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我们这个流行乡愿、惧官的社会里，对既有体制的“服从”即便不被视为美德，也会被当作生存法则而反躬践行。而即便抱持常理的“不服从”，也往往会被视为“逆上的异端”。

“公民不服从”是美国作家梭罗开创的一项现代理论，被应用于从印度独立运动、美国民权运动、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到当代西欧反核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公民不服从”拒绝整体改造论，否定暴力革命论，是公共意义上的个人或集体维权。以己身去违抗不合理法律或不合法处理方式，在西方被称为“公民不服从权”。

湖北青年孙志刚抗拒收容遣送的“恶法”而惨死，河南小伙孙中界气愤于“钓鱼式执法”而自残小指，都是曩日中国“公民不服从”的显例，只不过他们付出了太高的代价才得以平反昭雪。

过往数年基层发生的诸多事件，同样隐含着“公民不服从”主题，只是由于环境特殊，很难留下一手的影像资料。而近日在中国东南部某海岛城市，一桩仍未了结的小贩与执法单位冲突案，由于事件本身的见仁见智以及多个现场视频的流布，而得以成为一桩可以公开讨论的公共事件，从中可窥见当下中国“90后”进城务工人员的“公民不服从”潜质。

单从视频的现场画面看，为妹妹维权的姐姐的广场效应十足。除了偶有的动粗，她大多数时间都在向周围的群众宣示抗议：“（执法人员）拿着公家的工资，自己家的做主……你们家是不是就是法律？……凭什么拉我，你们打我怎么办？怎么算？……叔叔阿姨看着不顺眼的过来帮一下忙！”她在第一次被众男摁入面包车尾箱后又挣扎着出来，高举双铐强调自己没有犯法、不去警局。在视频最后，姐妹俩均被押入警车。5天后有报道称，王父和大女儿因涉嫌妨害执行公务罪被刑事拘留。

回过头来看，警方介入，随意铐人，是矛盾激化的转折点。但群众对警局“不是说理的地方”的成见，恐怕是更深层次的因素。日常生活中，市民被查扣超标电动车时，交警一般会好言劝说扣车后隔几天凭证交罚款即可取回，但事实上取车程序繁多，加上高额罚款，甚至被威胁拘留15天，很多市民都是放弃取车。这恐怕也是王父不让扣走拼装车的出发点。

小贩违章在先，家人护犊，咎无可辞，但执法方罚不当罪、动辄刑法伺候，却暴露了自由裁量权过大的弊端。事件中，“刁蛮”姐姐敢于公开质疑公权越界，颇能代表“90后”进城务工者胆识。用学者赵树凯的话说，市场化和流动，其实锻造了一代新农民，即富于抗争或曰敢于表达的一代。这就必然要求公权力在执法时，做到服务性的普法、预警在先，而不能把他们当作盲流、牛皮癣，试图以罚代管、以抓代教，那样于维护法律的尊严，并无裨益。更进一步地，立法如何兼及这部分务工者的感受，反映其心声，而不是只顾城市政府的政绩，也值得深思。

类似“刁蛮”姐姐这样的准“不服从公民”，在某些信奉“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官员看来就是“刁民”。“刁民”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稍不自制，也易滑入作奸犯科深渊。甘地为了维护印度反殖运动的纯洁，提出“配合拘捕”、“保护官员免受攻击”等细则，成功争取到英国人的尊重。而在当下中国，像雷闯以行为艺术反乙肝歧视，郝劲松以“复式诉讼”状告铁道部，河南沁阳八农民揭腐被抓后冷静讨说法，这些有节制维权的例子，无不透着智慧和韧性。而像杨佳、钱明奇、唐福珍那样的极端个案，可以同情但不足为训。

“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古罗马时代的西塞罗珍视“良法之治”；局部抗法是为了改良法律，以之保障人权，而不是回到无政府主义。倘把各种标志性的维权事件放到大历史中观照，会发现它们堪称启发治道变革的鲜活素材。温家宝总理在任内最后一次“两会”记者会上提到的人权入宪、物权法制定、选举法城乡平权、废除收容遣送条例、取消农业税等等仁政，当中就有不少是因为具代表性人物的血泪抗争才换来的修法成果。

胡适说：“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就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时代朝前走，物质上相对丰裕，精神还没有被虫化的小部分年轻人，莽撞一些，得咎几回，或许不能触动整部国家机器自我改良，但它打破了许多成年人的思维窠臼，适足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高尔基时代只有一个14岁的小男孩敢当众对他说“你看见的（集中营布置）都是假的”，而在公民意识竞发、“公民记者”满地走的时代，类似“你们家是不是就是法律？”的质问会频繁发生，直到顶托起一个人人可问责、在公开讨论中寻求妥协统合的公民社会。来源: 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