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社会学家对机制概念常见的误解、社会机制的关键性质和基本类型，阐明了机制解释的主要弱点。这些弱点包括机制与宏观结构之间的紧张、结构/机制解释与行动者解释之间的紧张、归纳性机制分析与演绎性机制分析之间的紧张，以及机制解释不得不面对的过度决定和重要性多变两个难点。本文旨在帮助读者准确地掌握机制概念，更好地运用机制解释，最终建立起基于机制解释同时又超越机制解释的“中国学派”。
关 键 词：机制；法则；特殊机制；涌现机制；正反馈机制
作者简介：赵鼎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自默顿提出中层理论概念后(Merton，1967)，一种轻视甚至是忽视宏观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者作用的机制分析方法在美国社会学中逐渐占据主流(如Coleman，1990；Elster，1989，1998；Hedstrom & Swedberg,1998；McAdam et al.，2001；Stinchombe，1991)。我和我的同事阿伯特在不同场合对以机制为中心的方法提出过批评(赵鼎新，2015，2018；Abbott，2007；Zhao，2009，2015)，相似的批评在国内也有呼应(渠敬东，2018)。但是，虽然机制解释有大量的支持和批评者，人们对机制概念的理解却有各种偏差。更重要的是，虽然机制分析存在各种弱点，社会机制却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放弃了机制解释的努力，社会学发展势必会步入更为严重的误区。为了让国内的学者能更准确地掌握机制概念，更好地运用机制解释，更深刻地了解机制解释的弱点，并能最终建立起基于机制解释同时又超越机制解释的“中国学派”，笔者准备以两篇文章的篇幅就以下六个问题展开讨论：(1)什么是机制和机制解释？(2)机制解释为什么重要？(3)形塑着人类行为方式的主要社会机制有哪些基本类型和特色？(4)从诠释学角度来说，机制解释有什么弱点？(5)西方社会学家在面对机制解释的弱点时采取了什么补救方式，这些补救方式有什么缺陷？(6)机制解释的出路何在？本文主要讨论前四个问题，把后两个问题留给下一篇文章。
一、什么是社会机制？
政治学界的领军人物埃尔斯特对机制的定义如下：机制就是通常由未知条件所引发的、后果不确定的一个因果关系(Elster，1998：43)。这短短的定义竟然出现了两个错误。首先，引发机制的条件一般是已知的。比如，搭便车机制的引发条件要么是只有群体而没有组织，要么是组织缺乏激励和惩罚手段。价格规律的引发条件就是商品经济下的人的需求和心理特征。其次，机制的后果也应该是确定的。就价格规律来说，供应量增加了，价格肯定下跌，反之亦然。如果某物品的供应量上升没有导致价格下跌，这绝不是价格规律的后果具有不确定性，而是因为其他因素的存在减弱了价格规律的重要性。本文强调，所谓机制，就是一组在控制条件下能被持续观察到同样也能通过推理获得的、因此是可以被解释的有着固定互动规律的因果关系。
(一)结构和机制
社会结构和机制概念有不少重要差别。一般来说，社会结构可以指某种有形或无形的社会差异的概括(如人的贫富、建筑的空间结构、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也可以指某种国家或机构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构性的影响(比如上山下乡运动对于知青的巨大影响)，但是社会机制指的只是一组有着固定互动规律的因果关系。
一般来说，机制对于社会结构有一定的从属性。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一般都会引发多种机制。不同的社会结构则会引发相同或不同的机制性因果关系，并使某些机制成为主导，另外一些机制失去重要性。例如，价格规律揭示了供需关系和价格之间的固定因果关系，但它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这一宏观结构下才成为主导性机制。因为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社会差异所形成的结构相对于机制来说更偏于宏观，社会学中关于宏观结构和机制之间关系的讨论也被称为微宏观链接问题(micro-macro linkage)(Alexander et al.，1987)。
“搭便车”理论，也即公共物品悖论，是一个重要的机制。在社会学中，公共物品指的是一种大家都需要、一旦存在就很难被垄断的物品。比如，和平、秩序、公正等都可以被看作是公共物品，因为它们一旦存在，无论你作为个人是否对它们的产生有过贡献，你都能享有这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悖论可以做如下表述：公共物品的性质决定了每一个理性的人都想让他人为公共物品的产生付出代价，自己坐享其成。人数越多，这问题就越大，因为每个个体为某公共物品奋斗的自豪感和成功的可能性会随着人数的增多而不断减小。搭便车机制在不同宏观结构下的重要性很不一样。比如，它在私人企业中一般不起重要作用，但在干多干少都一样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会成为影响相关人群行为的关键机制。
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理解结构和机制的关系。比如当我们说大规模工人运动只会发生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时，我们指的是工业资本主义这一宏观结构会产生许多作用相似的有利于工人运动发展的机制；或者当我们说某些类型的国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时，我们指这类国家及其相应的一些结构性行为会激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机制。当我们说两类社会现象之间有因果关系时，既可以指解析得非常清楚的微观层面的机制性关系，也可以指包含许多或清楚或不清楚的机制性关系的宏观结构性因果关系。
(二)机制和法则
在科学领域，另外一个与机制相近的概念是法则(或者说定律)。西方学者都认为机制和法则完全是两回事。比如，埃尔斯特对法则和机制做了如下不同的定义(Elster，1998：48)。
法则：如果条件C[，1]，C[，2]，…，C[，n]成立，E总是成立，那么E就是一个法则。
机制：如果条件C[，1]，C[，2]，…，C[，n]成立，E有时候成立，那么E就是一个机制。
笔者则认为法则和机制描述的其实都是一组固定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因此给它们下了同样的定义。
法则：如果条件C[，1]，C[，2]，…，C[，n]成立，E总是成立，那么E就是一个法则。
机制：如果条件C[，1]，C[，2]，…，C[，n]成立，E总是成立，那么E就是一个机制。
既然定义相同，它们的区别在哪儿呢？笔者认为，法则和机制的区别仅仅在于条件C[，1]，C[，2]，…，C[，n]在非控制的自然状态下能够成立的程度。具体来说，法则在非控制的自然状态下总是能得到体现，而机制则只能在高度控制下(比如在控制实验中)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牛顿第二定律就是一个法则，因为它所刻画的因果关系(f=ma)在宏观(C[，1])和低速(C[，2])条件下总是成立。而宏观低速指的是物体大于基本粒子，速度低于光速。这就是说，牛顿第二定律在人能直接感知的世界中总能得到很好的体现。但价格规律只是一个机制，因为只有在以下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价格才会完全由供需关系决定：人必须完全理性(C[，1])，信息必须充分通畅(C[，2])，交易必须完全没有成本(C3)，等等(…Cn)。但是这里面任何一个条件在现实世界中都很难得到完全满足，或者说在现实条件下价格规律很难得到完全体现。
总之，法则是广适性的机制，机制是理想条件下才能成立的法则(赵鼎新，2015：4)。
二、机制解释的重要性
机制解释之所以会在社会学中占据关键位置，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人类社会确实存在着大量高度影响个体和集体行为方式的机制。这些机制既影响着个体对外界事物的感知、理解、反应以及与他人的交往方式，也影响着人类作为一个集体的组织方式、组织行为以及各种主宰与支配形式。无论一个人对机制解释持什么态度，都很难完全避免从机制角度来理解各种社会现象。
第二，在机制解释盛行之前，主导社会学的是宏观结构解释。从宏观结构视角出发的学者并非不讲机制，而是认为机制是从属于宏观结构的，因此，要想了解什么机制在社会上起主要作用，首先要看主导社会的宏观结构是什么。比如，从不同国家的生产关系这一宏观结构出发，摩尔(Moore，1966)分析了英国、日本和中国等国的社会中各个主要阶级的利益和矛盾，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走上不同政治道路的原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也是一个经典例子。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关系构成了形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构条件，并且其重要性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凸显。
宏观社会结构分析高屋建瓴。但是，如果我们看问题的视角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误导，或者说过度重视某些社会结构而忽视另外的社会结构，我们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并对社会实践产生错误的指导，其后果常常是灾难性的。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宏观结构理论所带来的后果，那么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第三次民主浪潮”发生在许多国家的战乱、族群冲突和宗教激进主义复兴等乱象则是教条的自由主义的宏观结构理论所带来的后果。相反，机制解释直接把我们引入微观领域，它近于琐碎的结论也许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也避免了我们大规模地误入歧途。
三、社会机制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在社会学中，许多被称为机制的现象其实与因果机制关系不大。此外，社会机制有很多类型，它们的性质也和自然机制有很多不同。只有对这三点有一定的了解，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人类社会的特点以及机制解释的关键难点。
(一)非明确性因果关系
把一类背后有着多种因果关系的社会现象统称为机制，是社会学分析中的一个常见的错误。比如，有学者把诸如生殖、扩散、协调、媒接(brokerage)、分化(differentiation)、模仿(mimicking)等现象都视为机制(McAdam et al.，2001)。乍听之下，这似乎有道理，因为我们可以说生殖导致了一个种群的增长，或者说扩散导致了某种形态的推广，等等。可是，尽管鸟类和哺乳动物都生殖繁育后代，但它们的生殖机制是完全不同的。生殖是需要被解释的生物现象，而不是解释其他生物现象的机制(Zhao，2009)。扩散也是如此。时尚、谣言、意识形态、某种产品或者行为方式都需要扩散才能被广而知之，但是上述现象有许多不同的扩散方式，并且每一种方式的背后都有不同的机制。因为扩散产生的原因及其带来的结果都不明确，扩散并不能被视为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主流杂志以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等杂志的文章中出现的许多“机制”都是在解释学上没有意义的非明确性因果关系。为避免出现这个错误，我们必须辨明非明确性因果关系和因果性十分明确的机制之间的区别。
(二)普适机制和特殊机制
有些建立在机制解释基础上的文章一经发表后就得到广泛重视，但是大多数此类文章却不受重视。这背后有许多原因，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那些被广泛重视的文章所刻画的往往是普适性机制，而那些不被重视的文章中所刻画的往往是只在某一具体案例上才起作用的特殊机制(ad-hoc mechanism)。价格规律和搭便车就是普适机制，因为它们在大量场合下都会有一定的作用。笔者在后文中会专门分析的偏好伪装(preference falsification)也是一个普适机制。比方说，我们经常会听到“现在的青年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这样的言论。我们也会经常听到对以上观察给出如下的解释：“他们都是独生子女，从小被父母和祖父母宠坏了”。这个回答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仅在家长子女关系下才有意义的特殊机制：家长越宠子女，子女就越缺乏自理能力。其实，社会学杂志发表的大量建立在机制解释基础上的文章所刻画的都是一些只在某些具体案例中起作用的特殊机制。
二战以后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一般都会采取进口替代策略来生产原本要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的工业产品。为了保护新兴产业，这些国家都会对本国产业进行大量补贴，并对国际同类产品加收关税。其结果是虽然这些国家能生产一些新产品，但是它们的产品质量相对较低，造价高昂，难以与国际上同类产品竞争。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中总结出如下机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保护壁垒越高，被保护产品的成本就越高，在国际上也就越是缺乏竞争力。这也是一个特殊机制，因为它只针对进口替代产品的竞争力这一问题有效。
这一例子和前面的那个家长子女关系的例子刻画的都是特殊机制，但它们所揭示的规律却很相似，并且可以抽象成一个与原有案例无关的更具普适性的机制：任何形式的保护都会降低个人或者组织的自立能力和竞争力，并且形成被保护方对保护方的依赖。以上例子是想告诉读者，在发现了一个特殊机制后应当怎么通过抽象思维来获取更具有普适性的机制，从而增强研究的理论意义。
(三)特殊机制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普适性机制适用范围更大，也会受到更多关注。但这并不绝对。威尔逊是闻名全球的美国黑人社会学家。他的名著《真正的穷人》(Wilson，1987)想解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人解放运动后，美国黑人的总体处境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他的解释是：随着美国对黑人的歧视减少以及城市的去工业化，原来住在紧邻市区的黑人社区里的黑人精英大量移居到以白人为主的郊区，使得传统黑人社区的穷人失去了社区领袖，不但没有了学习对象，还失去了和主流社会人士接触的机会。黑人社区的境遇因此变得日益糟糕。威尔逊的分析背后是一个悖论性的关系：美国白人族群平等观越强，黑人精英就越可能搬离受到贫困和犯罪困扰的黑人社区，黑人社区中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士的境遇就会变得越差。显然，威尔逊提出的只是一个和美国黑人社区穷人境遇有关的特殊机制，但是此书一出版就暴得大名，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个例子说明，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即使答案仅仅是一个特殊机制，也可以获得很大的关注度。
与做美国研究不同，仅做中国研究的中国籍社会学家在美国较难立足。假设有一个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博士生想写一篇关于中国农民工进城的论文，想讲一个与《真正的穷人》类似的故事：随着大量的农村青年，特别是农村有知识的青年进城，中国农村成了“6199部队”(儿童和老人)的留守地。这一改变大大减少了中国农村的文化资本，导致农村传统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如果这就是论文想传递的信息的话，在美国也许连论文开题报告都通不过。即使开题报告通过了，凭这样的论文在美国也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个中原因很简单。对于大多数美国社会学家来说，中国故事只有在能论证或者引出一个具有一定普适性的机制时才有意义，否则谁会在乎一个只是与中国情境相关的特殊机制？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籍博士生来说，能通过经验研究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并找出一些特殊机制，其实也就很不错了。但是，这样的博士论文对于做美国研究来说是可以的，对于在美国做中国研究却远远不够。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中国学者得靠统计方法在美国高校立足，毕竟中国人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
在极少数场合，一个特殊机制的影响甚至会大大超过它背后蕴藏的普遍机制，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就是这么一个例子(Said，1978)。东方主义给我们讲了如下的故事：西方学者在研究“东方”伊斯兰文明时都带着一种欧洲优越感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偏见。因此他们的著作往往会把“东方”描写成一个原始、非理性、暴力、专制和落后的地方。他们的研究不但过度强调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不同，并且长期为欧美帝国主义服务。萨义德的理论表达的是一个特殊机制：西方学者对“东方”的偏见越强，他们的研究和分析就越不靠谱。但是，它的背后却蕴藏着一个更具普适性的机制：人们在阅读一个文本或异域文化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头脑中已有的知识框架与该文本或文化进行比对，并把自己头脑中的框架作为理解该文本或文化的基础。一个人大脑中原有的知识框架越强大，对某文本或者异域文化的理解可能就越偏颇。这其实就是一个著名心理学机制——阅读即猜测(reading is a guessing game，即阅读是读者把心中已有的框架与阅读文本进行比对的过程)——的特殊表达。本文读者中肯定有许多人听说过萨义德这个名字和东方主义概念。但是，虽然阅读即猜测是心理学领域一个广为人知的常识，我敢断定本文读者中知道这一机制的人不会太多。原因很简单：阅读即猜测的普适性使它与具体社会情景的链接相对松散，而东方主义的特殊性使它能和当时趋于上升的新左派学术和政治产生紧密关联，从而成为非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学理论、文化批评理论、后殖民文化研究和中东研究的起点。
(四)涌现机制
社会学中有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和方法论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holism)之间的争论。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坚持个体的意识和行动应该是解释任何社会现象的出发点，而方法论整体主义者则认为解释社会现象时只需要在该现象出现之前的种种迹象中寻找原因，而没有必要诉诸个体的意识和行动。笔者想在这儿提出涌现机制(emergent mechanisms)的概念。大家可能对涌现性质(emergent property)的概念更为熟悉。如果一些更低层级的社会现象在叠加后发展出了叠加前所没有的性质，该性质就是涌现性质。一般来说，涌现性质产生是因为出现了叠加前所没有的涌现机制。涌现机制概念也许能帮助我们超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看似重要其实意义并不大的论争。
某商品供不应求大家就会抢着买，该商品就会涨价；反之，某商品供过于求就会滞销和跌价。价格规律机制的确是个体意识和行动的直接结果。与价格规律相同，前文提及的搭便车机制或偏好伪装机制以及大量其他社会机制刻画的也都是个体的意识和行动与其直接后果之间的规律性关系。方法论个人主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是有道理的。
也有许多机制虽然与个体行为有紧密关联，但是却与个体行动时的意识没有直接关系。这些机制描述的是一些很难从一个和数个个体的行为中直接得出的因果关系。因为它们只有在更高的社会层面才会涌现，因此笔者称之为涌现机制。组织社会学中有这么一个机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组织之间的性质越接近，它们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而长期竞争会使得同类组织在性质上逐渐趋于不同。这是一个涌现机制，因为无论组织中个体怎么想和怎么做，这一机制都会存在，并且这一机制只有在组织竞争时才会得到呈现。笔者曾指出，部落联盟(而不是帝国)才是古代草原上稳定的国家形式(Zhao，2015)。这个观点的背后蕴藏着如下的因果关系：古代的技术条件决定了帝国的税收和控制只对定居者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游牧者不断随着水草生长而长距离迁移给帝国的有效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能让各部落在迁徙、草场范围、抵御共同外敌等问题上协调的部落联盟就成了较能持续的政体形式。我所阐述的也是一个涌现机制，因为该机制的存在与各个部落成员的意识无关，并且该机制只有在部落和国家层面上才会呈现。
有了涌现机制的概念，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争论意义就不大了。简言之，我们面对的是两类社会学机制：第一类刻画的是个体的意识和行动与它们导致的直接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类机制的产生不但与个体的意识和行为无关，并且只有在更高层面上才会涌现。方法论个人主义仅适用于前一类机制，对后一类机制来说，从个体的意识和行动出发来分析世界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会把我们引入各种误区。
(五)社会机制的正反馈特性
机制可以分为正反馈机制和负反馈机制两个大类。如果一个系统有信息输入端(A)和接收端(B)，所谓的负反馈机制就是当A值提高后造成B值提高，但是B值提高后信息的反馈将导致A值降低的一类机制。所谓的正反馈机制就是当A值提高造成B值提高，而B值提高后的信息反馈又将导致A值进一步提高的一类机制。负反馈机制具有自稳定效果，由负反馈机制主导的系统因此也被称为智力系统。正反馈机制则具有不稳定性，由正反馈机制主导的系统因此被称为无智力系统。在这里，我想与读者分享一个对于理解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社会学原理：主宰生物世界运行的主要是让生命系统趋于稳定的负反馈机制。但是由于人有通过策略取胜和论证自我行为正确性的能力，主导社会发展的就成了正反馈机制。
体温升高我们会流汗，体温降低我们会发抖。这都是恒温动物为了维持体温而产生的机制。吃饭会导致血糖浓度提高，血糖浓度提高会让体内胰岛素释放，胰岛素的释放会使得血糖浓度降低，这样人就不至于在饭后产生糖尿病症状。生命体要存活就必须在多变的环境中达到自稳定，各种负反馈机制起到的都是这个作用。但是人在社会中所追求的不仅是稳定，还有权力和成功。个人的权力和成功欲望越大，他改变周边环境乃至世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对权力和成功有强烈欲望的人士的追求就成了社会变迁的最大原动力。人的这一特性使得社会发展不再遵从生物世界的原则。具体来说，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机制要么是正反馈机制(例如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观和相应的理论)，要么是那些能在更大范围内产生正反馈效应的负反馈机制(例如，价格规律是个负反馈机制，但是由之而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与市场发展的关系则是正反馈的)。人类社会中的一些重要的负反馈机制都来自宗教和各种非自由主义世俗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应的制度和组织力量。这些意识形态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压抑人的权力和成功欲望的自然表达。然而，维系这些意识形态的制度虽然可以压抑大多数人的人性，却不能阻止人性(特别是有权力人士的人性)以各种扭曲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状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理性的政府决策就变得艰难，政治就会变得专制、复杂和丑陋无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耶克是有洞见的(Hayek，1944)。
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对社会机制的正反馈特性缺乏清晰认识，因而他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也显得天真和简单。社会机制的这一特征要求我们在方法论意义上建立如下的观点：(1)文化延续必须要由各种制度来维系，文化不是基因，不具有超越制度的稳定性；(2)人类社会完全不具有生物世界的自稳定性，历史不会有终结；(3)任何社会意义上的“成功”都是相对的，任何当今的问题解决方法都会给今后带来“麻烦”。
动物是没有智力的，但其生命系统却都是有智力的；人是有智力的，但是人类社会却是没有智力的。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时刻牢记。
四、机制解释的问题
以机制为中心的社会学分析在西方受到了阿伯特的批评(Abbott，2007)，但他的批评却不得要领。比如，阿伯特认为理性选择假设是机制解释的最大弱点。但是前文中已经指出，涌现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方式与个人的意识并无直接关系。此外，大量的对个体行为乃至人类社会形态有影响的生物学和心理学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方式也与个人的意识没有关系。
可是，机制解释的确存在着许多在诠释学(hermeneutics)意义上的紧张，也即对案例的局部性观察与案例本身作为一个客观整体之间的紧张，以及从局部资料中抽象出来的解释框架与事物内部真实的因果关系之间的紧张。具体来说，这些紧张主要是机制与宏观结构之间的紧张、结构/机制与行动者之间的紧张、归纳性机制分析与演绎性机制分析之间的紧张，以及社会学机制解释不得不面对的过度决定和重要性多变两个诠释学难点。
(一)机制和宏观结构脱节
笔者在前文中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干多干少都一样，因此搭便车就成了限制经济效率的重要机制。这里不但运用了微观社会机制，即奥尔森的搭便车困境，并且强调了宏观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让该机制变得重要的结构性条件。古尔德(Gould，1991)指出巴黎的社区网络是巴黎公社武装的一个重要的动员基础，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了使巴黎的社区网络变得重要的宏观结构条件——塞纳省省长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的巴黎城市改造计划。在这两个例子中，微观机制分析和宏观结构分析是互补关系，而不是对立的方法，并且宏观结构条件和微观机制在分析中可以互为情景，相互印证，从而加强了解释的可信度。然而，在当前占主流的中层理论的理念指引下，西方社会学却存在着微观机制解释与宏观结构理论严重脱节的倾向。
例如，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大量的美国学者致力于通过精细的实验设计和复杂的统计来分析中小学教育手段与教育质量之间的机制性关系。但是稍微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教育手段，而在于穷人集中的街区的学校没钱请好教师，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能也不愿出钱解决问题。在实验社会学和实验经济学领域，学者们到非洲和其他经济欠发达国家做了各种实验，以证明在这些国家中影响经济发展的高交易成本问题可以通过一些极其简单的方法，比如鼓励经商者加强相互信任，或者让经商者接触各种先进理念得到解决。殊不知，对于大量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影响其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在外是国际政治的制约，在内则是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的滞后(Evans，1995；Zhao & Hall，1994)，而不是什么商人的观念或者商人之间的信任。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诸如网络、组织、资源、机会和策略性话语这些似乎能给社会运动带来直接正面效应的、在逻辑上属于中间变量的因素(McAdam et al.，1996)，从而忽略了“为什么同样的策略性话语在不同的情景下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为什么在有些情景下某类社会运动能获取社会的广泛支持，而在另外一些情景下同类社会运动就得不到广泛支持”这类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在宗教社会学领域，西方社会学家往往会从宗教组织所处的社会网络(Snow et al.，1980)、宗教的组织和制度性特征来分析宗教势力的消长(Stark & Finke，2000；Finke & Stark，2005)。殊不知解释任何一个宗教的消长不能仅看其本身的组织和制度，而要看宏观的政治环境如何让该宗教的组织和制度特征发挥出来(Sun，2017，2019)。
在中层理论思想的指引下，西方社会学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找到更可靠的具有实证性的机制和变量来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是去分析那些机制和变量在具体情景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与宏观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就是似是而非、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长知识不长智慧的学问在社会学中大行其道。但是，微观机制和宏观结构的关系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其难点在于：人类有意无意的行动会改变某一微观机制甚至宏观社会结构在给定时空中的重要性，会创造出新的机制和宏观社会结构，并且会近乎无穷无尽地改变机制和宏观结构的组合方式。这就使得微观机制和宏观结构的结合问题成了一个需要一事一议的经验问题，而不是靠提出微宏观链接概念就能统一解决的理论问题。
(二)结构/机制和行动者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的着力点自然应该在机制或者结构/机制分析上，但人并不是社会机制或结构的奴隶，而是具有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马克思有过两个充满张力的阐述。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2012a：138)提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但是他又说，“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在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2012b：669)又提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我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两段意思相近的话背后想传递的信息是很不同的：前文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后文则更强调社会结构/机制对人的行动的限制。马克思可以根据文章的目的对人和社会结构/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不同的阐述，而我们对在社会结构/机制限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那么，问题就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结构/机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以下我扼要介绍六种都不尽完美的观点或方法，希望读者能理解这个问题的难度所在。
一是传统结构/机制分析。采取这种方法的社会学家有的也许真的会认为“革命是到来的，不是创造的”(Skocpol，1979)，换句话说，他们会认为社会行动者，即便是革命领袖，也只是社会情形或者说结构/机制的产物。但是对于大多数社会学家来说，采取结构/机制分析视角应该只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妥协，或者说他们在哲学层面上并不否认社会行动者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只是想从结构/机制视角来分析某一具体社会现象，使我们能看到结构/机制视角在分析某一问题时到底能走多远。当然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首先，一旦采取这一视角，社会学的叙事应该怎么进行？在叙事中社会行动者是以被某种结构/机制编了码的机器人出现，还是以结构/机制的囚徒出现(即结构力量太强，行动者的行动后果性不大)？其次，一个学者的逻辑能力越强，他叙事的自洽性也就越强。因此，某个学者之所以被认定为是结构/机制决定论者，也许只是因为他的叙事逻辑太清晰。
二是围绕人物/事件的时间序列叙事。大多数历史学家会采用这种叙事，革命者和主要关注大人物的政治学家也喜欢采用这种叙事。这类叙事的故事性强，因此往往能引人入胜。但是，这类叙事由于结构松散，更容易引入研究者的个人因素。因此，如果采用这类叙事的是一位大师的话，即使他的叙事很片面，我们也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但是，这类叙事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弱点：其一是作者的个人特色(idiosyncratic)太强，因为材料掌握程度不同、领悟力不同以及个人价值观不同，不同作者对同一事件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叙事。其二是门槛太低，围绕着人物/事件的时间序列叙事是不需要任何训练就可以完成的叙事方式。对于在文本功夫上“家法”较严的历史学来说，这一问题还比较小。但是对于中国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些相对较新、专业准则尚未建立得很好的学科来说问题就大了。我想点明的是，虽然以事件、关系和过程为核心的时间序列叙事在西方社会学中得到了很大的关注(Abbott，2001，2016；Emirbayer，1997；Sewell，Jr.，2005；Tilly，2002)，我们切切不可忘记这是美国的前沿学者对于自己国内高度专业化的、有过度定量和静态机制分析倾向的社会学的反制。其实，优秀的社会学家在分析中都会考虑到事件、关系和过程，只不过他们最终想揭示的是事件、关系和过程背后的结构/机制逻辑，而不仅仅是故事的事件、关系和过程本身。但是自从西方社会学的一些领军学者提出了各种新叙事概念后，不少青年社会学家为了发表方便，直接把这些新名目作为“理论”，结果是出现了一批问题意识发散、不讲机制、没有因果、不懂行动者的权力和约束而只有个性化叙事的文章和著作。当前中国社会学专业水平还不能与美国相比，国内不少学者也没有很好地掌握机制解释。因此，如果我们在没有学好走路前就开始跑步，也跟着美国前沿学者对“中层理论”展开批判，中国社会学就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逻辑混乱、学术基本功极差的学者狂欢的舞台。其三是学科合法性的问题。社会学的核心是结构/机制叙事，而不是事件/过程叙事。如果大多数社会学家都热衷于围绕着历史转折点、历史性时刻，或者分水岭事件这些概念去建立各种事件/过程序列叙事，那么社会学不就成了历史学了吗？
第三，把历史分成普通时期和特殊时期(或称稳定期和动荡期)是处理结构/机制和行动者关系的一种妥协方式(Swidler，1986)。在普通时期，社会结构和相应的某些机制有主宰性力量，但是在一些特殊时期，比如革命前夕，或者某公司或国家的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出现重大裂痕之时，原来占据主导的结构和相应的机制就有可能被打破，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因而也就变得重要起来。这个想法很符合我们对历史的理解。问题是，我们应该采用什么准则来判断什么是普通时期，什么是特殊时期？是否仅仅因为我们喜欢的某些人物或者某类事件成功了，我们就把那个时期定义成特殊时期？普通时期和特殊时期的概念对经验研究来说有一定启发意义，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机制和行动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并没有一套公认的区别普通时期和特殊时期的准则，个人价值观难免会以各种方式从后门潜入。
第四，处理结构/机制和行动者关系的另一方式是把历史分成长时段(longue durée)和短时段(Braudel，2009)。其背后的逻辑是：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在短时段内会有很大作用，但是在长时段，行动者的作用就会变得有限，而结构/机制的力量就变重要了。这听上去非常有道理，但是，首先，它不能提供经验层面的解决方案。比如，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了二十多年，时间不算长，但是过来人是绝不会把它看作短时段的。更何况国民党这一时期的统治对今天的政治，特别是对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还有重要影响。其次，历史上也发生过一些具有不可逆转性的分水岭事件。秦始皇统一中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法国革命以及蒸汽机的发明就是这样的例子。虽然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结构性原因，但是特殊人物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容被忽视。
第五，非企及结果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该思想与马克思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但是，马克思更强调社会结构/机制对行动者的思想、行为和历史作用的限制，而非企及结果强调的是由于受社会结构/机制条件的限制，社会行动的后果一般不会是行动者预想的结果。从这个意义来说，非企及结果思想平衡了那些强调社会行动者力量的观点，对那些整天想搞各种系统工程和顶层设计但结果往往是不断折腾社会的领导和天真的知识分子是一帖清醒剂。但是，非企及结果这一思想也解决不了结构/机制和行动者之间的紧张。以国家的政策意图和政策的实际效果的关系为例，虽然政策的实际效果对于政策意图而言总是某种非企及结果，但是两者之间的关联度却可大可小。
第六，对于结构/机制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的另一个理解可被称为广义结构说。在这一理解下，社会结构/机制是多元的，不同的行动者虽然都以为自己有能动性，但他们其实只能挣脱社会结构/机制的部分制约，同时不得不被另外的社会结构/机制所束缚。某个社会后果的产生与其说是某些行动者能动性的结果，不如说是某些社会结构/机制在某些行动者的推动下占据了上风。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在哲学层面来解决其实永远也解决不了的结构/机制和行动者的关系问题，而只要解释为什么代表某些社会结构/机制力量的行动者在与其他行动者的冲突和竞争中占了上风，从而确定了某一时期的历史走向。比如，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史中，毛泽东显然代表了注重中国特殊情况和中国传统社会抗争经验的本土派，而王明则代表了注重马列主义教条和苏俄经验的留俄派。从这个理解出发，毛泽东和王明的斗争不仅是个人之间、两条路线之间的较量，还是两个不同结构性/机制性观念之间的冲突。因此我们在强调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需要分析毛泽东在党内逐渐占据主导的结构/机制性原因。
以上六个视角都有不同程度的弱点，笔者并不能提出一个最优方案。但是每一个视角都有自己特色，并且背后都有数量不等的优秀著作。我的观察是：在社会学中，大量的优秀著作集中在第一和第五类观点上。第六类观点是我写本文时的发明，并没有人专门谈过，但是隐含此类观点的研究并不少。第三、第四类观点虽然被广为接受，但是它们往往是一些重要著作中的辅助性观点。持第二类观点的优秀著作除了社会科学家的一些理论探索之外(Abbott，2001；Sewell，Jr.2005)，基本上都是由历史学家完成的。毕竟社会学的特色是结构/机制叙事，而不是历史学的事件/时间序列叙事。此外，如果一个社会学家在多年训练后仍然对结构/机制叙事不得要领，他的事件/时间序列叙事能力也不会强到哪儿去。
(三)是归纳还是演绎
人类认知一直受到如下的困扰：通过经验归纳得来的规律完全可能是错误的，而通过推理演绎获得的规律却又可能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自然科学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通过严格的实验条件控制来保证演绎和归纳在实验室条件下的统一，但是社会学做不到这一点。
在常用的社会学方法中，访谈调查时访谈者和被访谈者的性质(包括知识面、性格和价值观)以及两者之间的交流方式都得不到有效控制；参与式观察所能观察到的往往是研究者能够和愿意接收的信息；历史文献方法面对的都是前人带着各种目的而留下的材料；网络方法很难对取样进行有效控制，而且研究结论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问卷调查最多只控制了问卷设计者注意到的和想控制的变量，并且调查结果会显著地受到提问方式和被访者理解能力的影响；博弈论方法得出的是给定机制和前提条件下的演绎，完全不能保证任何相关社会现象确实会按照作者的演绎逻辑去发展。行动者计算机模拟法(agent based simulation)对环境、对机制、对人的行为模式都加以设定，模拟结果基本上只有启发意义。这些社会学方法有的倚重经验归纳，有的倚重逻辑演绎，但都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控制实验。
演绎和归纳的分离给社会科学带来了两个十分常见的逻辑错误。第一个是把通过演绎得出的机制当作经验来总结。这一点在经济学中尤其明显，其次是政治学。例如奥尔森(Olson，1965)的搭便车理论明明是一个在多个假设条件下通过演绎得出的社会机制(就像马尔萨斯方程是一个在多个假设条件下可以通过演绎得出的单种群动态机制一样)，但他却煞有介事地把它描述成一个似乎是从经验现象中总结出来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而他的反对者也煞有介事地试图通过经验事实来否定他的理论。奥斯特罗姆还因此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Ostrom，1990)。在生物学领域，如果有个学生想写本科毕业论文，声称想通过证据来证明马尔萨斯方程不能预测任何一个种群的动态，指导教师肯定会否定这想法(因为用通过经验归纳得出的结论来证明或否定某一通过演绎而得出的机制是毫无意义的)。但是，生物学中连本科论文都不能做的课题在社会科学中却能拿诺贝尔奖。这类现象比比皆是。当然，我并不是要彻底否定类似奥斯特罗姆的工作的意义，而只是想在方法论层面上指出这类工作的一些严重缺陷。第二个错误是对局部经验现象进行演绎。例如，黑格尔根据他非常有限的历史认识就提出了著名的线性史观，其实是走入了一个人人都很难避免的误区：把局部知识当作历史经验，把最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变量和相应机制当作广义理论，把自己的眼睛所及当成了世界。
演绎和归纳的分离还使得社会学理论的经验意义严重缺失。在自然科学中，理论指的是数个在逻辑上相互关联、能用来解释一类经验现象的因果关系命题。这些命题的核心既可以是法则也可以是机制。牛顿定律是理论，因为它能用来解释几乎所有的经典物理学意义上的物理现象；DNA的双螺旋结构是理论，因为由这一化学结构产生的化学机制能用来解释许多生物化学现象；甚至马尔萨斯方程也可以被视为理论，因为它至少能解释在实验室条件下单个种群的增长模式。但是由于演绎和归纳的分离，社会学理论很难对经验现象给出确切的解释。
我用库冉(Kuran，1997)的伪造偏好理论来说明社会学理论所面临的这一困境。库冉对机制做了如下表述：在许多情况下，一个组织中的许多成员早已知道其内部的问题，但是无人敢说真话，愿意迎合权威的却不在少数。这种现象越严重，该组织背后隐藏的危机就会越大。到一定程度时，如果有人像皇帝的新装故事中的那小孩一样突然站出来指出当前的危机，其他人往往会相机跟上，于是这个在局外人眼里还是一片太平的组织就会突然走向崩溃。库冉在演绎逻辑上没有任何错误，他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经验现象也有一定启迪意义。但是，库冉却想用伪造偏好机制来解释苏联的突然垮台，这势必就会在经验层面上带来很大的问题。伪造偏好机制对于苏联的垮台来说并非一点作用也没有，但是苏联的垮台是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严重的民族问题、僵化的经济体制、衰退的军事实力、入侵阿富汗带来的沉重负担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失误都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历史既不可能重复，也不能通过实验来论证。因此，通过演绎建立的伪造偏好理论几乎不能解释任何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经验现象。
社会学中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和经验事实之间难以愈合的分裂导致了许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理论”这一概念被滥用。既然传统的以机制为基础的理论几乎不能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特别是一些极其重要的经验现象，自然科学中对理论的理解在社会学中也就失去了权威。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新概念，无论其性质如何，都可能会被标记为“理论”。其中有些概念，比如他者(the other)、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惯习(habitus)、阈态(liminality)有一定理论意义，但是绝大多数则并无意义可谈。人类学、文化历史学和定性社会学等专业方向的不少学者以提新概念为己任，空洞的概念层出不穷，而作者只能通过似是而非的复杂语言来掩盖经验感与演绎能力的缺乏和想象力的苍白。
演绎和归纳的分离还导致社会学叙事中出现了解释派和过程派(此处应理解成笔者为行文方便而构建的理想型，不少学者在这两派之间)，并由此导致社会学中结构/机制叙事和时间/情景叙事的严重分离。解释派(以社会学家为主)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通过解释不同案例之间的异同来寻找具有普适意义的机制和规律(Mahoney et al.，2003)。较为强硬的解释派学者甚至认为人的策略和自我价值论证特性是始终存在的“常量”，因而与所解释的“差异”无关。斯考契波(Skocpol，1979)的著名论断“革命是到来的，不是造就的”代表的就是这一观点。过去以解释为目的的优秀作品虽然不少，但从总体上来说，由于比较案例中有大量的因素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也由于我们马上就要涉及的机制解释在逻辑上有一些问题很难克服，许多名著在经验上甚至逻辑上都是漏洞百出。它们的价值主要在于启发，而不在于提供准确的解释。支撑这些名著形成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不是社会科学方法，而是作者的品味。
(四)机制解释的过度决定和重要性多变难题
我们已经讨论了机制解释三个很难解决的紧张：微观和宏观的紧张、结构/机制和行动者的紧张以及归纳和演绎的紧张。但是对于经验现象的解释和预测来说，机制解释还有两个更为迫切的问题。下面笔者将从社会学与生物学的区别出发，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简要说明。
生物学也是一门以机制解释为中心的学科，而且机制解释在生物学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却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来源于人与生物的根本区别：生物依靠本能生存，而人却是一种讲策略并且会论证自己行为正确性的动物。生物的本能决定了生物学是一门科层科学(bureaucratic science)。这里采用科层科学的概念，指的是绝大多数生物机制都有特定的作用和作用方式。比如，出汗降低体温这一机制只有在发烧时或剧烈体育运动后才会启动，而且人的体温在此时降低也肯定是由出汗导致的。生命现象虽然复杂，其机制的运作规律却十分机械。某个机制在什么时候起作用，怎么起作用，以及起多大的作用都按部就班，好像一个运行严密的科层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设计一个很好的控制实验，在理论上我们就能找到未被控制的因子之间的关联及其背后确切的机制性规律。
社会现象就复杂了。人类讲策略的倾向和自我论证的能力使得社会机制获得了许多生物机制所没有的特性，其中过度决定和重要性多变两个特征给社会学的机制解释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过度决定难题
社会机制本身就多如牛毛。此外，来自国家、公司或者组织的一些法律、政策和规定都会无意中附带产生大量机制，人类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还可以设计机制，甚至通过改变策略和组织形态把许多作用相近的机制动员起来为自己服务。其结果就是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方向相近的机制，致使社会机制和经验现象之间产生了广泛的多对一关系，即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现象，我们都能找到多个——有些甚至是和经验现象毫无关系的——解释机制(equifinality)。因此，从诠释学的角度来讲，社会现象都是过度决定的(over-determined)。过度决定这一事实给社会学家自身的价值观和秉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天地。面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迟缓这一现象，文化论者看到的是落后的文化(Rostow，1960)，左派学者强调的是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削(Cardoso，1979)，国家中心理论者看到的是微弱的国家能力(Evans，1995)，制度主义者认为该国市场的交易成本太大(de Soto，2003；North，1981)，重视教育的人士眼里则是该国落后的教育导致的劳动力素质低下。只要一个人有逻辑能力，他的故事就会有自洽性。因此，在社会学中，从机制出发的解释所反映的经常是作者的眼睛和机制本身的逻辑，而不是经验现象背后真正的规律。
从根本上讲，一个学者对哪些机制比较敏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个性和价值观。自由主义的真诚信徒往往会对价格规律以及各种相应机制的优点比较敏感，而对其他机制的存在以及价格规律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则比较麻木。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会对价格规律的负面性、各种生产方式所对应的社会矛盾和机制比较敏感，而对其他机制则有所忽视。
过度决定现象给我们带来了以下事实：对于任何性质的社会学文章或者书籍，只要该文章是从机制角度来回答问题的，我们总是能找到另外一个机制以及相应的证据对该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试以古德文的著作《别无他途》(No Other Way Out)(Goodwin，2001)为例，该书想解释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地区的革命运动在结果上的差异，就东南亚来说，古德文指出，东南亚各国的革命运动呈现如下差异：越南革命成功了；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虽然共产主义运动波澜壮阔，革命却没成功；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则从来都比其他三个国家来得弱。对此，古德文的解释如下：造成东南亚不同国家革命势头强弱和成败的第一个因素是“二战”期间日本的殖民统治方式。印尼在日本入侵前已经有了较强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因此日本人能以解放者自居，支持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得反日的共产党民族主义运动在印尼的发展较弱。但是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国在日本入侵前没有强大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日本人不但很难以解放者自居，他们的入侵还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共产党民族主义运动。第二个因素是西方殖民者的统治方式。法国在越南实行直接统治，对当地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严厉镇压，并在政治上排斥地方精英，因而促进了反法统一战线的形成。而英国和美国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间接统治(在殖民地办学校、建立法制、培育当地中下级官僚、推行自治)笼络了当地的精英，阻止了反西方殖民主义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古德文的论点背后的机制和逻辑都很清晰，无可挑剔。但是要批判他却非常容易。比如，我们可以说古德文在解释中小国家革命运动的成败时忘记了地缘政治。看地图就能一目了然：越南背靠中国，有中苏两国的直接支持，因而革命取得了胜利；而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远离中国，且在“二战”后始终处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之下，革命自然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2.重要性多变难题
机制在生物学中的重要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例如，不管我们是否懂得跑步出汗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跑步时我们都会出汗。社会学就复杂了，人不但能设计机制，还能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改变某些机制的重要性。市场机制在现代社会变得如此重要，是早期现代欧洲的国家精英与中产阶级共同推动的结果(Polanyi，1957)。计划经济下干多干少一个样，因此搭便车就成了制约生产效率的重要机制。此外，一旦当人们认识到某机制的作用后，该机制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就会产生变化。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机制及其后果，并且强调经济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愈演愈烈，但事实上经济危机的规模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扩大。这并不是马克思的理论在机制层面上错了，而是因为20世纪初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得西方的统治精英和经济学家都看到了经济危机的可怕，于是就出现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使得经济危机的产生机制不再具有20世纪初的巨大破坏力。
走笔至此，笔者愿意援引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这句名言。这句话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就本文来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任何我们能够总结出来的结构/机制性规律都是可道的道，因此它们都不可能是不随时空而变的常道。总的来说，笔者对以机制解释为中心的社会学方法深表同情。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规律性机制，这一点不容否认。此外，社会学的叙事一旦不以机制为依托，它与一般性的故事就没什么根本性的区别。社会学这门学科也就不复存在。但是，由于人类的某些特点，社会学的机制解释的确不得不面对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
本文试图达成三个目的：一是强调机制解释是社会学最为关键的分析方法；二是指出社会学家对机制概念和机制解释的一些常见的误解，讨论社会机制的一些主要性质和基本类型；三是讨论机制解释在诠释学意义上的一些主要缺陷。当然，面对机制解释的这些缺陷，社会科学家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优秀的社会科学家不但会对机制解释的某些缺陷有所认识，并且一直在努力弥补这些缺陷。在下一篇文章中，笔者将专门介绍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的努力。
本文作者感谢孙砚菲以及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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