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中，必须要实现从追问立场的传统研究方式向追问范式的现代研究方式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通过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社会批判功能来更加有效地捍卫意识形态话语权，通过从传统解释框架走向新形态探索来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通过坚持科学方法来实现其党性要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话语权;传统解释框架;教科书体系

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无论是“重读”、“对话”还是“反思”，其焦点都是研究方法创新，也即是学界通常倡导的范式转换问题。这也把意识形态话语权、教科书体系与科学性、党性等等基础和敏感问题置于突出的位置。不过，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质，这些问题并没有从“范式”意义上得到清理，从而在直接意义上亦影响着新形态的哲学探索。本文主张，如果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突破，必须完成从追问立场的传统研究方式向追问范式的现代研究方式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能够通过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社会批判功能来更加有效地捍卫它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通过从传统解释框架走向新形态探索来扩大它的当代视野，通过坚持科学方法来实现其党性要求。

一

作为最彻底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看到了那些试图把阶级统治永恒化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清除意识形态的“无稽之谈”作为一种“具有地域性意义的斗争”加入到作为“历史活动”的“解放”之中，从而发展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雏形[1]。这既为现实的社会主义打开了了实践空间，也为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开辟了理论道路。从卢卡奇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问题具有长期的偏好，便源自其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来培养革命的主体，也即是葛兰西强调的“阵地战”或霸权斗争策略。这种策略在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那里，成为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的基本策略[2]。不过，正如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始终面临着一个基本的难题：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因为意识形态的非历史抽象和道德说教性质而对其持批判态度，在占据意识形态话语权推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如何保证我们自己不陷入非历史的抽象？

在理论上，当马克思提出意识形态问题时，他开创了一种政治视域，正如后来葛兰西提出霸权问题和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所表明的那样，这种视域的焦点在于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构和竞争，马克思之所以在否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关键在于既往的阶级统治都是试图把特殊利益解释成普遍利益而为这种统治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并进一步试图使之永恒化。而正如《共产党宣言》所阐明的那样，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之所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和主张革命，源自它的大公无私，源自其理论前提——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这种被称为世界观的历史科学，在实现自身历史使命——彻底的无产阶级解放——过程中，本身无须“把某种特殊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解决了既往一切意识形态的难题。并且更重要的，从“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这个立场出发[3]，马克思主义把自身置于不断改造现实的历史进程之中，由此保证，在反对阶级统治过程中，它自身不会出现颠倒的意识形态问题。

在这一点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最好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于彻底地改造社会而不是理论的说教。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本经验，亦是其理论成果的题中之义。如果深思这一点，我们在理论上就会有更加开阔的眼光，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出挑战的，除了作为历史残余的各种腐朽没落意识形态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历史使命过程中必然要反对的那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现实社会主义的缺陷和失误会造成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之普遍性信仰的质疑，而乘社会主义仍然不完善这一事实而生长起来的各种意识和思想亦会获得自己存在的土壤。这就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了问题：一味回避现实问题，停留在宣传、重复口号的层次上，我们的理论工作是否真正承担起了自己的使命。我们必须正视的是，行政化、官僚化的学术体制，空洞乏味、无病呻吟的八股文风等等大量问题，本身亦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受挑战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理论界就不能充分地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使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整合全国各族人民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推动历史和社会进步。

我们看到，在当前，一些马克思解读新模式的探索实际上从知识学角度纠正了传统辩护的绝对化和教条化之误，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进行意识形态辩护的新的可能性路径。例如，在当前的探索中，“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乃是历史地得以揭示和呈现的”这一理念应该说成为共识，也为从整个哲学（思想）运动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提供了积极的思路，这在当代中国语境中为解决立场追问优先于知识追问的传统做法之误提供了积极的基础。

在当前，为马克思辩护，即是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辩护，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必须把这种辩护扩大到对科学预见、社会批判和乌托邦想象的整合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从当代社会思潮变迁看，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当代中国扩散，并非仅仅因为中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是它们抓住了这些问题。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批判方面的缺席说成新自由主义思潮快速崛起的原因这种做法是荒谬的，那么无论如何下列说法是中肯的：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主动承担批判的使命甚至回避问题，将会面临讲坛化并失去听众的危险，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必然会乘虚而入。从这一方面看，如何抓住未来想象和社会批判的功能而不是将其留给新自由主义或其他思潮，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通过自身的社会批判功能来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其当代性的一个基本方面。国内有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4]，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问题要研究。例如，如何基于当代社会历史变迁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如何把社会批判变成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手段，而不是停留在发发牢骚的水平？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自我批评如何展开？

正是从上述理解看，在当代捍卫马克思主义之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时候，需要从传统简单地追问立场向追问范式和方法的研究思路转换，只有实现这种转换才能更好地完成这个目标。

二

摆脱教科书思维开辟新的生长点，一直是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趋势之一。虽然在这一点上仍然存在并且引发了不少新的争论和问题，但不能否认这一倾向的积极意义。因为，这一倾向不是批评某一本具体的教科书，而是在根本上努力摆脱以教科书形式体现出来的教条主义思维。

正如一些学者认识到的那样，在反思教科书时，焦点问题是唯本本是从的教条主义，而不是体系。当然，在客观上，由于教科书思维和教科书、传统解释框架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恰当的历史审理，当前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重要的误解，例如，一些学者把焦点置于用一个体系替代另一个体系的教科书争论上，又如有些学者在泼“教条主义”脏水的时候把体系这个孩子也泼掉了。因此，必须把对传统解释框架的反思与教科书反思区分开来。一方面，必须肯定对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体系进行重新表述的合理性。实际上，从第二国际以来，尽管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到底用哪一种表述更好一直存在着争论，但教科书却始终是教育广大劳动人民的最基本材料，并且这种争论本身也不断推动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认识深入。另一方面，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并非教科书体系的改革而是研究范式的更新。

在这里，就必须同时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实现科学革命时到底为我们奠定了何种科学基础，从第二国际、列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经验又给我们提出了哪些研究上的要求。那些基础和要求都使我们直接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怎样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

如果不正确地阐明这个问题，就不能保证自己在今天发展的新的理解范式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上。应该说，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反复出现。它表明一门学科传统研究范式的失效，也预示着它的新境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情况正是如此。随着社会历史实践的深入和理论思维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形态——辩证唯物主义和/或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传统教科书的反思，中国学者确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性质和形态上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见解。在一般意义上，新见解大量地出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提高自身解释世界的能力、对马克思主义随着世界的变化而更新理论对象从而扩大自己的基础和影响力，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当我们动员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全部哲学所提供的重要理论资源以及社会历史实践所产生的全部新成果时，我们始终面临一个难题：既然我们都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命题，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史上的思想革命”作为自己的言说前提，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的全部哲学以及其后的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严格地区分开来，否则就不能确立它的独特地位。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急剧学术化的背景下，不少学术成果在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某种特殊的视角或者提出某种对它的具体理解时，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党性这个更一般的问题“化”掉。

为了正确地基于新的范式进行新形态的探索，我们必须充分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马克思主义都被描述为科学，并按照学科体制进一步区分为历史科学、政治科学和其他科学。这样做，当然有其可以理解的原因。一方面，它的创始人，在反对资产阶级科学和清算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中各种错误思潮的时候，他们（主要是恩格斯）亦从真理（认识论）的角度强调自己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它的继承者和解释者，从第二国际时代的梅林、拉法格、考茨基、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列宁到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布哈林等，都有意识地从认识的真理性和实践的有效性方面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关键品质。这是在复杂的理论和政治斗争中可以理解的事实，亦是任何一种具有真理取向和实践旨趣的知识体系所不能避免的道路。

不过，必须同时承认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创新相比，在学术和理论上，我们并没有充分做好一件事，即随着自然科学和哲学思维的进展从逻辑上回应各种以新的科学范式名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这些挑战既包括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外部，例如从波普尔以及随后的拉卡托斯的理性批判主义哲学思路关于“科学”哲学的要求，也有来自内部，例如结构主义带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在总体上，20世纪的社会历史变迁和思想变幻，把人文科学的逻辑（体系）问题提到人们的面前。在这个问题展开中，客观主义/相对主义、科学/合理性/有效性/进步、范式/纲领/知识型/话语、解释学/实践等等大量旧的与新的范畴得到定义/再定义，它们实际上深刻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研究。我们当然需要借鉴其积极的理论成果，不过，同时也需要正确评价它们的意义和警惕它们的风险。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崇西方马克思主义，必然结果亦是从一个误区走入另一个误区。

实际上，每一个划时代的学说，都会重新设立科学的标准。我们已经熟知，自然科学便是这样。库恩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哲学家们提出范式问题来定义科学革命时，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科学的标准问题。当我们把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一类科学哲学研究称为历史（主义）学派时，我们肯定的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并不存在着独立的一成不变的科学标准。当然，我们不见得必须站到这样的历史主义派别立场上，在彻底的相对主义立场上，反对这种立场的其他立场事实上已经获得了自身合理的前提。但是，既然我们提到科学，我们就必须理解科学的标准以及在科学标准问题上存在着的这样争论。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提供了一种有说服力的答案，这便是作为科学方法的唯物辩证法。

正是从唯物辩证法看，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叫做科学时，并不意味着它是近代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知性科学，而是阿尔都塞后来强调的作为人类科学新大陆的“历史科学”，并且也正如阿尔都塞强调的那样，这种新的科学范式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之中才能够得到准确的理解。因为，就如自然科学的例证，我们不可能在牛顿的体系中来理解相对论。正如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辩护的那样，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5]。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则是，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对既成形式暂时性视角。在这种视角中，真理本身是人类特定条件下活动的产物而不是外在于历史的先验结构。因此，恩格斯曾经指出，在19世纪年代，“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按历史顺序和现今成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这三类科学都遇到了自己永恒真理的界限，而历史已经证明，“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只存在于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是暂时的一定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结果。”[6]由此，他否定绝对真理，而把真理本身与人类社会实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简言之，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科学的时候，他们并非追求某种“先验构架”，而始终将唯物主义历史观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从人类实践揭示社会历史变迁动态。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全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中，它比其他的“主义”更为彻底地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立场，始终强调不断深化对自身的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推动实践的创新。

正是从这角度说，虽然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独有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尤其不能容忍。也正是基于此，在当代，坚持唯物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性形态及其在多种领域中的运用和发展进行更加开放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创新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够在回应当代社会历史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

三

马克思主义强调自身的科学性在于方法，而不是绝对的体系和已经形成的观点。在这里，也可能存在一个风险，即如今天全球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可能会有人因此把马克思主义打扮成随波逐流的时尚话语，例如，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成为西学的主流，便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热门，便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德里达把马克思幽灵化了，但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有人热衷；尽管拉康把马克思掏空了而徒具一种形式，但齐泽克等人的精神分析却受到人们的热捧。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确实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但它们同时也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从而将之变成一种纯粹的学院话语。这些创新，在实践上，只具极为有限的意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要求也相去甚远。

因此，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亦提出全球视野的今天，也需要我们重温它的一个基本规定性，即党性。这个党性不是狭隘的利益要求，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品质所在。它包含如下两个基本方面：

第一，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是其科学性要求。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彻底性，其显著标志之一便在于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一方面，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突出强调的，在科学的立场上，“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另一方面，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7]。社会主义，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历史规律探索的基本结论，不是什么想象出来的价值，而是人类历史实践的客观要求。因此，恩格斯强调，“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马克思《资本论》中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矛盾而灭亡的必然性是“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毫无疑问，它是一种物质事实，才“不可抗拒”。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算不上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无产阶级立场是其批判性的前提。

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我们现在已经习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批判理论”。不过，在这么做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意识到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立场的告别。这对于西方是自然的，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起便是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挫折联系在起的。不过，同样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阿尔都塞曾经提出过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和发展都依赖于一种大知识分子（即既具有很深理论造诣又善于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如列宁、卢森堡等），“如果他们对工人阶级没有清醒的和坚定不移的信任，如果他们没有直接参加工人阶级的战斗，从事这种性质和这样的事业真正是不可想象的”[8]。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我们就应该深思，离开这一点，如何保障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性质。

在这个问题上，既不是要求简单地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不是主张回到抽象的阶级斗争立场，而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受剥削的大众命运的关怀和对代表着历史进步方向的无产阶级的忠诚之上的。从理论上说，阶级斗争问题，不是后人硬贴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一个外在标签，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的核心原则，如果这个学说不能成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成立。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人甚至看得比我们更清楚。从实践上说，离开这个立场，马克思主义就便成了抽象的人道主义话语，从而丧失了其科学性。

当然，坚持阶级斗争并非无原则地强调实践中的斗争，而是坚持这种历史分析的眼光，从而科学地面对全球各个层次的矛盾，从由资本利益集团支配的新自由主义扩张和新帝国主义国际政治实践，到各个地域资本积累和劳动权利之间冲突而引发的社会危机，从全球金融危机到地域性社会冲突和矛盾，这些都需要我们分析，并基于劳动阶级的权利和利益提出对策。没有这种理论上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很难获得人们认同的。所以，基于阶级视角分析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基本要求之一，而且是它在理论上创新的基本作为点之一。

从上述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没有基本的党性，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注释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第72页。

[2]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Lodon:Verso,2001.

[4]胡大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间敏感性》，〔石家庄〕《河北学刊》2006年第4期。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6页，第43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8]〔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页。

（作者单位：山东警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