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告别政坛时，通过各报记者向新加坡人发出这样的忠告：新加坡很小，影响不了世界，却处处受世局影响。我们要懂得自量，避免自我膨胀。

吴博士是新加坡国民经济和国防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话自有根据。

有历史视野的人，都有忧患意识。人有旦夕祸福，国家也是一样，特别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小国。一百年后，新加坡还会不会独立存在，相信有识见的人会抱保留态度。

可惜的是，有历史观的国人不多。许多人的历史知识，最远不过是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历史视程短，人们容易产生各种幻觉。历史学家钱穆说，近代德国人成就高，但是因为历史短浅，自觉已经登峰造极，民族优越感无限膨胀，最终导致世界大战。

我们比较幸运，还未产生登峰造极的幻觉。但是一些国人最近向他国粗野的指指点点的行为，也够令人胆战心惊。

本地两家英文报纸，最近有一些年轻人“大义凛然”的笔伐中国，指它不尊重人权和民主，因此不配办奥运会。其中一名《海峡时报》读者在文章中，干脆把中国人叫着“支那人”——这个具殖民主义色彩和侮辱性的称谓，至今只有侵华的自大日本人用过。

这名年轻人还声称他是与几名20几岁的青年，联手写这篇文章。激怒他们的是《海峡时报》副刊主编林耀辉（Richard Lim）所写的一篇评论。他在专栏文章中吁请本地精英多关注多了解中国的发展，不要盲目跟随西方人批评中国。不料，这群青年反唇相讥：“你为什么不移居到中国去？”

大谈中国威胁论

他们还大谈中国威胁论。写道：“中国对别人的饭碗，对他国的安全造成威胁。我们应该感谢美国人，感激他们遏制了‘支那人’的威胁。”

细想起来，这些青年的成长过程，恰是美国文化全面登陆的时候，也是国家刻意淡化种族情感的时候。他们表明自己有别于中国人，亮出胸膛上奋起为新加坡的刺青，爱国激情的确令人感动。这是国民教育成功的一大例证。

但是，他们的那股傲气和霸气，也令人直冒冷汗。也许是在美国文化怀抱中沉醉久了，产生了一种身在世界主流，甚至身在世界中心的错觉，误以为尽得天下之道，有资格向一个在他们眼中仍然“落后”的亚洲国家指点江山，一下子民主，一下子人权。

中国不完美的地方，中国人心中有数，不然朱镕基总理就不必在推行改革大计时，发出“给我留一副棺材”的豪壮之语。连绵数千年的文明自有其调节的能力。西方人爱居高临下批评人，有时会显得不自量力。有人曾这么说：“数千年以前，当中国人创造了人类最发达的文明时，欧洲许多地方的人还住在山洞里。”

中国的崛起影响世界，各地的人都有评议的权利。问题是对于中国这样复杂的国家，见树又见林的论者难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地分析这个文明古国所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可是一些美国论者写出的却是偏见处处的翻版“黄祸论”。本地高举人权民主大旗的青年，语气和用字，同这些评论如出一辙，很有鹦鹉学嘴之嫌。

竟然称中国为“支那”

爱国青年文章中“支那”的称谓，也颇值得玩味。日本统治者上世纪初发动侵华战争时，称中国为“支那”，目的是要贬低中国人，让人民觉得自己侵略的是野蛮落伍的民族。如果用“中国”这两个日本人熟悉的汉字，给日本士兵的心理压力太大。

新加坡青年骂人，是否也流露出自大又自卑的心理？

一些新加坡人对中国的态度，同一些挟洋自重的香港人和台湾人很相似。我们是“亚洲小龙”，常摆出高姿态，一幅历史新贵的模样。香港人精心塑造了“阿灿”的形象，台湾“哈日”政客则以唱衰中国人为荣。

现在，北方巨龙真的醒来了，小龙们倍觉压力，忙着应付所谓的“经济中空”问题。

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说，中国经济发展之快，出乎世人意料之外，把许多国家从安乐窝中惊醒，显得有点手足无措。

许多人不但手足无措，还显露不很平衡的心理。原本很有优越感的人，更是如此。

其实，客观来说，中国的崛起，不等于他国的沉落。正如贸工部长杨荣文准将最近所说的，这辆经济大卡车目前还以低速档前进。西方大国和亚洲小龙，在科技和管理上还有优势，只要争气，懂得如何加速，应该不必太担心。

我们与中国，是可以双赢的。要一起发财，该做的事很多，其中的一件是先放下身段，先放下文化的包袱。

吴庆瑞博士当年劝我们，要紧密观察世局变化，要懂得随机应变。唯有这样，我们这个小岛国才有立足之地。

许多专家预测未来数十年，美国依然领先，中国将紧追在后。我们自认精通西学，如果也能精通中国事务，真正做到学贯中西，也许可在两强之间辟出一条长远的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