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最耐人寻味的现象，除了左右之争、“公知”与“五毛”对战之外，便是网络亚文化标志周期性的兴起。从“蚁族”到“草泥马”大战“河蟹”，再到“伤不起”的“咆哮体”，来自草根阶层的创意概念一波波涌现，每次都在喧嚣几个月后慢慢归于沉寂，或者被下一轮热点取代。如今正方兴未艾的，是原本粗俗却广受追捧的“屌丝”。

所谓“屌丝”是“苦B青年”的代称，据称最初来自于百度贴吧中的“李毅吧”，是针对中国球员李毅的粉丝的讽刺，但是后者不以为耻，反而安之若素，并将这一称呼发扬光大，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全民恶搞。

无数白领文员、媒体记者、甚至中产阶级都纷纷以“屌丝”来自我定位，争相“比惨”。德国情景喜剧《炸弹妞》（Knaller Frauen）被引入中国后，改名为《屌丝女士》，大受追捧。甚至拥有千万粉丝的韩寒，也在博文中戏称自己是“纯正的上海郊区农村屌丝，无权无势，白手起家”。

事实上，这个“屌”字粗俗不堪，以至于被Google的安全搜索功能屏蔽，而更加熟谙中国国情的百度，则不但提供了它的贴吧作为孵化器，还大大方方地为它开放了百度百科的相关词条。而大众媒体在报道这一文化现象时，多数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甚至在版面上尴尬地以“吊丝”代替。

然而，参与者们最为热衷的，正是“屌”这个平时被视为禁忌的粗俗字眼，在大众狂欢中被捧为明星的戏谑式的快感。这种快感，和“草泥马”的故事如出一辙。从某种意义上说，“草泥马”和“屌丝”正是网络亚文化对正统文化的反抗，是对“假正经”和“伪崇高”的呛声。一个巧合是，“屌丝”狂欢的兴起，几乎是和“限娱令”“限广令”酝酿与出台同步进行的。

在现实中，“屌丝”是一个自怨自怜的群体，按照其中一员自己总结的，他们是“赤贫人群的一部分，农民工，城市小手工业者，产业工人，不满现状的企业雇员，流氓无产者，困厄的三本狗，专科狗。总的来说属于社会的中下层”。他们通常是“农村家庭或城市底层小市民家庭出身，有的十二载寒窗考上大学，攻读理科专业，等真正工作后却发现没有获得理想的效果，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他们渴望爱情，但在物欲横流的城市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得。他们对未来不敢抱太多期待，房子车子对他们来说只是遥远的梦想。总而言之，他们的尴尬处境是“身份卑微、生活平庸、未来渺茫、感情空虚”。

正如“草泥马”的天敌是“河蟹”，“屌丝”也有自己的故事语境，他们的假想敌是“高富帅”（男）和“白富美”（女）。相应地，他们自嘲是“矮穷丑”，甚至“矮穷丑黑胖”，他们心仪的对象是“女神”，但“女神”永远只对“高富帅”感兴趣，对他们只用“呵呵”来敷衍，他们的尴尬，往往是想给“女神”当“备胎”（潜在的青睐对象）而不可得。

“屌丝”们一边用近乎自贱的方式来自我保护，以免受到社会更具有毁灭性的伤害，另一方面，他们又用同样的物质眼光去衡量自己周围的世界。“屌丝”最为人诟病的一点是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一种刻薄的功利心。在他们眼中，女性不外乎可以分成“土肥圆”，“黑木耳”，“白富美”三种类型。这种以外表甚至性作为主要衡量标准的心态，反映出“屌丝”们被物欲社会边缘化的同时，也在用同样的报复性的物质心态来打量社会，甚至并不在乎用贬损的语言来展示自己的攻击性。

“屌丝”是一种复杂的矛盾共同体，有观察者把它称之为“自我作贱的自尊”。一方面，他们接受自己作为小人物的现实，对泛滥的世俗成功学嗤之以鼻，从根本上拒绝并消解成功学镀金般的虚妄，并动辄以“跪了”、“求别说”来主动示弱；另一方面，他们又正是通过主动的退避三舍，来拒绝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拒绝配合“政治正确”的引导，来保留残存的一点尊严。腾讯的“屌丝”专题冠名为“庶民的文化胜利”大概言过其实了，但说他们是“庶民的文化抵抗”或许没错，虽然在他们看来，这种抵抗非用粗鄙方式进行不可。

如果说“草泥马”是一种政治抗议，“屌丝”就是一种社会叙事。这种悲情故事的背后，隐藏着社会流动性进一步降低的风险。“屌丝”并不甘心居于社会末游，但在目前的“差序格局”下，他们找不到可以把握住的上升通道，只能在自怨自艾中舔舐伤口。他们并不指望自己能够从“矮穷丑”变成“高富帅”，后者不过是“富二代”和“官二代”的漫画形象。这种界限几乎是不可跨越的。社会板结的前景展现出一种宿命般的力量，让他们无可逃避。

“屌丝”并没有完全丧失生命冲动，否则也不会用社会共鸣的方式，掀起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狂欢。只不过在多数时间里，他们把冲动压抑在内心，表现上显得若无其事甚至自甘堕落，用这种方式来消极对抗。

虽然他们自嘲主要营生是“搬砖”，但真正在搬砖、在受压榨的社会群体是没有网络话语权的。“屌丝”的自嘲与躁动，在网络上呼啸而来，显示出他们仍然在等待着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或许不会因“屌丝”而起，但他们注定届时将从半真半假的沉睡中醒来，去扮演活跃角色。

社会学者于建嵘曾经警告，底层知识青年将改变中国。从“蚁族”“蜗居”到“屌丝”，底层知识青年的形象正在慢慢浮现，愈发清晰。他们从早前的打拼愿景，逐步退守到暗淡无光的灰色世界。

但“人往高处走”是一种本性，更何况是在社会转型关头。他们对社会的怨恨恐怕会长久地埋在内心，并将在几十年时间中慢慢发酵，酝酿出一个难以预料的后果。正如当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拿着八块大洋，怨恨傅斯年、罗家伦不肯倾听他的南方土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