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比尔·柯林顿（Bill Clinton）一样，瓦茨拉夫·哈维尔也是一九六零年代的产物。但不同于柯林顿的是，他迷恋著那个年代。「这是一段格外有趣、丰富和充满了灵感的年代，不仅在这里，在整个世界文化中也是如此。」他在一九七五年时对采访者伊希·列德莱尔（Jiri Lederer）说道。「就我个人而言，这也是一段相对来说快乐的时光：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当年〕，对我来说，正好是这整个时期自然而然的高峰。」
从一九**年到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波希米亚重新发现了波希米亚，而可以认为它产生了最具有活力的，而为如日中天的共产主义所从来未有予以宽容的艺术成就，光芒集中在米洛什·福尔曼（Milos Forman）和捷克新浪潮电影、小说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的斯拉夫民族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魔幻写实主义、以及草莽的小剧场摇滚乐团宇宙塑胶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哈维尔则在这个时期，把时间都花在深具影响力和激进的巴鲁斯特拉德剧院（Theatre of the Balustrade），在那里，他快速地吸收以及推出属于荒诞主义典型戏剧的自由创作，如〈通知书〉（The Memorandum）和〈愈来愈难集中精神〉（The Increased Difficulty of Concentration）。
虽然有著一百二十万的居民，布拉格仍是一个出奇小的城市，各类的艺术家会在街上或是酒吧，以及最终地在报纸版面和美术馆的墙上彼此撞见。哈维尔，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除了一堆东西以外，还在温塞斯拉斯广场（Wenceslas Square）拥有一座美仑美奂的卢塞那宫（Lucerna Theatre））里有著些许害羞的子弟，对于无拘无束的摇滚乐的「真性情文化」（authentic culture），尤其又爱又怕。
这让人想起更为拘谨的欧威尔对于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迷恋。他喜欢的乐团，有滚石（Rolling Stones）和披头四（Beatles）。（柯林顿则独喜爱佛利伍·麦克（Fleetwood Mac）合唱团）他描述深受到摇滚影响的六零年代文化，是「一种性情、一种不墨守成规的精神状态、一种反体制的倾向、对庸俗的反感、以及对于不幸者与受辱者的关注」。他在一九九一年一篇关于其统治成果的较不受到外界注意的文章〈夏日沈思〉（Summer Meditations）中，特别这样写道。
在那一个文化解冻和冒险的时期，哈维尔开始尝试于专攻政治评论，这种文类形式，使他最终可以运用欧威尔式的权力而一跃侧身于庙堂。「他在最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的全部评论、演讲、和狱中书信，是对于欧洲出身的知识份子道德和政治责任的最为强烈、持久和彻底的探索」，提摩西·贾顿·艾许（Timothy Garton Ash），一位杰出的中欧革命编年史家，在他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选集《当代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中如此写道。「事实上，很难想像在当今之世有哪一位人物，比之于瓦茨拉夫·哈维尔在这个议题的发言上，有著更多累积的权威。」
令哈维尔非常愤怒和想要讥讽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思想贫乏的白痴们。他们「漫不经心地」在创造「人性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他一篇一九六五年的早期评论〈论推托的想法〉（On Evasive Thinking）（收录于英文文集《公开信》（Open Letters）），便和一位不同于美国同业的报纸评论人杠上，后者试图去评价而后否定某一起悲剧的更为广泛的意义，在该一个案中，一个建筑物的台子坠落而打死了一位路人。「公众」，哈维尔写道，「再一次地显示了他们比之于作者更多的智慧和人性，因为他们了解，所谓的对人类的期待，不过是一句无聊扰人的空话，如果他们要特别地忧虑谁可能被〔其他人的〕窗台砸死，或者当有东西砸到路过的一群托儿所小朋友时会发生什么情况的话。」
在这里，这个哈维尔被翻译成英文的早期评论中，你可以发现从头到尾都存在著四个激励他从事成人非文学写作的主题。一个是使世界变得更好的责任。再一个是扭曲灵魂的不诚实人格中最为人所轻忽的部份。（「从我们对我们所不喜欢的其他人作品闭上眼睛的一刻起、从我们自我们内在的规范撤退远离、以便向其他人推荐我们自己的一刻起，我们就断绝了与其他人在诗学上的关系，我们将在事实上使我们自己与其他人相对立，……直到有一天，我们将会在可以相互欣赏的朦胧大雾中消失。」
第三个主题是，意识型态所主导的治理，势将注定在实践的过程中走向败亡。（「它在防止任何一位理解其将承担之责任而回避该一责任之人，拥有解决布拉格门面问题的权力。」）最后，他相信，能够自由言谈和「生活在真实中」的个人，具有革命的潜质。
这些自由化现象的最后下场，则是在一九六八年俄罗斯坦克的辗压下几乎走向灭绝。新的统治者带来了「正常化」的时期，在那期间，成千上万的人流亡出国，大部份「不服从」的作家（包括哈维尔）则遭到麻烦、查扣，或经常被监禁起来。一九七五年四月，面对一个完全不道德的国家和一个可以想见的阻碍作家发展的状况，哈维尔志愿承担起一个完全带种的行动。此一震惊世人的浪潮，在这个镇压型国家接下来的三十年后，依旧感动人心。他仅仅坐下，然后，在知道他可能会因此一努力而被执入狱的情形下，写了一封公开信给他的独裁者，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av Husak），小心翼翼地翔实解释，极权主义为什么会和如何地毁灭捷克斯洛伐克。
「迄今为止」，哈维尔指责胡萨克道：「您和您的政府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轻松自如、但对社会却是最为危险的道路：为了外表形象而使内部腐败的途径；为了不断增强统一性而使生活死水一潭的途径；为了微不足道地保护你们自己权力的理由，而加深我们社会精神和道德的危机，以及无休止地损害人性尊严的途径。」
这是点燃中欧异议运动的大爆炸。对那些幸运能够读到非法重制的复本或是收听到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的播送的人们而言，其效果并非迥异于五千个民众买到地下丝绒（Underground）乐团的第一个录音：在这次震撼和最初的愉悦平息之后，还有很多人说，「等一下，我也可以这么做！」在与体制的对抗当中，会使每个公民被迫必须面对每天无数的妥协，哈维尔则建议了一个全新的战术：如果让每个自我尊重的人说真话、不去理会后果，则或许你才将会对这些杂种展开自卫。
「我觉得有需要刺激点什么」，他曾经告诉过采访者列德莱尔，「让其他人也面临一个转变，迫使他们去处理我所制造出来的情况。」
逻辑上很清楚地，为了保卫照亮七七宪章运动的摇滚音乐，文论上的庞克摇滚行动乃必须继踵而上。哈维尔一九九零年于接见地下丝绒乐团前主唱卢·里德（Lou Reed）时，曾经就此发出惊人之语，「你知道吗，我成为总统，就是因为你？」
作者简介：
麦特·威尔契（Matt Welch）是《国家邮报》（The National Post）这份报纸的洛杉矶特派员，他从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七年间住在中欧，是《预后检查》（Prognosis）的创办人之一。《预后检查》于一九九一年创刊，是捷克在后共产时期的第一份英文报纸。
译者简介：
曾建元，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暨经营管理研究所公共管理组助理教授
原刊二零零三年五月《理性》（Rea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