中国人世世代代依存和创造出的中华文明身上，而是西化傲慢思维和改革负面偏见，将我们再正常不过的自己，肢解化、问题化、贬损化、妖魔化到了远违事实之虚幻失真的地步。
再次，让我们去看看，为什么说，改革给我们想定和呈现了一个变了形的中国社会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图景？
在建国后继续革命的时期，我们总体的实力与发展状况，其实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当时的苏联等，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的。甚至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初期，我们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不足，勇于实事求是地确定自己之学习追赶者的后发位置，才得以激发起那么大的决心与能量来，成就出一段人类历史上蔚为壮观的高速发展来。可以说，在自己显然处于劣势与追赶者地位的时候，当时我们呈现给全国人民的中国与整个世界之关系图景，虽说很不能令人满意，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现如今，改革开放迅猛发展三十多年了，我们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图景，其实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地改变。这是我们不能不客观分析与理性对待的。我不想说，我们今天已经改革发展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差距、可以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了------因为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够全面综合的，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我承认在许多方面，我们还存在着差距，有些地方甚至还相当地大。不过，就像我们不以GDP论英雄一样，我也不同意有些持改革问题意识的人，在差距与不足问题上所持有的教条、偏颇、绝对化、非综合理性化及不合切实际之认知、说法。
我以为，差距或不足这个东西，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差距不足，或者是因为早前没有去做所造成的（比如大力发展经济与培育市场经济），或者是因为发展时间毕竟要短许多所导致的（比如还不那么精细完善与软件配套发育欠缺等）；而有些差距与不足，则是不同国家与文明体之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是根本不同之文明和社会必然规律的体现反映。
你若一味地盯着中国没有完全市场化，将其看成是一种必须改变的差距不足，那么，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醒醒吧，别作梦了！再有一百年、两千年，中国也做不到！道理很简单，你要让高度全面“大一统”的文明，在经济领域里却全面放开，就像指望群狼放弃集体围猎一样，属于痴心妄想症的一种。除非，你能让狼不成其为狼，让一群狼都变成狮子。
今天，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间的所谓差距、不足，就宏观总体而非具体操作层面来讲，多数已经是属于后一类的了。此一类，在继续改革者眼里属于差距与不足的东西，其实未必就是真正的差距与不足，而只是我们文明自身特性、独特性状、内在规律等的直接体现与表现罢了。由于中华文明是全然不同西方文明的另一种合之道存在形态、演化路径、社会构成、体系构建，所以，往往在西方参照坐标下显示为负面的，反倒是我们自身的正常健康的存在，甚至恰恰是我们最难能可贵的优势长处。中西之争，为何会如此历时长久与如此针锋相对？关键之处，多纠结于此。
或许，现如今的许多人，还不能认可我用这样的解释，便将中西之间差距抹去大半的做法。那么，我们不妨再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这次，我们不再聚焦在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上，而是从西方怎么看中国的问题上，说说我们与世界（主要指的是西方领先世界）正在日益进入到的一个平衡、正常、对等之关系图景。
还是拉大尺度看问题。四五百年前，作为西方世界核心的欧洲，是怎样看中国的？是一种猎奇加向往的眼光。一二百年前，西方世界是怎样对待中国的？是一种蔑视与蛮横的姿态。建国后、文革间、改革三十年变得怎样了呢？不解、疑惑、冷眼、攻击、唱衰等，占据着主导。现如今又变成了什么样子？有捧赞的，有挑毛病的，有力图重新审视的。总之，他们已经真正认真地静下心来、深入进来开始观察分析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客观分析看待与有贬有挺争执不断，这才是一种正常态！这才是纠正各种总体偏颇之后的中正理性认识期了！
就像体育比赛，当自己觉得对手远高于自己的时候，人们用得是仰视的目光，这时并不客观与符合实际。当自己远高于对手的时候，也难于沉静下来仔细地去查看别人的优长与短缺。只有在旗鼓相当的时候，我们才会客观沉静地对手，才会得出五花八门、立体缤纷的不同结论来，才会有那么多西方学者走进来、把中国的学人聘出去，设法了解与揭示这个根本不同国度的方方面面。所以，就此而论，我觉得，西方已经是在把我们中国，开始当作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了，当做一种必须理性认知的对象了，当做必须进行相对平等对话的文明体或文明国家了。而获得此待遇，正说明我们在心理、认知层面及事实上，已经开始与西方基本站在了相对平衡、对等的位置上。
当然，许多人会举出不少西方人不看好中国的说法来。但看好、力挺的说法，不也同样地多吗？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据美国学者讲，美国政府以及高层智库，最担心的，其实还不是中国国力的增强，不是中国的军事图谋。他们最最担心的是，中国抛开现有的、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自己搞出一套截然不同的新体系来。那才是让他们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彻底陷入万劫不复地步的最大问题。我们应该细细地想一想，为何他们会有这种担忧？难道这是毫无根据的捕风捉影、杞人忧天吗？
一种思考、一种认识，能够出现，那是有其能够出现的客观基础与现实原因的。如此这般的担忧，为何没有出现在同样崛起的印尼、越南、南非甚至俄国、印度身上，而是仅仅针对着中国来的？如果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及其现实与智库成熟的美国，难道真的是得了臆想症、犯了神经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点也不笨的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能为今后人类贡献一套全然不同于西方体系的不可小觑之潜力。这种潜力，是他们不敢掉以轻心的，是他们最害怕无法掌控得住的。如果，我们将这种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潜力与内在能量，投放在考量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天平上，即便不完全居中对等的现实指针，是不是至少也会得到相当大的归中矫正呢？
我们的许多人，连西方的观察家和智囊们的认识程度都达不到。他们习惯于从晦暗的过去、从充满问题的现实具体操作层面看问题，而不能从高屋建瓴的动态发展变化中预判未来。这样的结果，必然使得我们在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时，总是怯生生地、缺乏自信地摆不正位置。我们说：幼芽虽小，却有着大树所不具备的无限生长力与创造力。与我们存在差距和不足相比，一种正在孕育的改变世界之力量，肯定会在未来发展的天平上，占有着更大更重且越来越大越重的分量吧？从潜力与能量的角度看，现在我们耿耿于怀的问题，反而会完全地颠倒过来。中国在现实中存在的差距与不足，与西方动能、潜力衰竭所预示的差距不足，相比之下，根本不算什么。这是一本我们不能算的大帐。中国应该有越来越多的算这种大帐的人。
我们的目光，不要紧紧地只盯在不断继续深化改革上。我们更不能因为迷恋、迷信改革而放弃对自身新生力量的重视关注，而不去为新时代的萌芽提供适宜生长的条件空间。最后，我必须明确地说一句：单靠改革，让我们赢取不了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迷恋、迷信改革和陷在改革的迷境、困境中拔脱不出，从社会文明大发展的意义上说，其实是一种没有远大理想、思想教条、惯性偷懒和目光短浅的表现。我们是不是应从“郑人丢斧”的寓言中惊醒过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