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当美国战鼓喧天，准备对萨达姆·海珊（Saddam Hussein）发动攻势时，评论文章和尖锐的政论杂志都揣测著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若今天乔治·欧威尔（George rwell）依然在世，那么他会怎么说？
克里斯多福．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一位向来炮火猛烈的英国记者，在他的书《为什么欧威尔这么重要》（Why Orwell Matters）里开始了这项讨论。他建议当代的艾瑞克．布莱尔（EricBlair），要能够具有正直且反覆倡导「反对伊拉克战争」的道德勇气，并且能够协助我们其他人「培养理解盖达组织（Al-Qaeda）真正内涵的道德力量」。《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书评家乔治．斯拉巴（George Scialabba）则是自信满满地指出，「欧威尔将会将自己当作民主左派中的一员，特别是《异议者》（Dissent）与《美国了望》（American Prospect）等团体的坚实盟友。并且，他还会特别地大声惊呼，为何这个面目可憎、杀害三千美国人的恐怖主义杀人犯，竟会是历史的转捩点。」在这些评论中，他们都试著将欧威尔包装为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然而《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大卫．布鲁克（David Brooks）则指出，象征伟大人物权力的披风、斗篷与衣钵，实际上将逐渐传承到新一代异议者的肩膀上。「在这个时刻，奇特的是，事实上希钦斯是要比欧威尔重要的多了。」
就在此时，当今世上唯一可以称为欧威尔接班人的人，则是几乎每天都忙著论述萨达姆．海珊与国际恐怖主义——即使是在匆忙地完成其举世闻名的完满生命中一段最为狂热时期的时候。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这位在二月二日便任满离职的六十六岁前捷克总统，是在七○年代见证乔治．欧威尔与他敌托邦（dystopian）小说中建立起他的声望。换言之，他是使用一般常识去解构、拆穿华丽的谎言，并在仔细小心检视后，解开由集体主义谎言所捏造、令人窒息而纠缠不清的罗网。
如同欧威尔一样，哈维尔也是一位小说家。而其投身世界的方式则让他也能够驾驭政治性的论文。这两位都自承情感上于「左派」，但也都因其尖锐的批判与冥顽不灵的桀傲孤立性格而得罪左派。
他们同时都为著「上帝之死」而困扰不已，但也为他们同胞所特别具有的气节而深受鼓舞，同时，他们也都因挺身对抗极权主义而遭受肉体上的摧残（更别提他们共同对于烟草的爱好了）。身为本质上具有纤细敏感神经的人，他们两位都给予好几世代的正常公民一个希望，即依赖著训练与努力，他们松动了充斥于日常语言中的政治性宣传口号，并勇敢地面对并挑战世上最腐败的独裁政权。
但不似欧威尔，哈维尔够长命去享受一个有活力的第三行动，而在他任期最后的六个月间，他展现出同样一种不安定和破坏因袭的积极主义。这种积极主义，让他自己成为意识形态家的敌人以及爱好自由人士的盟友几近五十年之久。
细想：去年九月，他在马蒂广播电台（Radio Marti）——由华盛顿所资助成立的面向古巴的宣传电台——发表一场令人振奋的反共产主义演说。「当极权主义内部危机逐渐升高到每个人都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它的真面目的时候」，他宣称，「而当越来越多的人学著说自己的语言，并且拒绝覆诵权力阶级的空洞谎言时 ，自由即便不是伸手可及，也是相去不远了。」他也提名委瑞拉（Varela）计画的古巴发言人－－奥斯华．帕雅．萨丁纳斯（Oswald Paya Sardinas）——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委瑞拉计画为直接仿效哈维尔一九七○年代七七宪章运动的经验而建立的反对团体。这场演讲实际上则却被美国媒体所忽略掉了。
在早先的日子里，他行遍美国进行一系列的演讲，总是遇到质疑他的健康是否适任总统职位的问题。即便如此，他仍然硬颈而精神抖擞地鼓吹：「邪恶应该要在一诞生就予以消灭，如果真别无他法可以克服，那我们最终只能选择武力。」
十一月时，他在布拉格安排并主办一个历史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高峰会，此一西方的联盟乃在此正式地接受七个前共产国家成为其会员国。哈维尔长久以来即身为北约组织东拓的最有力倡导者，藉由在布拉格城堡——捷克总统府之上树立一个充满稚趣的心型霓虹（一如同他签名上所绘制的图样），来标志著这个重要的时刻。当时他在开幕演说中，当著乔治·布希（George W. Bush）的面，通过对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的影射，来分析伊拉克的问题。当时一心避战的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恶名昭彰地假借「光荣的和平」之名，牺牲西捷克斯洛伐克并将之让渡给希特勒（Hitler）。此一案例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为美国历代的干涉主义者，在每当遇到需要攻击另一个独裁者时，一个可供援引的前例。在保罗．伍夫维茨（Paul Wolfowitz）得以举手击掌欢呼庆祝康达莉扎·莱斯（Condoleezza Rice）的胜利之前，哈维尔警告道，□似这种怪异而夸张的修辞，是如何似曾相似地合理化了华沙公约组织于一九六八年入侵布拉格的行动。
元月，在他作为总统的最后一次官方行程中，他与其他欧洲七国领袖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支援布希对伊拉克动武的政策。该举动导致了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伦斯斐（Donald Rumsfeld）所指称的「旧欧洲」与「新欧洲」之间的龃龉，并导致法国总统雅克．席哈克（Jacques Chirac）威胁将要杯葛捷克共和国及其他支援战事的中欧国家不得加入欧洲联盟。
大多数的寻常政客，在掌权近十三年之后（包括两年半担任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都会痛惜他们特殊际遇的结束，并竭尽所能地捉紧其任何可能拥有的官僚影响力。但大多数的寻常政客也不会尽其毕生于分析个人自由与社会整体健康间纠结繁复的连结关系。虽然捷克共和国在哈维尔创造其个人从古拉格劳改营到布拉格城堡的神话传奇后，比以往更为自由许多，但这位前剧作家本人依然得承受官方礼节下的种种束缚。
「我所真正渴望的，是我今后可以免于必须照本宣科的义务。」今年初，他对伦敦的《周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说道，「当然，我必须以一种更加谨慎和更合于外交礼节的方式来表达我自己，尽管，我并不是非常乐意这样做。」
作者简介：
麦特·威尔契（Matt Welch）是《国家邮报》（The National Post）这份报纸的洛杉矶特派员，他从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七年间住在中欧，是《预后检查》（Prognosis）的创办人之一。《预后检查》于一九九一年创刊，是捷克在后共产时期的第一份英文报纸。
译者简介：
简鹂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班研究生
原刊二零零三年五月《理性》（Rea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