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最近在香港华人身上贴了一个标签，说他们“粗鲁暴躁”。

这份周刊其实是要借“粗鲁”的香港人，反衬菲律宾人的可爱。文章说，菲律宾一穷二白，人民纷纷到国外出卖劳力，受尽外地雇主的欺凌，香港雇主便是典型的例子。

西方主流媒体在形容个别族群时是很小心的，特别是自己国内的少数民族。美国传媒在谈论国内黑人时，绝不敢用任何具有种族色彩的字眼。英国报纸在提到国内人数日益壮大印度次大陆移民时，也是十分“政治正确”。

可是，当它们在描绘各地华人时，似乎就没这么多的顾虑。其中的原因很多，留美中国异议分子王丹最近在《明报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许提供了一点线索。他说，在许多美国人眼里，国内各大城市的唐人街，代表了整个华人世界。

欧美城市的唐人街，给予人的印象是既脏且乱，而且散发着铜臭。此外，唐人街的“唐人”，在政治上是沉默的一群。结果，西方人不但鄙视华人，在批评时也似乎没什么顾虑。

西方人对华人较不客气，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各地华人的经济成就，加上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使西方人下意识地把华人当成竞争者或敌对者。九一一事件虽淡化了这种敌意，但是西方人的观点还未完全扭转过来。

他们对华人肯定存有偏见，但是他们的批评也不是毫无根据。华文世界的作家当中，许多曾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族人的陋习和劣根性。在过去，五四运动作家指中国人的奴性和保守性格，造成中国积弱不振。现在，各地华人的经济条件改善了，在许多华文作家和评论者笔下，他们变得财大气粗，十足暴发户模样。

无论是中港台的华人，还是东南亚的华人，都有这样的现象：个人的行为和修养，赶不上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可能已经接近第一世界的水平，但是个人的行为举止可能还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

香港作家陶杰曾这么形容华人爱喧哗的陋习：“在国际航机上、在外国各大城市的博物馆、图书馆、观景点，都时常可以看见上海人、北京人、香港人，目中无人地以自己的方言大肆喧哗，令本地人面上露出鄙视的神色。”

香港传媒最近报道，泰国政府在一些旅游景点竖立华文告示牌，劝人不要随地吐痰和抛垃圾。这些告示牌显然是针对华族游客，一些中国游客因此感到不满。

其实，爱喧哗、随地吐痰，是公认的华人恶习，我们应该感到惭愧才是。

从其他亚洲人的角度来看，华人的恶习恶行，还有比喧哗、吐痰更糟的。《经济学家》杂志说，许多香港人对待家中菲佣，极尽刻薄之能事。

在新加坡，虐待女佣的事件层出不穷。肇事者在面控时，都不忘告诉法官，他们的生活压力大，他们是一时冲动。他们也许不知道，菲律宾和印尼报纸在报道他们的暴行时，流露的是浓浓的怨恨和很深的民族耻辱感。

在其他亚洲人眼中，华人也是“经济动物”，唯利是图，而且斤斤计较。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指责是出于妒忌。不过由财富的分配引发的种族矛盾，是东南亚华人不可忽视的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他们的问题。

近年来，在金融风暴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下，许多亚洲国家不进反退，中国的经济却是一片兴旺，成了各国吸引外资的强劲对手。这样的发展，为区域内原本已是暗流汹涌的华族和非华族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变数。

越来越富裕的华人应该怎么做，才不会让人觉得面目可憎？

日本人是过来人。他们的经验有可资借鉴的地方。三十年前，日本人的“经济动物”形象，以及他们的“寻春团”，在一些亚洲国家引发一波波的反日浪潮。此后，日本人痛定思痛，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慷慨的经济援助，并且在各处投资设厂，大大缓和了东南亚人的反日情绪。

日本人靠的也不全是“银弹攻势”，他们也善用文化的魅力。我们常责备日本人对战争暴行缺乏悔意，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文化精致的一面。也因为如此，在各地华人社会，反日和“哈日”的现象，经常交替出现。

此外，日本游客是出了名的文静有礼，与陶杰笔下的典型华人游客，形成强烈的对比。

中国的崛起，各地华人社会的兴旺，自然会引起其他国家或族群的不安。当人们感到不安时，难免就有抗拒和抑制的心理。如果华人喧嚣的形像未除，人们要围堵或抑制华人时，可能变得更加振振有词。

中国领导人显然明白这一点。他们展开外交攻势，积极同亚洲国家建立睦邻关系，强调中国带来的是商机，少谈彼此竞争关系。

但是，领导人的努力，必须获得人民的配合，否则成效有限。

美国布什总统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问道：“为什么他们（恐怖分子）这么恨美国人？”

如果华人不小心，难保不会遭遇同样的恶运。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问：“为什么人们这么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