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日等西方国家集体陷入困境与新兴大国的群体强劲崛起，使国际力量对比日趋平衡。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重返亚太”，推动亚太地区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复杂变化引发国际秩序与规制之争，给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国际格局演变带来深刻长远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加速发展，围绕国际秩序与规制建设，新老力量展开激烈斗争，这将对国际格局的演变产生深刻复杂的影响。
西方国家遭遇集体性下沉
2011年，欧美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蔓延和深化，日本遭受地震、海啸与核泄漏三重灾难，欧美日作为世界经济的一大主要引擎失灵。在危机下，西方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的弊端充分显露。
作为本轮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式自由资本主义受到严重质疑。正如美国全球发展研究中心所长伯索尔与著名学者福山指出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强调小政府、解除监管、私有化和低税率的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面临考验。围绕债务上限谈判和标普降级事件，美国舆论对华盛顿的“政治两极化”和党派一己利益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的决策机制深感失望。继茶党之后，美国又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的焦点是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贪婪、权钱交易、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及贫富分化等深层次制度性问题。
债务危机也使长期引以为豪的欧洲发展模式风光不再。在经济与社会危机面前，欧洲执政的左右两翼均拿不出有效应对危机的办法，欧洲五国先后经历了“换相”风波，但新上台的政府在结构性问题面前难有大的作为。正如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所说，希腊的危机是一场政治危机，是民主治理的危机。
日本政府在灾难面前应对失当，尤其是在应对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和核泄漏问题上，信息滞后、行动迟缓、措施不力，导致核危机迅速扩大，引发日本国内乃至世界各国民众的恐慌，充分暴露出能力不足和官僚体制的问题。而日本的在野党在灾难面前不是与政府同舟共济，而是伺机兴风作浪。日本走马灯似的更换首相，使民众对政治越来越感到厌倦。
亚太地区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上升
相对于西方国家政治经济颓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充满活力，竞争力不断上升，发展模式受到重视。全球经济力量不断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其显著影响是国际战略重心持续东移，亚太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各大主要力量竞相在亚太地区谋篇布局，地区国家关系互动频繁。
中国是影响亚太格局变化的最主要因素。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富活力、最具潜力的国家，是推动国际形势演变、国际格局调整最能动、最活跃的力量之一。目前中国已是大多数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并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亚太多数国家欢迎中国的快速发展，希望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实现经济发展，但也有部分国家心态复杂，担心中国崛起后在地区谋取霸权，冲击现有的地区秩序。
美国加速“重返亚太”。随着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逐渐撤离，美国加快了向亚太转移的战略步伐。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撰文强调：“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的驱动力，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核心。”美国强化并拓展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军事同盟关系，并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组建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等多重三角合作；强化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加强在澳大利亚的驻军，频繁同亚太国家举行联合军演。在多边领域，美国利用加入东亚峰会之机，试图将该组织打造成新的地区政治安全机构；大力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进程，企图以此为抓手掌控亚太自贸区建设的主导权。
俄、印、澳等大国亦加大对亚太的关注力度。日本“3·11”灾害发生后，俄立即宣布增加对日本的油气供应，以缓和因北方四岛问题而冷淡的两国关系。朝鲜与俄达成修建跨朝鲜半岛的油气管道建设协议。印度加快“东进”步伐。印、日签署自贸协定，两国还就推进核能协定谈判达成一致。印、越领导人举行会晤，签署石油开发协议并启动安全对话机制。澳大利亚在加强与日本、韩国关系的同时，加大对印度的外交力度。俄、印、澳加大对亚太事务的参与，使传统以美国与东亚国家互动为核心的亚太外交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大，亚太作为全球政治与经济重心的特征更加明显。
国际秩序与规制之争日趋尖锐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引发国际体系的变革，原有的国际秩序面临挑战，而新的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全球治理需要新的指导规则。西方大国极力维持并强化对国际体系的主导权和新规则的制定权，而新兴大国则在艰难地争取更大的主动权，国际话语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之争日益升温。
地区政治安全秩序之争凸显。发生在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社会动荡冲击着西亚北非地区的传统政治秩序和国家关系。美欧利用西亚北非乱局，通过武力干涉与经济援助，企图引导地区变局，主导中东新秩序。而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则秉承《联合国宪章》精神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和支持西亚北非国家自主处理内部事务及其政治过渡进程，强调联合国应在稳定局势和重建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反对西方滥用“人道主义干预”，努力维持地区局势的稳定。在亚太地区，美国以双边军事同盟及“民主同盟”为基础建立新的联盟关系，挑拨地区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力图建立由其主导的亚太政治安全新秩序。而中国则强调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努力通过对话与磋商解决领土、领海争端，避免在地区制造新的紧张对立。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之争有新的发展。围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选举，新兴经济体国家首次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首次展开真正的较量。金砖五国在共同发表的《三亚宣言》中称，支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建立能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的拥有广泛基础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成员行签署的《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显示，将稳步扩大本币结算和贷款的业务规模，服务金砖国家间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这表明成员国加大本币合作进程加速，力求规避贸易中使用美元带来的汇率风险和成本。
在气候变化、网络空间管理等问题上斗争激烈。在气候变化领域，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德班会议期间要求发达国家履行有关援助承诺，与阻挠谈判进程的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会议最终决定实施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成功保证了《京都议定书》的延续。在网络空间领域，随着2011年9月中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向联大提交“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围绕如何建立、健全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文化指导规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欧美国家强调个体技术优势的“先来者先占”原则，与诸多相对弱势国家看重的“人类共同财产”原则之间的竞争将日趋激烈。在网络空间安全规范上，美欧联手向其他国家推销《网络犯罪公约》，计划逐步将其打造成覆盖全球的国际性公约，从而确立网络犯罪国际立法领域的主导地位。
世界面临新的不稳定因素
国际力量格局、利益格局与发展格局的大分化、大改组和大调整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引发新的政治社会动荡，产生大量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对地区乃至全球秩序的未来走向将产生深远影响。
西亚北非动荡短期难以平息且有外溢的可能。西亚北非动荡使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政权发生更迭，叙利亚巴萨尔政权岌岌可危。部分国家实现政治多元化，开始了真正的多党制。动荡使伊斯兰势力进一步兴起。埃及、突尼斯和摩洛哥三国的伊斯兰政党通过选举和平取得执政权，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剧变中采取加入政治反对派或挑起教派冲突等手段，影响有所扩大。阿拉伯民族主义抬头，地区国家反以、反对西方干预本国和地区事务的情绪上升。上述因素使西亚北非形势短期内难以平稳，部分国家形势在外部干扰下有可能失控。地区国家关系面临分化重组，旧有矛盾可能重新被激化。西亚北非动荡的影响将超出地区范围，向邻近的中亚、南亚、非洲蔓延，伊斯兰势力的兴起将使地区乃至全球稳定面临新的考验。
地区热点面临新的不确定性。中东变局一度使伊朗地位增强，“拥核”信心更加坚定。但随着美国指责伊朗企图暗杀沙特驻美大使案件的发生、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关于伊朗试图发展核武器的证据的报告以及伊朗示威民众冲击英国驻德黑兰使馆，伊核问题再度升温。美、英、加拿大、欧盟、日本等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阿巴反恐形势并未因美国在巴基斯坦境内击毙本·拉登而根本好转。随着美巴关系转趋恶化、美宣布将在2014年完成从阿富汗撤军，阿巴反恐面临新的挑战，地区恐怖活动可能出现新的反弹。巴基斯坦将面临更大的内政外交困境，而阿富汗可能重新陷入各派力量混战之中。朝鲜半岛逐渐走出“天安号”事件与延坪岛炮击事件留下的阴影，但韩朝互动并未全面恢复，朝核问题依然僵持。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突然去世使半岛形势和朝核问题的解决面临新的变数。
全球治理将面临领导缺失的困境。债务危机与国内政治两极化使美国无力继续发挥全球领导作用。根据美国未来10年的削减开支计划，国防、外交预算将被大幅削减，美国干预地区事务的能力将受到限制。在利比亚事件中，美国领导意愿下降已初露端倪。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盟自顾不暇，在英、法、德就进一步提高欧盟的治理达成妥协前，很难在一些涉及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上达成真正的共识。中、俄、印、巴西等虽在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并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但其对解决西方的债务危机能力有限，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尚不具备领导世界的实力和条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和能够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国家，世界将进入“零国集团”（G Zero）时代，国际治理真空将成为世界所面临的短期乃至中期危险。
（作者单位：外交部拉美司、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