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 著 吴万伟 译

去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中国也达到了世界城市人口比例的平均值---51%，但中国比其他地方发展得更快，很快将会超过世界平均值。到了2025年，中国有望拥有15个平均人口超过两千五百万的超级大城市。

人们有理由欢迎这样的发展趋势。都市理论家向我们保证城市生活的种种好处，如与乡村生活相比，人均碳排放量较低。哈佛大学城市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的影响很大的书名《城市的胜利：我们最伟大的发明是如何使我们更富足、更聪明、更绿色、更健康、更快乐的》说明了一切。

文化、社区、消费者

但是城市生活也确实让人付出心理上的代价。小城镇和村庄往往为居民提供建立在历史连续性和文化独特性基础上的共同体纽带。与此相反，大城市则抹杀差异性，伴随着看似不可阻挡的资本主义力量，都市化的潮流具有了把众多本地文化改造成为单一消费主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中国城市陷入千篇一律的单调乏味中，似乎抹去了让人类社会生活如此宝贵和有趣的多样性。中国城市先经历了三十年苏联式现代化，随后又经过了三十年美国式现代化。从建筑学的角度看，这两个或许是最糟糕的世界。

但是，中国城市的相似外表掩盖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对独特性和共同体的追求。我在两个特大城市北京和上海教书，经常有人问我更喜欢哪个城市。甚至在我回答问题之前，北京的朋友就告诉我，他或她是多么喜爱北京，讨厌上海，而在上海，则正好相反。显然，两个城市表达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它们体现在街道布局、不同经济活动方式、对外来者的开放程度、甚至出租车司机的侃大山上。如果可以把城市拟人化，北京可能是个有公益精神的学者或战士，而上海则是个热衷时尚、美食、娱乐的优雅美女。

中国的其他城市也不是像外表那样的千篇一律。小城市在特定产品上下功夫，而更大的城市则利用教育潜力和文化吸引力。像成都和重庆等特大城市竞相承诺于实现社会正义；成都的成功是靠全面的长期的努力推动的，离不开基层的协商、参与、和清晰的财产权设计。相反，重庆则一直依靠国家权力和转移百万人来实现类似目标。不管这些政治工程的源头是什么，“城市公民”常常为所在城市的成就而自豪。

我们热爱自己的城市的观点并不应该令人吃惊。“我爱纽约”或许是现代历史上最成功的口号了。中国的首都常常能看到体恤衫上用英文写的“我爱北京”。人们很容易变得玩世不恭，会说所有这一切都是钱闹的，但这个口号确实触动了真感情。人们真的爱自己的城市，这不仅发生在中国。纽约的城市精神是以个人主义闻名，但是它的共同体意识和都市自豪感在9-11之类危机时刻就充分体现了出来。都市自豪感的部分内容或许可以用“爱城主义”（civicism）这个词来表示，它产生于纽约与美国其他地方不同的意识；纽约人常常说他们更爱这个城市而不是这个国家。在此意义上，上海与纽约类似。

有些为自己的环保精神感到自豪的城市实际上已经在执行自己的对外政策，与世界上的其他环保城市结为对子进行合作。

推动独特精神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都市生活的优势与小城镇或乡村生活中的共同体意识结合起来。如果一个城市只是表现出全球化的同质性，人们很难为它感到自豪，正如住在麦当劳附近的人很难为它自豪一样。但是展现出独特气质的城市就能让人产生一种满足共同体需求的归属感。因此，我们应该欢迎中国城市花费时间、金钱、和心思去保护其独特的精神，用以帮助抗衡全球化的同质性倾向。比如，哈尔滨通过强调它的开放性和对外来者的宽容性而展现其独特精神。在长沙，有机构向市民征询该市独特的“精神”，这些调查结果对都市规划和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影响。打造城市品牌的努力在其他地方也很常见。

但是，这种爱城主义常常是在与表达对立价值观的城市的对比中进行定义的。但是，与国家不同，城市之间不会发动战争，我们无需担心。事实上，爱城主义能够遏制过分泛滥的民族主义。拥有强烈爱城主义情感的人要自我感觉良好并不需要强烈的爱国主义。虽然首都居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确实更强烈些，但同样真实的是，那些对北京精神感到自豪的人往往更少“基要主义者”色彩，对历史和民族自豪感往往采取更细腻和批判性的态度。“爱国”是描述北京“精神”的四个正式术语之一（在这点上，上海显然相反），另外一个是“包容”（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译注）。拥有一种精神的城市也能实现在国家层面上难以实现的令人向往的政治目标。让美国或中国的政客来认真实施应对气候变革的计划可能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但像波特兰和杭州这样为自己的环保精神感到自豪的城市，在环境保护方面可以做得远远超过国家标准。它们实际上已经在执行自己的对外政策，与世界上的其他环保城市结为对子进行合作。如果城市能够绕过国家实现在道德上值得追求的目标，我们当然应该欢迎这种趋势。

推动城市精神还有很好的经济理由。在中国，喜欢文化的游客蜂拥参观曲阜，因为他们想看看儒家鼻祖孔子的家乡。是的，文化游客会对儒家的商业化感到忧虑，但是它能帮助发展当地经济，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让他们摆脱贫困，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呢？孔子本人说过，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让民众过上富裕的生活。

给城市授权，给人性授权

如果我们同意提升城市精神是好事，那么，城市就需要拥有实质性预算和立法权。

与权威更多是在州政府的美国或印度的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有一个优势。当然，城市仍然需要受到更高权威的控制。在中国，迫切需要的是减少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城市能够和应该为周边乡村生活的改善做得更多。随着中国的都市化，城市的司法和金融权威需要加强。给“城市公民”赋予独特的精神和身份认同就能让城市能够帮助人们有力量面对21世纪最严峻的挑战。

作者简介：

贝淡宁（Daniel A. Bell），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政治哲学教授。与艾维纳·德夏里特（Avner de-Shalit）合著《城市的精神：为什么城市特质在全球化时代更重要》（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该书的简体中文版将由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近期在大陆出版）。

译自：China Brief April 2012 pp 16-18.

本文的修改稿发表在《环球时报》2012年4月10日国际论坛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