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的发展经常有鬼斧神工之力，又有变幻莫测之机。如果我们僭妄地以为自己在创造它，在驾驭它，我们最终不过在这个造化的大师面前暴露自身的浅薄、丑陋或罪苦。以战争为例，谁能想到，近两年的伊拉克战争被文明地拉长，以至于人心已经不能忍受；而长度数倍于伊拉克战争的车臣战争被蒙昧地压缩，以至于外人至今少有了解并同情那里民众的悲欢离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任何态度、情感都将在单纯里失真，只有在错综复杂的文明进程里读认我们的态度、情感才是有意义的。在历史显露的信息面前，经验、表达或检测我们的文明理性或良知正义还不是最难的。最困难的，是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对命运的把握。历史借助于人物、事件给予我们的丰富使我们常常忘记了它固有的逻辑，使我们常常以人事本身的面目置换了历史的意义。在这方面，"中国文化"大概是最难索解的概念之一。
2003年被称为"中国人的权利"年，中共党和国家新一届领袖上任本身所代表的"新"意，所倡导的善治、亲民等政治理念，最终汇聚到民生、民权那里，"中国人的权利"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上至国家总理，下自民工、学生，都服务于它，使其成为一个充满希望并有待拓展的领域。但历史的发展并不一泄千里，奔流乘胜，进入2004年，它突然停顿，迂回，它有意无意挑选了另外一群人，导演、戏子、经师、学者、贤达，以文化的名义，以另外一种姿态、用心跟我们对话。这就是"中国文化"的胜出、表演。中法文化年的活动，张艺谋的奥运短片、旧片新作（《英雄》、《十面埋伏》）的炒作，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及其"甲申文化宣言"，知识界关于读经的争论，杨振宁教授引发的关于《易经》的价值讨论，深圳文化博览会，等等，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再次成为一种活跃的力量，并且占据了2004年中国人的生活空间。
这些文化现象给了不少人以错觉，似乎中国文化正在复兴，中国文化在全球化大潮里日益显露自己的品质、价值。无论物性的全球化如何，中国的文化，或中国人的精神层面越来越为人，至少为部分中国人所神往、虚拟并演义。号称国学大家的季羡林先生，多年前一直主张"三十年河东河西"的文化观点，这种无来由的轮流坐庄思想大概算是他老人家最反智的一句话，但今天似乎又在为事实印证。张艺谋的《英雄》为美国人瞻仰，据说创下不低的票房；在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由他导演、带有下一届奥运会主办国广告迎宾性质的8分钟短片则让全世界人见识了、笑了、神经了，或"大跌眼镜"了。至于他的《十面埋伏》，听说英国的电影都有抄袭摹仿的嫌疑。这已经有点领潮开启风气的意味了。这是大众文化层面。在精英文化层，庞朴、季羡林、王蒙等等这些当下俨然的"国之大老"，据说60多人，则合唱出一曲《甲申文化宣言》，阳春白雪，和者虽寡，涉及中国文化的自存发展，不可谓不重大。参加这一合唱的杨振宁先生虽然解释了《易经》和中国思维的关系，但引起的反弹却让人觉得，这位有些糊涂的大科学家未必说出了真理，未必理解中国文化的玄妙高深。中间层面，或说民间社会和文化教育界，倡导阅读中国经典和反对读经的声音不相上下，这至少说明，中国经典本身已是人们思虑的对象。这些现象也许可以证实，历史确实置换了，或遮蔽了"中国人的权利"，它挑选的角色强行给2004年打上了文化的烙印。
二．
在全球化的交往沟通理性里，理性极易异化。在无限丰富的文化生活里，人们的生活理性不得不或有意无意地异化为"简单的拥有感"。在这种异化中生活，那些形式质感最浅显的事物往往最易充当媒介。因此，无论内容品质如何，张艺谋的电影都具有"眼球效应"。甚至举之国中，国人多会同意，在雅典奥运会上，在2008奥运会上，张艺谋都是我们拿得出手的有数的导演之一，张艺谋是能够代言我们国家我们文化我们社会的导演之一。而张艺谋与中国文化符号合谋导出的东东，如要给予意义，那就太容易也太丰富了。一，它强化了传统文化符号在今天的力量；二，它暗示中国传统的"博大"或"奇特"；三，它表明张艺谋等中国导演具有文化创造性；四，它说明，如同韩国、日本在经济起飞后出现了可观的"日剧"、韩流等文化成就一样，中国在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文化创造阶段。
但是我们需要切记的是，自我给定的意义不一定就是事物本身的意义。张艺谋及其电影深得注意力经济之惠，自有其道理，但不能把这道理等同于历史进程或民族文化中的正向价值。媒体炒作的现象、观众消费的对象，不一定具有文化的含量。如果人们错以为那就是文化，或那里的文化含量高，实在是"把无知当无有"（傅斯年语）。遗憾的是，当下媒体有信息而无知识，有关怀而无责任，它们变本加厉推动了一种蒙昧的世态。即使作家、学者、艺术家们有足够的眼光，比如艺术家艾未未说张艺谋的《十面埋伏》："身为导演拍出这样的一部电影是不能被原谅的。商业电影、娱乐电影也是分层次的，谁都想被娱乐，可是这种电影不是在娱乐观众，简直是愚弄观众。对自己在乎到了什么程度，才能拍出来这样槽糕的东西。这是一个事先说明发生在唐代的故事，唐代是一个特点鲜明的中国朝代，可是从服装到道具到兵器，没有一件东西是唐代的。不管是不是类型电影，这种拍法是在降低我们的文化素质。"作家尹丽川则如此评论："影片本身已经不值得被讨论了。逻辑上根本不成立的情节，蹩脚且不断重复的台词，刻意得令人发指的场景调换，没有半点侠义精神的大段武打......简言之，这是一部无视观众感受、蔑视观众智力的不好看的弱智文艺片。"导演田沁鑫说："他心里多明白的一个人，昏聩到什么程度，才能像现在这样，依然把一部电影拍成了这样，我特别的难受，真的是心里特难受。"这些话仍不足以使媒体跟读者建立一种平等亲和的关系。媒体仍要以自己的主见强行切入读者的生活，强行构筑读者的阅读视野。对《十面埋伏》的评论也就摇身变为"名人眼中的《十面埋伏》"，即使大众表示了不满，比如新浪网做的网民调查，近一半人认为《十面埋伏》不及格，但这不要紧，它们一起做成了与张艺谋有关的新闻。
可以说，张艺谋及其作品的行世，并不完全由大众的喜好或市场主导。但是，人们有理由表达传布真实真相。比如北京电影学院的郝建教授就指明张艺谋的风格是"唯漂亮主义"，笔者也曾分析张艺谋的电影有着"次法西斯美学"的观念特征，无论张艺谋掀起的文化波澜有多么广阔，对真相的揭示仍应是我们平实而本分地看待自家文化现象的态度。至于艾未未的愤激之辞："张艺谋影片除了《秋菊打官司》外，其他都不怎么样。尤其是《十面埋伏》简直恶心之极。如果是香港导演拍就罢了，可是被国人推崇到如此地步的张艺谋，居然堕落成这样，简直太丢脸了。不过他做为国宝级人物，这也很正常，中国的文化就是堕落之极，找他代言太合适了。"艾未未对张记奥运片的评价，"其实他拍不拍没人关心，关键是他却公然以主流的方式出现，贩卖着主流中最差的东西。他成为国家美学的代言人太准确了。想想他在希腊那8分钟，简直是恐怖，一个恐怖的小孩和一群女人，简直太可怕了。你大把赚钱没问题，但不要糟蹋观众。"则只是艺术家的直率，缺乏更平和更有力的阐释。
总之，对张艺谋的电影，人们大可不必跟着媒体人云亦云地以为是他生活或民族社会里的"大事"，不要跟别人一样怀具报人心态对生活大惊小怪。只有相信自己的头脑、趣味，平视对象，并与之互动，才能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准和生存质量。
三．
9月初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来没有什么，一群名人或寂寞的老人闲着聚聚唠嗑儿，并不是坏事。谁料想名人心热，老骥志高，他们一定要"语不惊人不死休"，他们抛出了一个"甲申文化宣言"，作圣作文，要定位中国人的生活，要教化世界人的态度。宣言强调："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态。"《宣言》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媒体对这样的文化事件自然不会放过，且都做正向报道。这也能够理解。一群与民生民权无涉的人爱国、爱文化，并且要在世界人面前梗着脖子要平等，要文化民主，其用心也可感。只是我们实在看不到这一宣言有什么背景或基础。我们的民族文化发展，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要跟别人谈民主？
如同袁伟时教授指明的，如此郑重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宣言，在20世纪已经有过两次：1935年1月，王新命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58年元旦，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等人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可是，考诸宣言，都有出台的社会背景或事件基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号称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什么阻碍地实行"拿来主义"（鲁迅语），崇洋趋新成为时尚，王新命等人是针对国人西化风尚有感而发，要求国人心中有文化本位的观念。至于50年代台湾地区的文化宣言，则是一批真诚的儒者，或说以中国文化自命的践履者们，激于罗素等西方大哲骨子里的"西方中心主义"，而发布的庄重的声明。
我们从甲申文化宣言中看不到这种背景，也看不到有哪一位签名者是中国文化的当代人格形式。他们不是反身则诚之人，他们都自为是口含天宪者。他们是被自己梦幻的墙和别人墙围住，与社会生存脱节了的贤达、大老，或说"猛人"。人精似的王蒙？那是文化的笑话；人瑞似的季羡林？那是反智的典型；学术掮客似的刘梦溪？那会使文化失重；大陆中国的面子人物杨振宁？那只是文化票友……
因此，不带诛心地说，甲申文化宣言是一场闹剧。好听一点，是这群文士雅聚，心血来潮地要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未雨绸缪"。想到在世界突飞猛进的当口，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些大人先生者们的作为实在让人不齿。袁伟时教授认真地对宣言进行评议，实在是迂阔得可以。
《宣言》定义文化，"文化既涵盖价值观与创造力，也包括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这些名流和贤达们不知以自身的生存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观，他们的人生不知爆发过什么样的创造力。在当代中国与西方文明主流相隔千里万里的自污生态世态里，对别人家的文化拾其牙慧，对自家的文化败坏殆尽。以西方学科体系整理我们的知识体系，所建立起来的大学教育制度、学术研究制度，等等，所构筑的本土知识权力，在世界知识、传统知识之外，早已独占了人们的知识空间。我们有什么值得自豪的知识体系，如果说是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参与甲申宣言的人没有一个是靠对四书五经的研读名世的，他们的学理背景都是别人的，何况四书五经不仅是当代中国人的财富或文化资源，它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财富或文化资源。至于它能否从财富或资源的矿藏里走出来，成为新的文化，在这方面，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才有此资格或造化。鲁迅就曾经感慨过，祖先发明了火药，我们用来做爆竹，别人用来做成移山填海开疆拓土的生产力。
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文化的含义相距甚远，至少文化的自信、自觉还不曾浮出水面。六种社会形态：革命、改良、改革、动乱、乱动、动员，等等，除了革命、改良外，几乎都在当下社会崭露头角。三种文化生态：自觉、自污、自我表演作态，除了自觉外，也几乎都在当下"繁荣着"。因此，一切关心中国改革大业的仁人志士，一切关心中国进步的有识之士，只会以更切实的努力来服务于中国社会和中国的历史进程。在活的中国面前，在生生不已、具体而微而重大的民权民生面前，像文化这一类空洞自大的概念如果不能化身具体的关怀和行动，那么它的粉墨登场就连帮闲都不如。
以《宣言》之良好美意，也许它不能算作自污。它对中国文化貌似庄重的声明缺乏交流的对象，又本无对话的平台，因此，说它是中国人源远流长的"表态文化"之一，自然不合适。它不是自污或表态，但它是自我表演作态。
至于在《宣言》之外的杨振宁关于《易经》的插曲，同样没有意义。杨振宁说《易经》阻碍中国人的思维跟反对者的意见一样，本身都违背了思维常识，属于脑子进水的一团浆糊。对这类惊世之论，学生应该对其给予嘘声，听众应该走开。讨论思维本身，不可能用黑白争胜的逻辑。新的思维方式，也应建立在概念群或及物的基础之上，而非寻找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归罪于数千年前的一次事故。杨所能做的，是由他熟悉的物理世界把读者带入逻辑思维的世界；反对者所能做的，则是在对鲜活的经验现实的读解中展现中国思维的活力，激活传说中的传统。而目前的口水之争，真正属于邓小平说过的"空对空"。
四．
至于由蒋庆引起的关于读经的争论，似乎又一次涉及对传统和中国文化的态度这一类大是大非的问题。蒋庆编写了一套中国儒家经典读本，引起一群人的非议，以及另一群人的支持。包括海外的薛涌等人、年轻的宪政派学者秋风、刘海波等人都卷入进来，纷纷表态，以逞才情道理。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一争论中并没看到什么真问题，双方把经典限定在传统中国经典的范围内，争论得一团浆糊。如果把这种争论讲给外国人听，不亚于给人家讲笑话；如果把这种倡导或反对放到历史里，不亚于给历史增加喜剧。
这种倡导读经或反对读经只是暴露了论者对中国经典的情绪性认知，他们缺乏有关读经的现代公民常识。如果我们搜检历史，可以看到，自清末民初国变以来，中国经典确实成了征圣作态者们的心病。袁世凯做总统后，就极力提倡尊孔，他说，"孔子之道，亘古常新"，"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1913年起，他连续发布了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通令全国恢复祭孔。1914年9月，他率文武百官，到文庙祀孔，12月，到天坛祭天。在袁世凯倡导下，读经之风，炽盛一时。国会初审通过设孔教为国教，后因知识界舆论大哗，终审被否决。而尊孔读经之风，在社会上始终未歇。五四时期亦有孔教会，当时北京成立的孔教小学，延续至四十年代。中小学读经与否的讨论，时起时落，亦未断绝。
至于"猛人"们、各地军阀、巨头，无一是经的崇信者、读经的提倡者。如陈济棠跟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认为生产建设可以要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胡适说，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陈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何键则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提倡尊孔读经。他经常到机关、学校、部队演说，认为"学生必须研究孔子经义。。。正其思想"，规定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读经。
北伐以后的国民政府，也始终重视儒家道统，尤倡王学。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在社会上倡导"礼义廉耻"为生活标准，在学校倡导尊孔读经。戴季陶说，"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学较之现在一般新说均为充实"，"希望全国人士从速研究以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但民国初期所定下的政教分离制度，使得民国的读经终未能进入国民教育，仅停留在社会舆论的层面。
如今又有人大声疾呼读经，而且涉及到国民教育，足见读经与国民教育的关系问题，如果不能说在相当多人那里很糊涂，至少可以说在今日中国知识界尚未取得共识。那就是关于经典，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中国人仍狭隘地将其理解为自家传统经典，在自家传统经典里，又狭隘地将其理解为儒家经典。其次，读经是否必要，涉及的是文化、趣味、人生状态问题。读经应否定为国民教育，涉及的是制度、政策、教育方针问题。争读经者，完全不顾各自的层面立场，硬要把自己理解的问题视做惟一的真问题。
正如唐逸所说："在文化上，儒家人士及其子弟，以及心仪儒家的中国人或外国人，研读和弘扬中国的经典，乃是天经地义。"有何异辞可言？至于读经的方法，是背诵，语录问答，抑或查经，教理问答等，皆是教内之事，只要不涉及国民教育，则局外人恐无理由过问也。如果强迫读经，那其实是强迫实行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一统，跟教育无关。那些自愿的研读，如一些私淑问学，包括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自愿组织的读经活动，都是一种正常。只要不涉及国民教育和公民义务的，自愿的"传教"和受教，发扬一种传统信仰或智慧，皆是好事。传统文化应受法律保护和舆论尊重，传统文化中的任何流派皆有同等存在、发展的权利，也有同等衰落、淘汰的可能。发扬，要靠信仰者按照他们的理解，自由地弘扬，但不能依靠政治权力压制排除其他流派。现代社会不要国教。至于国民教育，则应以已知确切的基础知识为教材，进行启发式教育，不灌输任何教义教条，以待理性成熟之后自由抉择。传统教育怎么办？应简略全面介绍传统各家的基本智慧，知道民族的历史成就，不传一教。公德教育怎么办？现代公德不是某一派的伦理，而是一切伦理的伦理，即公民自由权利的信念。知道自身的自由权利是什么，并且确信这也是一切人的同等权利，学会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尊重自由的主体——有尊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这就是现代国民公德。
以此可知，在读经的争论中，我们仍能看到不少人对文化的理解认知，其心态并非开放健全。如果我们仍停留在军阀对经典认知的水准上，那么，虽然我们口头上高倡读经尊儒，或口头上拥抱西典，儒家经典可能还属于汉字，但其现代转化，中国经典在现代文明世界绽开的花实，一定不是由我们来收获。这跟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不在中国的现象或道理相似一样。
五．
中国文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它之能够常谈，从历史的经验看，完全属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范畴。想想当下中国现代转型的艰难，可知文化是一个多么自大愚蠢或说卑鄙的字眼。在民生范围，中国人的生活资料，中国的吃穿住用，并不单是因为贸易保护战、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抑制，连农产品、儿童玩具也在绿色贸易壁垒面前望而却步。中国人的自污是严重的。以至于今天中国人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的投入占国家财政支出的一点四个百分点，完全赶超了发达国家。在民权层面，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善政观念、选举规则，也是借助于英语法语等西人的阐释，才得以形成理性博弈的轮廓。在文化产业领域，中国人的赤字同样是惊人的。以出版业为例，每年的出版出口跟进口比为一比四到一比五。就是说，当中国人不得不大量进口别人的文化成果时，只能出口一点可怜的菜谱、药典、拳术、养生健身一类的东东，那倒真是老祖宗的文化了。在生活方式层面，中国的匹夫个人至今不得不以学外语为目标或手段，以出国标榜，以国际接轨与有荣焉，以吃洋为教，甚至甲申宣言的参与者们，也都是假洋或挟洋自重的角色，这种价值观或生存方式正说明，中国文化的自觉或创造期远未到来。
王小波生前也赶上过文化热。他以特有的幽默撕破这类无意义的社会现象："不管怎么说，只有这么一种成果，文化显得单薄乏味。打个比方来说，文化好比是蔬菜，伦理道德是胡萝卜。说胡萝卜是蔬菜没错，说蔬菜是胡萝卜就有点不对头――这次文化热正说到这个地步。下一次就要说蔬菜是胡萝卜缨子，让我们彻底没菜吃。所以，我希望别再热了。"今年的文化热跟当时的文化热类似。王小波还不无悲哀地以他认识的一个傻大姐为例，这个傻大姐唯一的技能是缝扣子，她见人就会狂嚎一声："我会缝扣子！"那些老在口头上吹嘘中国文化了不起的人，说好听点儿，就是这一傻大姐，无所事事，一生靠别人养活，动辄说，我们有中国文化。说不好听点儿，他们不傻，但他们别有用心。
就在作者写这篇文章时，中法文化年已经到了尾声。我们空运人到巴黎街头去扭秧歌展示我们的文化后，法国人的文化展在我们这边有条不紊地进行。11月27日，"法国印象派珍品展"在北京完美谢幕。自10月10日以来，近50天的时间里，仅门票售出就达30万张，日参观最高达16000人。就是说，北京人每30人中就有一人在这段时间去看了画展。一篇11月28日的报道说："为满足观众要求，中国美术馆首次打破惯例，从前天早上9点到昨晚9点，连续售票展出36小时。。。。。。由于京城观众对法国印象派热情太高，昨天凌晨时分，展厅内仍旧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拥挤场面，一些深夜赶来以求静静欣赏画作的观众，只好在人流中边挤边看。由于展厅内不许拍照，不少人聚集到门外大幅招贴画《吹短笛的男孩》和《蒙特戈依街道》前，拍照留念。"我的一个朋友也带着她的儿子通宵去看画展――正是她的儿子，一个高中生，告诉我们，他后悔在《十面埋伏》面前浪费了金钱和时间。听到这样的消息，不知那些拿中国文化说事儿的人有何感想。但愿他们别让有文化饥渴的民众彻底"没菜吃"――没画可看。
以法国人萨特的话结语："我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从自己被迫置身的空中，对那种自由做出批判，并支持一种使无根的自由变为有根自由的原则。我的这种行动，其用意，并不是要人们小心地珍藏起某种东西，我只想告诉人们：人的存在必须要有一种内容。这种内容应该由泥土构成，而我本人则不过是一阵风而已。"
2004年11月29日写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