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过去20年了，它无疑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这不只意味着一个超级大国的崩溃，不单标志着战后长达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与苏美两极世界格局的结束，更重要的是意味着长达近70年之久的苏联社会主义与战后一大批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这一事件比巴黎公社失败所包含的内容与提供的教训要丰富、深刻得多。我国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很多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有价值的思想和建议。但亦应看到，至今在不少重要问题上还存在不同看法，我们应冷静下来进行再思考。
中国对苏东剧变研究大体经历的三个阶段
东欧开始发生剧变的时候，不少人认为，苏共是列宁创造的党，它的基础比较牢固，不至于发生剧变，但结果到1991年12月25日苏联就发生剧变。我们一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很多人认为这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是外因起主要作用，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一阶段时间很短，很快转入第二阶段。大家认识到“外因论”从理论上站不住脚，也与马克思唯物主义不相符合。于是开始从各个角度（比如民族、体制、经济、对外霸权、外交政策等）来研究，应该说取得了很大进展。
第三个阶段是从1996年开始，大家意识到在角度研究之上得找出一个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原因。大家较为认同的看法是：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是一种“合力”的结果。但问题是，如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找出苏联剧变起主导作用的因素。
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
多年来，在探究苏联剧变根本原因的问题上，国内学界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主因，而蜕变又往往归咎于苏共个别领导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叛变，有人把它称为“叛徒论”；另一种则认为，斯大林模式长期未进行根本性改革才导致剧变的发生。我一直坚持后一种看法。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正如普京所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2010年5月7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访谈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保加利亚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谈到苏东剧变原因时指出，最让人失望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为像斯大林著作中所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死后一直保留下来。这里指的是斯大林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原则。而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跨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托尔多·日夫科夫著，吴锡俊等译：《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社科院前院长胡绳指出：“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笔者认为，不应把讲体制的问题跟讲党的问题对立起来。因为，党的问题只有从制度层面去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苏共党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迷信和特权盛行、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十分明显地是在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又由这种制度保证这些弊端的长期存在和发展。还应指出的是，有人在分析党的问题时，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叛徒”，这并不符合史实。有人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实际上，简单地说，就是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已出现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及苏共。
以上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至今还在进行。笔者认为，为了弄清产生上述不同观点的根由，需要研究其深层原困，而在这方面还缺乏直面的论述。
产生上述两种不同观点的深层原因
第一，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其主要的内容是否可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笔者认为不是，必须通过根本性改革来改变这种模式。另外一些观点认为，斯大林的模式从本质上讲是可以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们竭力维护乃至美化这个模式，为之辩护。有人说，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偏离苏联模式的结果，谁要批判与否定斯大林模式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的领导”。甚至还说，否定斯大林模式，是“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联剧变的道路”，这是“力图把苏联已经发生的惨痛教训在中国重演”（刘书林：《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似乎中国只有走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老路才有前途，如果有人揭示斯大林在历史上的错误，就会批判你否定党的领袖，并认为这是导致苏联剧变的第一个原因。在另一些人看来，重新认识与批判斯大林在历史上犯下的种种错误乃至罪行，是历史虚无主义。说这些话的人，他们的潜台词是十分清楚的。
第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有人说尽管某些方面有缺点，但它毕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笔者认为，它并不能构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如果承认斯大林模式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等于给我们自己的改革套上一个紧箍，要改革就要改造这个制度，那就动不了--一动就是修正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
随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研究的深入，对斯大林模式的认识也有了很大变化，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是社会主义的严重变形和扭曲。
我们不妨看看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与马、恩设想的区别：从政治上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近期目标是发展民主，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而长远目标，是运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消灭阶级与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使社会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从所有制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马克思主张：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相互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可见，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都相距甚远，它不可能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因此，我们可以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正如胡绳同志指出的“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胡绳全书》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对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持不同看法的又一个重要内在因素。
第三，对剧变在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评价不同，即苏联剧变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笔者认为，尽管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并发生过严重的转型危机，老百姓生活曾相当困难，但从苏联剧变的历史条件和根本原因看，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说，是个进步。20年来，俄罗斯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使一党垄断、党政融合、议行合一、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等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的政治体制不复存在，过渡到宪政制度模式。应该说，这对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来说，是政治体制的质的变化，它有利于克服那种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政治体制所存在的种种严重弊端，使广大俄罗斯人民得到在苏联时期不可能得到的民主与自由。总的来说，俄罗斯经历了20年的政治体制转型，民主政治有了进展。在梅德韦杰夫看来，俄罗斯已经是个民主国家，尽管这种民主是年轻、不成熟、不完善的，还处在民主发展道路上的起点。从经济转型情况看，俄罗斯在1996年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经过不断改革与完善，现在国际上也承认了它的市场经济地位。当然，它离文明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转型任务远未完成。由于实行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转型，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都起了积极作用。俄经历转型危机后，经济转入较快增长的时期。它从1999年经济开始恢复增长至2008年的10年，GDP年均增长率为7％。人均GDP从1999年的1210美元增长到2010年已超过了1万美元。从1999年到2010年居民月均收入增加了10倍，现俄罗斯月均工资约为700美元。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4230万减少到2010年的1810万。应该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是大多数民众得到实惠的增长。
从以上情况看，摆脱政治极权实行政治民主化，摆脱高度集中的低效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实行经济市场化，显然是个历史进步。
第四，我们研究苏联剧变的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还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这是产生两种不同观点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只能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考虑问题，而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的责任。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革”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人民日报》1980年8月18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来源: 同舟共进
