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是实践民主的基本条件，制造集体愚蠢的人，才是民主真正的和最大的敌人。 　

在香港，谈民主的人多，谈民智的人少，谈民主与民智关系的人更少。这个现象反映了某些人不是头脑简单，就是居心叵测。

即使你相信民主是普世价值，甚至是放在任何社会都可以造福人民的所谓「universal good」，也不得不承认「有效、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functioning democracy)不可能出现于一个充斥着集体愚昧与无知的社会。这其实是常识：你赋予人民当家作主和选贤与能的权利，便要尽其所能，确保他们有能力根据事实，并充分考虑自身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继而作出明智的选择；否则你就是把一枝装上子弹的手枪给小孩子把玩。的确，在民主制度表面上最成熟的美国，每年大大小小的选举之中，也经常出现违反选民自身利益的投票行为（voting against their self-interest）。

这是香港民主发展最大的绊脚石。常言道，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但在亚洲四小龙之中，香港对教育的关注最少。教育比民主重要，因为教育是民主的基础。如果我们真的要上街，首先要争取的应该是教育改革；其次是抗议传媒对香港人填鸭式灌输愚蠢和洗脑。香港人在争取民主的同时不可舍本逐末、倒果为因；但令人感慨的是今日在香港，走上街头以一种指定方式争取民主，已经成为一条不是对就是错的「是非题」，而非容许你运用独立思考和判断的「选择题」。说教育比民主重要，更会被标签为一种保守、甚至反动的「政治不正确」。传媒和政客只谈民主不谈教育，因为在他们的想象里，民主是一出善恶分明、正邪对决的通俗剧，人人都喜欢看；而教育却是一篇枯燥乏味的学术论文。

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不遗余力地鼓吹和争取民主，另一方面又无所不用其极地蒙蔽群众和制造集体愚蠢的人，才是民主真正的和最大的敌人。他们将整个社会带往「笨下去」(dumbed-down)的方向发展，逐步削弱它实践有效民主的基本条件，最终使它沦为一个不合格的民主社会（unfit for democracy）。这是从内部打击民主的发展和进程，对民主所造成的伤害绝不下于明目张胆的外部打压。

美国是「民主内伤」的显例。长久以来，在没完没了的意识形态纷争，以及政党、财团、利益团体与媒体无孔不入的操纵下，很多美国人丧失了分辨谎言与真相的判断力。他们会相信，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是「九一一」袭击的策划人。总统奥巴马动用数以百亿美元的纳税人金钱拯救濒临破产的银行，但对在投资、退休金和房地产市场上损失逾十二万亿的老百姓却见死不救。这样一个劫贫济富的总统，在传媒和政敌的口中竟成了社会主义者，更匪夷所思的是，不少美国人竟然对此深信不疑。

凡此种种，显示广泛而深刻的无知与群众愚昧已经在美国社会落地生根。美国作家和前桂冠诗人西米克（Charles Simic）是其中一个对此深感忧虑的有心人，早前更在《纽约书评》的网页，以《无知的年代》（The Age of Ignorance）为题，撰文哀悼美国人的民智每下愈况，并指出由于无知的人永远比有见识的人容易宰割，愚弄和瞒骗民众已经成为美国所余无几的其中一项本土工业。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认为，愚昧可以是一股至为重要的历史力量（Stupidity is sometimes the greatest of historical forces）。特首选举期间，三个参选人之中有两个不断被妖魔化，抹黑、栽赃、诽谤、人身攻击和人格谋杀的事件不断发生，传媒和政客不但没有帮助大众明是非、辨真伪和分对错，反而往往是这些妖魔化、抹黑、栽赃、诽谤、人身攻击和人格谋杀的始作俑者，或至少是同谋。面对赤裸裸、来自四面八方的操纵和支配，很多香港人都似乎没有抵抗力，而只会随着愚民的指挥棒起舞。再这样发展下去，愚昧迟早会成为香港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可是，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民主跟上帝一样，给予人类行使他们自由意志的权利；而只要让我们选择，我们就有机会选择错误。关键是选民能否从他们的错误中汲取正确的教训，在下一次选举中以投票的方式向坏领袖或其代表的政党说：「滚蛋，你违反了与我们签订的社会契约！」从这个角度看，民主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在于它有一个内置的自动调节机制，让选民在反复试验和不断摸索之中纠正自己的错误。正因为这个原因，民主的素质跟选民的素质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优质民主，只会产生于一个选民能够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学习型社会。

林沛理，牛津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香港艺术发展局委员及艺术评论小组主席。着有《破谬．思维》、《英文玩家》及《玩起中文》，最新的一本书是《反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