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歌剧院注定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因为，它占据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在其位，显其身，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屁股决定脑袋”，比如太监，什么也不懂，不阴不阳的，算不上一个人，更算不上一个什么人物，但是，因为，他和皇帝靠的最近，因此，历朝历代的大太监没有一个不是著名人物。国家大剧院就在这么一个与其身份相匹配的位置上。
国家大剧院在人民大会堂西侧，隔着长安街，与中南海相对。人民大会堂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南海是最高行政机关，长安街是北京“大十字”城市结构的水平线，国家大剧院就在这个水平线的中间、偏西一点的位置上。独一无二的空间位置，决定了国家大剧院独一无二的知名度。在这么重要的位置，想不知名、想不让别人关注，都是不可能的。
但这并不是说，国家大剧院之成名完全是“狐假虎威”，借了权力的威势才引人注目的。其实，保罗.安德鲁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设计。大剧院整体是一个巨大的“蛋壳”，它东西轴长212米，南北轴长114米，中间没有任何支撑，是目前我国最大的钢结构穹顶。不过，它的高度并不显眼，比人民大会堂低3．32米，以示对权力之“谦卑”。这样超出想象的大跨度穹顶，覆盖着银色的钛合金，剧院的四周，是大面积的水池，青波斜阳，水面上升起一个尺度空前的泡泡，就像蔚蓝色的海洋之上，浮出的巨型水母，光影交辉，水色逼人，对于缺乏幻想和以土地的黄色为尊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浪漫的幻境。
可问题在于，国家大剧院的选材和色调，都是冷色——钛合金、玻璃幕墙、水色，都散发着冷峻、犀利、不妥协的“后现代式”的光芒，这种光线和土不拉叽的中南海红墙、明晃晃的故宫琉璃瓦以及人民大会堂的黄色调是不和谐的。所以，国家大剧院是一个“空降兵”，就像我们看到的UFO，突然降落在一大群灰砖黄顶的建筑之中，显得那么出格，那么与众不同，周围的所有建筑都以一种审视的目光俯视着它，和我们最初看到蓝眼睛的外国鬼子的眼神一模一样。
所以，专业人士会拿国家大剧院和卢浮宫前面的玻璃金字塔比较，会拿保罗.安德鲁和贝聿铭做对照。贝聿铭是中国人，在古老、庄重、有历史感的卢浮宫前面，摆了一个玻璃材质的金字塔。法国人都快气疯了，除了总统密特朗坚持支持贝聿铭，其他人都是反对派。可是，法国人最终接受了贝聿铭，也接受了金字塔。因为，金字塔是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张扬和内敛的最好接口，反对变成了赞誉，其疯狂程度比最初的反对更激烈。
历史是一个轮回。这一次，该法国人给中国人“制造”神奇了。保罗.安德鲁在北京的心脏地带作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外科手术”。贝聿铭是“变脸”，只是在卢浮宫之外增加了一个开放、透明的入口，大部分的建筑以及结构是在地下展开的，而安德鲁做的是“换心”手术，它在古老的东方文化的重围之中，置入了一颗现代的心脏。贝聿铭做的是某一个建筑的附属部分，是一个建筑体系的延伸，安德鲁设计的却是一个独立的建筑体，它是自成系统的，是非依附的。因此，贝聿铭的金字塔要和环境、和卢浮宫、和法国文化妥协，而保罗.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和承载它的建筑环境和文化，必然是冲突、对立和充满竞争的，这是注定的，不可更改的。
我们接受国家大剧院，是不能把它放在环境之中观赏的，或者说，不能把它放在大环境中欣赏，而只能把它放在它自己的“世界观”中观察——这个“世界观”，就是流畅的椭圆形曲线、钛合金的银色光芒、巨幅水面的柔波和大跨度穹顶的震撼，仅就这个建筑本身而言，就建筑的外观和形式而言，它是完美的——为了构成形式的统一，安德鲁甚至不愿意在这个建筑体上“开门”。剧院的入口建在地下，观众在封闭的通道里，被引入音乐的宫殿。
国家歌剧院会成为北京的崭新风景，但这必须借助“天时”。设想，在大雨磅礴的夏天，密集的雨点泼洒在椭圆形的穹顶上，滔滔的雨水，倾泻而下，如川流不息的瀑布，奔流不息。“有水自天上来，不亦乐乎”；月色委婉的秋天深夜，月光似水，穹顶高悬，你，约一个自己的梦中情人或者白马王子，坐在穹顶的最高点处，数一数有限的暗淡的星星，听一听城市寂静的声音，说一说彼此之间的情话，是不是既惊险又刺激啊。当然，也有扫兴的时候，北京春天的风沙，会让银色的“大鹅蛋”蒙尘，变成一只不折不扣的“金龟子”。
不过，我们还是不能忘记，国家大剧院的功能是让我们欣赏音乐、戏剧和其他艺术。在高大的拱顶下面，有三个单体建筑：歌剧院、音乐厅和戏剧场。安德鲁做了一个巨大的外壳，把三个彼此不关联的建筑罩在一起。从外面看，是流畅的、和谐的、统一的，而在内部看，却是破碎和凌乱的，就像所有的中国商品，外表光鲜夺目，内部不堪入目。可是，这就是中国风格，形式重于功能，形式压倒功能。
但这不是西方的“规矩”，欧洲建筑的基本理念是功能决定形式，“做什么”之后决定“如何做”，而不是相反，或者不管什么样的建筑都是一样的飞檐斗拱。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的建筑是千姿百态的，有宫殿、神庙、教堂、音乐厅、斗兽场、广场、喷泉等等，而多数的中国建筑都是三间房，都是“一明两暗”。在这个意义上，安德鲁的蓝眼睛“沾染了灰”，地地道道“本土化”了，他建造了一座形式和功能完全无关的歌剧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矗立在一个准备崛起的伟大国家核心位置上的庞大建筑，注定是一个著名的建筑，也注定不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因为，它的形式之完美与其功能是风、马、牛之间的关系。
从国家大剧院往西，在长安街的南侧，有另一座大型单体建筑——首都博物馆新馆。因为没有国家级的博物馆，因此，首都博物馆扮演了一个“兼职”角色，既是北京市的，也是中国的。这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巨型盒子，阔大的屋檐伸展到墙体之外，看上去像是一顶“进口”的博士帽。另一种寓意也许是秦始皇的皇冠，前伸后延，繁复而无意义。屋顶的挑檐虽然很长，或许已经达到了可能的最大尺度，可是，与高度比起来，还是太短，既不能遮挡北京夏天炽热的阳光，也不能为行人遮蔽风雨，所以，它的大屋顶又是一个虚张声势的装饰物。
不过，与中国其他公共建筑拼命抬高“门面”不同，首都博物馆在“头上”作文章。中国所有公共建筑无一例外都有一个气势恢宏的大门，或者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台阶”，人民大会堂如是，历史博物馆也这样。首都博物馆走的是另一条路子，就是“从头做起”。大门是内敛的、简单的、不显眼的，可是，空前的屋顶一样起到了树立形象、渲染气氛、彰显气势的作用，一样表明了自己的出身不凡。
除了非常的屋顶，首都博物馆内部还有一个巨大的中厅——据说，这是为了各种专题展览而设计的，展览举办者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改变空间布局，以应所用。中厅的装饰很有特色，有“北京灰”砖墙、青铜照壁和仿明清家具色彩的墙壁，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历史和现代通过各自的“先进代表”在这里展现和交汇，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跨越时空的全新感受。
我说，这是一个浪漫邂逅的高发空间——这里很安静，人烟稀少，不像王府井和西单，当你与一个美丽眼神神秘“接轨”，那个她却被轰轰烈烈的人流冲走了，再找，就没了影子。再则，博物馆是一个天然的“过滤机制”，来这里看展览的，虽来自五湖四海，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体上，每个人的志趣、爱好，也包括身份、财富等等，不会有太大的悬殊，不至于出现那种“除了爱情、一无所有”的悲剧情节。所以，在这样一个安静的、能听得见彼此呼吸的空间，如果闪现了电光火石的碰撞，则一定会诱发流光溢彩的浪漫故事。
一座伟大的城市，一定要有一个伟大的传说；北京，欠缺一个这样的故事；以前，大约是没有合适的场景，现在，首都博物馆搭建了一个伟大的舞台，下面，应该上演传奇般的、值得期待的爱情故事了，就像曾经在罗马城发生的《罗马假日》。
“鸟巢”坐落在北京中轴线的北端，这块地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之后，就预留出来的。从平地上生长出来的钢筋铁骨，飞架南北东西，编织出一只“美丽的鸟巢”。它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展现了中国工业化的非凡成就，也体现了关注环境、关注鸟类和动物的和谐观念。它是充满张力的，健康的，阳性的，倔强的，也是充满柔情的，可以依托的，脉脉温情的粗糙家园。它就像一个西北荒地上的农民，浑身满布青筋和肌肉，却没有一点中产阶级“赘肉”，更没有暴富之后资产阶级的劣质肥肉。所以，在公开投票中，“鸟巢”获得了公众的一致好评，并最终胜出。
可是，当“鸟巢”真正成为一个现实之后，它的形象却是令人失望的。最大的问题是，在效果图上看来均匀、有节奏的钢筋，在实际造型中，是错布杂交的，毫无规则，乱蓬蓬的，真像是鸟儿漫不经心构造的简陋鸟巢，而不是经过人工精心设计的有韵律的建筑。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的悖论：我们看到的效果图，是从一个平常人不可能达到的高度——比如直升机——，不可能具备的视角——全景式的、360度的，而且是自动旋转的——来俯瞰鸟巢的，以这种高度和视角看到的，自然是匀称的、有节奏的、和谐的“鸟巢”，我们也因此选择了它。可实际上，每一个人站在鸟巢面前时，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几根错综复杂的钢筋就布满了一个人的视野，此时的“鸟巢”更可能是失去了节拍的、不对称的、不协调的脚手架。就像欣赏美女，在一个适当的距离，美则美夷，可是，要是拿显微镜近距离地观察，则美女的脸蛋一样会失去美感，让观察者失去兴趣。“鸟巢”之反差，即出于此。
“鸟巢”给我的联想是：这是一个农妇下地干活时所用的柳条筐，或者，就像《红灯记》中李铁梅拾煤渣时的提篮。柳条筐、提篮都是农用家具，也是艰苦生活不可缺少的道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鸟巢”是农民式的，也不为过。它坚固、精干，裸露着自己的躯体，没有丝毫的羞怯和遮掩，它好像在诉说着生活的苦难，可是，它并不卑下。
沿着中轴线再往北，就是“水立方”了。我喜欢水，也喜欢“水立方”。北京缺水，北京人也都会喜欢“水立方”。它的设计和建筑都是完美的，外观整齐划一，是一个非常规则的立方体，棱角分明，笔直的线条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可是，它并不冷峻，并不酷，并不散发出抛光之后的工业光泽。因为，它的外部覆盖着一层类似水珠的、不规则的薄膜，这些图案组合之后，产生出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水色”，有亲和力，这大概是“水”的魅力所在，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智慧所在。“水立方”是均衡的、对称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去，它都极具风采，远远望去，“水立方”像一块四四方方、平平稳稳、巨大的“席梦思”床垫，而且，它采用了最流行的“水床”技术。
让水“立”起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创新。不过，水是就下的。如果没有任何容器的包装，水是“扁”的。从今年9月份开始，台湾举行了大规模的“倒扁”活动，至今也没有结束。可是，在北京中心地带，我们却搞了一个“水立方”，让水不折不扣地站起来了。这种联系，纯属玩笑，可是，我们也不能不说政治和建筑、两岸之间演绎了一个黑色小品——一边在无情“倒扁”，想把“水”贬到台下；另一边却认认真真地让水立起来，作“水立方”，而且，也真的立了起来。
另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北京地标性建筑，是中央电视台新塔楼——这是一座完全变态和扭曲的建筑，不知所云。不过，从建筑形式与价值取向的统一上，它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中央电视台之所说、所作，也是完全变态的。在这个意义上，外在的形式与内在的精神取得了空前的一致。我不愿意再为它花费笔墨，只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即因为各种不明原因自愿放弃生命的人，可以选择从中央电视台的顶层平台上作“最后一跳”，那样的结束，应该是最精彩的结局。
如果，你想有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请从首都博物馆开始；
如果，你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情人，请带她到国家大剧院的尖顶上，听音乐；
如果，你想舒舒服服地睡眠，请到“水立方”席梦思床垫上；
如果，你们的爱情遇到了麻烦，请想想“鸟巢”一样的简陋生活；
如果，你对生活彻底失去了信心，请选择从中央电视台的顶端平台，一跃而下。
2006年10月21日星期六，12：00
于北京郊区怀柔百泉山庄别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