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一篇吊祭李自成革命的短文在西柏坡被毛泽东当作整风教材推荐给了全党同志，当时正是毛泽东即将带领胜利之师进京赶考的前夕。这就是《甲申三百年祭》。至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读书时代，这篇文章还是语文课本中的必读篇目之一。其篇顾名思义，是回顾和反思1644甲申年3月19日崇祯自尽，明朝灭亡，大顺建朝，转眼也灭亡之史实。改朝换代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平常至极，如夏周唐汉，凡三五百年，如大秦三国，或二三十载，均可一现。但《甲申三百年祭》偏偏着眼于明末清起之一时点。看完全篇，方知该文意不在明，而在继明而起瞬息即逝的大顺政权，他的建朝立国到灭国瓦解只有四十来天。
对于明朝的灭亡就如先前各朝的灭亡一样，不出意外，也不应奇怪。看看崇祯年间的景象，可知明朝进入崇祯时代，早已陷入了末世状态。魏忠贤与客氏名奸巨贪的暴露，已显朝政乱象；崇祯依赖宦官治国，既说明政府里精英人才的馈乏，也说明自身政治才干与治国能力之不足；朝四暮三，轻信妄断，今天削籍大臣，明天大辟疆吏，显现其统治手段的简单、粗暴与无奈；而频繁有那么多的大臣疆吏做出让皇帝生气的事而被削籍大辟，也说明其统治集团的腐败与没落；连年旱蝗成灾，“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剥树皮而食，……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遍地难民饿殍，“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1，浩荡皇恩此刻却“苛刻寡恩”2，口惠而实不至，也自丧失了民心。而卧榻之侧的关外，皇太极的满清大军虎视眈眈。内外交困，朝纲失措，一应王朝灭亡的条件俱已具备。应该说，明朝的灭亡是劫数已到，在劫难逃，不灭亡才怪。即使不葬身在李自成的大顺起义军手中，也会被大清的虎狼之师埋葬，或者在蜂起云涌的民患中焚毁。
真正让《甲申三百年祭》感叹的，是那个转瞬即逝的大顺王朝。这个王朝本也该象大汉王朝、大明王朝一样名垂青史，但是由于它的短暂，它终于没能登上中国的历史朝代年表，李自成也未能与刘邦、朱元彰齐肩列身于中国历史的帝王谱系表。人们感叹的，正是它在已经象所有王朝那样缔造者已将革命推向成功、并已象模象样开朝定都的情况下，缘何“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转眼烟消云散，灰飞烟灭，沦为历史闹剧，成为过眼云烟。
几十年来，人们在阅读《甲申三百年祭》时，最普遍的解读是《甲申三百年祭》作者借字里行间潜示，毛泽东通过《甲申》一文领悟并提醒全党同志体会的这样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警醒革命成功者不要重演大顺政权的悲剧。人们据此还进一步解读出大顺政权的失败是因为它的缔造们者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骄傲自满，二是腐化堕落。两大原因中，犹以骄傲自满为主要原因。
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这样谈论他的心得：“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这篇文章，不要犯李自成的错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他与刘、朱、周等革命成功者“进京赶考”时互相勉励与诫勉全党的，也着重在如何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等内容上面。
事实证明，毛泽东等第一代革命领导者借《甲申三百年祭》给革命胜利者的警示确实具有高瞻远瞩的作用。进京后至今，转眼又到了甲申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已快屹立六十个年头。这期间也有风浪坎坷，也有内忧外患，和李自成一样进京不久就遭遇外来强敌与美军在朝鲜战场交战，面临比破坏一个世界更难的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经济建设的任务，甚至还经历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样险恶的国际环境，然而共产党政权终究没象大顺政权那样垮掉、烂掉，没有象大顺政权那样来去匆匆，没有重演黄炎培所担心的历史周期律，而是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并正在带领全国人民在新世纪创造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辉煌。在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下，社会经济正在持续繁荣，政治文明正在深化发展，国家民族正在走向稳定富强。不能不说，毛、刘、周、朱一班人进京赶考时清醒的头脑、睿智的远见，给革命胜利者打下的免疫针所发挥的免疫力发挥了作用，共产党人没有骄傲自大，没有固步自封，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在政权意志的支配下，在谨慎、学习和一个个转变中成熟起来。同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特有的自律、纠错和去腐的组织机制，对于遏制组织的腐败和溃散，促进组织的保洁和良性发展，也展现出非凡成效。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余年、建立政权近六十年之不倒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共产党政权与三百六十年前的大顺政权相比，要高明得多，高尚得多，高超得多。三百年后进京赶考的共产党人，确实不同于李自成当年带领的那批考生。
两批进京赶考的考生，一个落魄而退，一个巍然屹立，除了时运之外，其实潜有颇令思量的奥妙。从思想境界而言，共产党政权与大顺政权就不可同日而语，他是一个与中国历史所有政权组织迥然不同的政党。共产党人在他的章程里面就明确宣示其斗争目标是为全人类解放。而李自成集团与刘邦集团、朱元璋集团一样，其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本集团的利益，“迎闯王不纳粮”、解民众于倒悬等宣传，从其后李自成的表现来看，只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非出自自成的真知。
其实李自成集团不乏高瞻远瞩之政治英才。李岩加入李自成集团后对李自成集团的战略运作所发挥的作用，从他为李自成拟就的“均田免粮”、“迎闯王不纳粮”4争取农民阶层等政治策略看，他也是个张良、朱升类的人物。如果真能让李岩等谋士的意念成为集团意志而加以贯彻，大顺政权的建立和稳固应该顺理成章。然而仔细比较史实，于无声处就陡然现出历史发展的泾渭。刘邦集团攻入咸阳后，张良、萧何一批谋士为刘邦审时度势，施行不抢掠、不称王、与百姓约法三章的策略，大施仁道，争取民心，为其后与项羽决战并最终战胜强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朱元璋在兵克徽州，胜利在握之际，采纳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项策略，收揽人心，夯实政权基础，直到条件完全成熟方才登基称帝，万无一失地保证了三百年基业的到来。三百年后的共产党政权不仅在进京前后谨小慎微，不骄不躁，进京后即在中央机关办公地新华门立下“为人民服务”的石屏，以明宗旨；在建国已24年后，毛泽东仍然借重朱升策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小心立政，谋求政权的稳定和长治久安。项羽、张献忠之辈以勇谋天下，未得人心，难得长久，或自刎垓下，或亡命天涯。而刘邦、朱元璋收揽人心，再取社稷，醉翁之意，在长久王道。策略各异，不同结局。要论从楚汉竞雄到满汉角逐到国共相争，政权竞争百舸争流的成功与否，无不以民心的归附与否为焦点。《明史》中记录马世奇《廷对》的一段话就讲得很有意思：“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不得民心，焉得民附。在李岩等一班谋士的正确导引下，那时的李自成是颇得民心的，颇有一呼百应之势。
看看李岩进京后向李自成上疏提出的四条谏见，可知李岩确是在大顺王朝最需要金玉良言之时提出了金玉良言、并将金玉良言提供给了决策首脑的经世之才。
第一，他要李自成待“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进）大内”，并由百官“选定吉期…修茸洒扫…礼定仪制”后，以帝王之道登基。
第二，他主张对前朝官员追赃，应分别对待，“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不枉不纵，严明政令。
第三，他主张“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不应在城中扰民作乱。并劝自成“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第四，他提醒自成吴三桂因陈圆圆事“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建议“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5
应该说，李岩这四条有针对性的谏见，是极有见地的。
睿智的政治智慧、高明的政治谋略和杰出的政治远见，是中国历史所有开国君主和开国元勋的共有特质。就中国文化之深厚，历朝换代之际出现几个高明的智识谋士是不成问题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智识之士之政见是否具有影响力，君主是否愿意听，是否愿意采纳这些政见。
刘邦、朱元璋以其深明大义的见识，采纳善言，尽得良辅，终究得成正果；毛泽东自己即熟读历史，智识过人，许多远见卓识胸臆自出，在进驻北京、攻陷南京之际，仍然谆谆告诫全党“不可沽名学霸王”，建国后不当大元帅，并常敲警钟警醒全党，为共产党政权屹立数十年而不倒，居功至伟。反视李自成，一代枭雄，起事之初尚能“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6，采纳李岩之言，做出一些除暴恤民、收揽民心、礼贤下士之举，略有刘邦、朱元璋等草泽英雄气概，也曾创造过“人之所附”之势。然而一打进京，稍有成就，却走向反面，迅速暴露出人性的弱点，在内有忧患外有强敌基础未牢的情形下，就耽于华盖，贸然称王，即使对李岩在政权关键时刻所上的如此重要的疏谏，读之却“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以致坐等败局7，功垂事败走向末路。进京后不善纳言、不用忠言、听信谗言等诸般表现，证明其智识之低能远不如陈婴8，政治意识之低下逊色汉唐宋明开国之君也不知几里，不堪为一代帝王。
自成之遇李岩，恰如刘备得遇诸葛孔明。从李岩向李自成所作的一些政治策略，即可见其超人的见识。初早之时，岩向自成进言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又请自成散所掠财物赈饥民。上述建议自成从之，起义军形象为之一振，“从自成者日众。”王气大增，战争形势为之一变。由此可见李岩智识，的确可为王者师。自成若自始至终悉心听取其辅佐，不信王位不取。进京之后，观其乱象，李岩以其智识，向李自成输肝剖胆忠言行谏，而自成终究未效刘备诸葛故事，对李岩政经之才金玉之言并不重视。对李岩的定位只是个二品制将军，地位低于愚武刘宗敏（一品权将军），低于宋献策（开国大军师），低于牛金星本（大祐阁大学士，为李岩引荐），可见李自成头脑中以亲疏视人，并不懂得知人善任之为君之道9。罩上黄盖，其表现更是得意忘形，不识大体，极不成器。李岩、宋献策等智识之士之谏见，终究未能转化为首脑的领导意识，并进一步推进为政权的集体意识，从而整个集团浑浑浊浊。在各自囚徒思维方式支配下，这群胜利者过早地陷入了内部倾轧，在集团中央层次就出现了牛金星对李岩的构陷，最终李岩和宋献策在内耗猜忌中被杀被逐。内耗的恶果未必比外敌的打击对政权所造成的损失更小。待政权上下在清军入关的攻势中头脑清醒过来，明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时，已难力挽狂澜。李自成作为统领，自当为其缺乏政治远见统率不力的不可饶恕的致命性错误负责。自成之过，昭然若揭。
政权集团意识的短见还可在各级文臣武将入京后的表现找到证据。进京其时，骄傲的条件并不成熟，关外清军屯兵欲进，吴三桂兵团还未解决，连通常开朝建国后大赦等大政也未实施，李自成却急急忙忙住进皇宫体验龙床的滋味；牛金星俨然以丞相身份忙于筹备登极大典；将军刘宗敏忙于拶夹降官，拷掠富绅，搜刮财富，“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索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几十万士兵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大家都纷纷然，昏昏然，陶陶醉醉，歌舞升平，都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上下官兵一齐动手，急匆匆地急于收获胜利果实10。现今小小警队长冒功求荣巧取豪夺豢养衙内颐指气使欺压盘剥胡作非为的事，想来在当时大顺的下层校尉和官吏中也应是常事。这与明朝弥留时分的景象何其相似：“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11。”这些胜利者此时已没有了纪律严明仁道之师的模样，而呈现出一副烧杀抢掠乌合之众的面貌。明朝败象乃是累积了几百年的龌龊，大顺政权仅进京四十天，政权的堕落与疯狂就达到了那些亡国之朝的程度，败坏出如此迅速，实在令人惊讶。这使人想起刚被他们取而代之的崇祯王朝。可叹的是殷鉴未远，大顺政权就陷入了同样的覆辙。这个王朝正是在崇祯的蛀食和纵容、以及他的官吏们的努力蛀食下归于灭亡。可以想见大顺的政权组织，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集体约束机制，甚至也没有建立或试图建立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合乎一个稳健政权应有的集团意识。牛金星、刘宗敏等政权里的大小官吏都沦落为了最无理性的白蚁，以为政权已经不朽，人人都化成了凶猛的白蚁，拼命地啮嚼大树，拼命地内耗相争，悄然制造自己的末世，挖掘自己的坟墓。他们似乎并不明白人人所寄生的这棵大树正是他们的依赖，也不明白他们的最大利益在于这棵大树之不倒。在上下一心的咀嚼啮咬下，可怕的结果果然很快就发生了，树倒蚁亡，作猢狲散，人亡政息重做流寇，只是这时的觉悟已经于事无补了。集体性政治意识的缺乏，终究葬送掉了大顺政权这棵大树，也毁灭了依托大顺而存在的每一个人。那些早早就灰黑帮化了的大小头目，也必须为自己缺乏政治责任和集团利益必须建立在多赢共存生态意识的短见所带来的恶果负责。
这次进京赶考的恶果直接决定了李自成集团的最后结局。他们在京城的表现，使得溃出京城的大顺政权被公众视为了黑帮集团。其实人民并不相信李自成当了皇帝社会就真的进入了“不纳粮”圣境的表白，中国老百姓几千年的观念中，从来就没产生过当政者是“公仆”的念头。只是与明王朝贪官酷吏的比较中，他们寄希望于新的政权清明一些、廉洁一些、公正一些。他们心目中对政权形象的诉求，更接近于期盼皇帝和政权系统能是一个好的利益代理人、经纪人和保护者，是一个在黎民百姓法理中符合公正、仁道、宽厚等特征的青天老天爷的观念。他们对皇帝和政权官吏适当的特权与待遇也并不反对，也乐于支付适当的报酬来换取官吏们提供公正、仁道和宽厚，甚至对各级官员额外分摊的“粮耗”、“火耗”、“羡余”12等负担，只要不危及生存，黎民们都采取容忍的态度。他们对崇祯政权的放弃正是因为他们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横征暴敛和欺凌敲诈，由此他们将明王朝视为了欺民肥已只图私利的灰帮集团和黑帮分子。李自成集团进京后的急剧变质，使他们既无奈又伤心。这种民心的丧失从以后大顺政权残部的结局中可见一斑。
李岩、宋献策这样有头脑的人被杀被逐，从上到下迅速的灰黑帮化，内树强敌外招强患，苦心换取的民心又迅速丧失，这个刚刚长成的大树随同白蚁一同倒塌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李自成率军退出京城就再也没能东山再起，溃逃各地的各部也没能建立根据地，自成本人躲藏在九宫山，怏怏不起，落魄而亡，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和辉煌一时的大顺政权就此彻底覆灭。
大顺的组织者们对集团意识和政权意志的构建缺乏重视还可在组织机构上找到确证。不论在进京之前还是在进京之后，大顺政权内部都没有形成正确的掌握政权、建设政权的必要意识，也没有清晰并富有远见的政治理念，自然也还没有维护政权意识的《内部监督条例》之类的东西。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李自成领导才能和政治资质的低下。
事关政权前途的大政方略未能成为政治集团的政权意志，未能在制度和人事组织中得到体现，未能在集团成员中贯彻为集团意识，集团成员从上到下始终受狭隘短视和自私的农民意识所支配，这是李自成政权如此短命并迅速失败最根本性的原因。骄傲自满只是其表象，腐化堕落同样也只是其外在的表露。就如严、和、胡、成13等辈明知人生消耗甚少却偏要贪敛巨大财富并且为财而亡，其实贪财暴虐只是外在，人生观念和政权信念的缺失才是内在的根本。
对这次几乎就要大功告成的王朝梦的最终破灭，我们无法找到李自成入主紫禁城后的李氏皇家档案来追寻他们当时的思想状态，而各方流传下来的史实记录给人的印象，是这些胜利者的目标仅在于占据社稷，仅停留于占据社稷，而不是经营社稷。因为他们并没在经营社稷的课题上下功夫。李自成起于草莽，出于草莽，最终还是没逃脱草莽的心态。与雄才大略入主中原的敌人皇太极相比，与虽负恶名却异常勤政的雍正相比，与三百年后未雨绸缪深谋远虑的共产党人相比，甚至与同样起于草莽的刘邦、朱元璋相比，自成委实算不得真豪杰。
事件的偶然性往往昭示着历史的必然性。假如李自成创业时是什么风范成功时还能保持那种风范，假如大顺集团进京前是什么风范进京后还能保持那种风范，假如李自成集团能够将李岩的政经理念上升为政权意志，假如大顺的官兵们具有足够理性的集团意识，假如集团由白变黑的进程不那么快或者稍稍迟缓一点，假如李自成作为集团首脑的政治理性和资质稍稍多一点，假如政权官兵此前也经历过整风运动、脑筋里有那么一丁点儿大局意识……如果这些假如有一个存在并发挥作用的话，即使后来退出京城与清军进行长期抗战，其胜负仍难预料，不至于落到一败涂地的地步，历史的图景也未必是现在的模样。然而种种假设都不能替换历史的真实性。就如法国人的假设不能改变滑铁卢的泥泞已经带给拿破仑的失败一样14，三百六十年后今天的中国人也不能依靠假设来重塑大顺政权的命运。
北京依然还是北京，紫禁城也还是那个紫禁城。可曾经端坐里面的崇祯、李自成、溥仪都先后离开了那个地方；把紫禁城从北京搬到台北的蒋家父子也离开了他们心仪的城垣。不知今天到北京故宫、或台北故宫旅游的人们面对斯城斯殿，还能感受多少触动，还能发出多少感慨！
记于甲申2004年2月19日夜
1均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马懋才《备陈大饥疏》。
2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流贼传》。
3毛泽东在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4见《李自成传》
5前述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北略》。
6见《明史》。
7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北略》。
8秦末各地起义蜂起，众人推陈婴为王；陈婴审时度势，坚不称王。
9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据《北略》和《甲申传信录》。
10见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11崇祯《罪已诏》。
12中国封建社会各级官吏除领取皇帝薪银外，还巧立名目捞取私财，如补征粮税耗损的部分叫“粮耗”，补征上缴银两溶铸耗损的部分叫“火耗”，皇帝默认各级官吏以这类方式获取的收入，并将这部分收入称为“羡余”。两千年封建历史中，它们都是官吏们合法的非法收入，皇帝和黎民对此都采取容忍的态度。
13严世蕃、和绅、胡长青、成克杰皆前朝今世以贪贿奸恶著称的历史名人。
14至今仍有相当多的史学家认为，拿破仑在滑铁卢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失败纯属偶然，如果当时那名信使顺利将信息送达增援部队，滑铁卢之役将不会战败，欧洲历史也将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